“邑无异产”书写格套的形成与演变，根植于治世理想与异产充盈的冲突，更回应了明清时期人地矛盾尖锐背景下，人与物种如何共处的核心命题。
原文 ：《明清方志的“邑无异产”书写》
作者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刘爽
图片 |网络
物产专志推动物产书写体系化
中国物产书写源远流长，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以《山海经》为发端的博物学知识，根植于先民生产生活实践，是对自然事物的经验总结。这类民间零散知识能系统成书，与国家王官部门对资源的调查、征发需求密不可分，《山经》便清晰呈现了传统博物知识由民间经验向王官之学转变的关键轨迹。中古时期，《异物志》《博物志》等地域性博物著作兴起，成为物产专志的主流形式，推动了物产书写的专门化与体系化。宋代以降，方志物产记述逐渐形成“条目+注释”的固定体例，具备物产专志的功能属性。明清时期，方志纂修由循进走向兴盛，成为载录物产的核心载体。随着物产种类日臻繁富，书写体例由驳杂走向精严，类目编排日益细化，深刻反映了人们对物产认知与利用水平的逐步提升。
在此过程中，方志纂修者以“常产”“异产”作为物产分类与取舍的核心标准：以“厚民资生”为实用取向，重点载录与民生相关的“物之常产”；以凸显地方特色为目标，主动搜求具备异域色彩与稀有性的“异产”。这类“异产”多由早期“异物”转化而来，契合了人们对奇珍异宝的渴求。然而，细究这一脉络不难发现，其与访求异产的实践形成鲜明反差。这种矛盾书写既契合物产知识累积的总体趋势，又背离人们猎奇逐异的普遍心理，从而构成明清方志物产书写中极具探讨价值的学术命题。
目前，学界对物产书写的关注集中于两个维度：一是聚焦方志物产记述的文献价值与经济史意义，如郁冲聪对中古物产专志流变的系统考察；二是关注边疆异产与政治、文化的关联，如毛丽娟以《滇系》“异产类说”为研究对象，运用“以物证史”范式，探讨中央与土司关系、异产与地方经济及文化信仰的关联。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明清方志中“邑无异产”这一矛盾性书写格套尚缺乏系统考察。
明清方志中“邑无异产”的书写格套
明清方志中“物产”“土产”“风俗”等类目的撰写多存格套化文字，在志书“凡例”与各类目“小序”中有所表现。细检明清方志文献，可总结以下书写组合模式。
一是“地性+无异产”模式。多见于“物产”“地理”类目，以《周礼·地官》中“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为立论依据，阐释“物各宜有所殖”的物产地域性。其一，以一地土性“硗确”或“贫瘠”强调异产鲜有。如万历《弋阳县志》：“弋，瘠土也，其所产皆切于物食器用之需，而无珍奇玩好之异。夫王者不贵异物，苟利于民，即无异产，庸何伤。”其二，以一地土性“膏腴”凸显“通产”“常产”之外“无异产”。如顺治《光州志》：“汝南居天地之中，所产宜富也，而止于谷粟布帛畜物之类，意者中正之气所发欤。光，汝南属郡，自菽粟布帛外，无异产。”以上反映了方志纂修者的共有态度，即无论土地贫富，皆以“天下所共切用之物”为主要物产，“无异产”具备客观描述与价值导向的双重意义。
二是“风俗+无异产”模式。将“邑无异产”嵌入地方风俗概述，阐发地方民风淳朴、不尚奢华、商贾稀少的务本业态。如万历《嘉定县志》：“惟嘉定濒海而襟江，数患盗警，且土无异产，舟车艰塞，百贾罕游，民苦重赋。”这种将物产状况与民风教化相勾连的书写逻辑，实则是“仓廪实而知礼节”思想在方志纂修中的体现，通过强调“无异产”塑造“务本抑末”的社会价值导向。
三是“物产+无异产”模式。多见于“物产”类目“小序”或结尾说明。一种是基于想象的主观叙事，凸显“不贵异物贱用物”的价值准则。如嘉靖《建阳县志》：“邑无异产，然足以资民用而尽物曲之利者，导而布之上下矣。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另一种是基于现实的本土调查，阐明“邑无异产”的客观事实。如乾隆《鄞县志》：“邑无异产，其异者，或昔有今无矣。五谷六扰通于天下，海物之错，亦不专隶。鄞必他处所无，及美者、多者始载，则稻粱菽麦瓜菜鸡鹜，且不登于方州之书矣。”
明清物产方志在跨学科研究中的价值
“邑无异产”书写格套并非简单的文本表述，无论是基于价值判断的想象叙事，还是勾勒物产变迁的实地图景，都展示了明清地方性物产知识存在虚实相生的复杂面相。这种虚实交织的特征，既与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相关，又折射出明清时期地方社会在物产认知、经济诉求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张力。
王明珂曾以历史心性、文类、模式化叙事情节来表述三种典型的文本结构。其中，历史心性促使人们创作并相信特定叙事模式的历史，方志文类所展示的地方情境与社会记忆，包含多种模式化叙事情节。它规范或导引历史的想象与书写，由此产生的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互为表里，也造成一些社会现实的延续。
本质上，“邑无异产”书写格套的形成与演变，根植于治世理想与异产充盈的冲突，更回应了明清人地矛盾尖锐背景下，人与物种如何共处的核心命题。人类活动与物种生存的空间争夺日趋白热化，植物、动物与人类之间繁复纠缠、同生共死的关系，催生了诸多亟待应对的社会伦理问题，成为考验地方治理能力的关键议题。正如多物种史研究所示，重构多物种、多元素相互关联的历史认知，探究物与人的互动交染、协作共存，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视角。
从全球史与环境史的交叉视野审视，明清时期的多物种遭逢与治理困境并非孤立的区域现象，其中，人与物种、文明与自然的互动经验，为当代社会应对同类议题提供了历史镜鉴。展望未来，或可拓展史料范围，深入剖析“邑无异产”书写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方志中的表达差异，挖掘差异背后的区域社会特质与文化基因，方能更全面地揭示这一书写格套的深层历史意涵。唯有将人与物置于宏大而具体的社会关系、文化语境与政经体系中，从制度、文化、精神维度提炼历史经验，方能为探寻多物种共存路径提供坚实支撑，并彰显地方志文献在跨学科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全文将刊发于《上海地方志》（季刊）2026年第3期]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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