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民族党领袖宝琳·汉森近日表示，她不排除在下次选举中竞逐众议院席位，并希望取代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就在联邦政府推出一份包含多项改革内容的预算案几周后，最新民调显示，单一民族党的支持率已超过工党，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政党，甚至在通常更偏向左翼的一代人中也是如此。
专家认为，这一结果可能与教育差异、政治信任以及复杂改革难以被清楚解释等多重因素有关。在红桥集团与埃森特联合开展的调查中，31%的受访者表示会在选票上把第一顺位投给单一民族党，高于工党的28%。
不过，在澳大利亚最年轻的选民中，情况明显不同。18岁至29岁的Z世代选民中，单一民族党的第一顺位支持率为10%，远低于工党的35%、绿党的27%和联盟党的18%。
但在千禧一代，也就是目前30岁至45岁的人群中，单一民族党以30%的支持率位居第一，工党为28%。绿党远远落后，为18%，联盟党则更低，仅为16%。
此前，千禧一代似乎一直打破了澳大利亚历代选民“随着年龄增长而转向右翼”的趋势。最近两次《澳大利亚选举研究》都提到这一点。这项研究可能是澳大利亚观察政治风向变化最深入的调查之一。
麦卡利斯特对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新闻部表示：“支持单一民族党的年轻人，往往没有教育资历；而支持绿党的年轻人，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支持主要政党的年轻人，通常拥有教育资历。”
他说：“过去20年里，我们看到大学教育大幅扩张，而这一代人正处在这一变化的核心位置……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其投票方式与没有大学教育背景的人明显不同。”
麦卡利斯特认为，因此在21世纪，代际、性别和教育状况，已经取代社会经济地位和收入，成为预测个人投票选择的主要因素。
红桥集团研究总监西蒙·韦尔什也对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新闻部表示，教育“确实是这次调查结果中一个相当合理的解释因素”，尤其考虑到单一民族党的选票分布“具有相当明显的地域特征”。
他说：“所以，这首先仍然是一种地区性选票，而且这种支持正在增加，并逐渐扩展到澳大利亚的大城市外围郊区。”而这些地区的大学教育完成率通常也较低。
红桥集团调查的另一项重要发现是，联邦政府2026年预算案在年轻一代中并未获得特别积极的反响，尽管政府在宣传资本利得税和负扣税调整时，将其定位为解决住房代际不平等问题的举措。
只有12%的千禧一代和21%的Z世代认为，这份预算案对他们的影响会是“好的”；28%的Z世代和26%的千禧一代认为“没有影响”；27%的Z世代和34%的千禧一代则认为影响会是“坏的”。
近期一项红桥集团与埃森特的调查显示，多数Z世代和千禧一代受访者认为，2026年预算案对他们要么“没有影响”，要么会带来“坏影响”。
蒙纳士大学研究人员卢卡斯·沃尔什曾主导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在2025年联邦选举中，住房可负担性是年轻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沃尔什表示，工党在2026年预算案中提出的改革，可能过于技术化、过于抽象，许多选民难以真正理解。
他说，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中，“一切都被压缩成简短口号、片段和帖子”，因此“要解释复杂性和细微差别，已经变得困难得多”。
“对任何政治阵营来说，解释复杂改革都比过去更具挑战。”韦尔什对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新闻部表示，红桥集团与埃森特的调查发现，只有6%的Z世代表示自己“听说过很多”有关预算案的内容，33%表示“听说过一些”，47%表示“听说得不多”，14%则表示“完全没听说过”。
相比之下，千禧一代的关注度明显更高。27%的人表示“听说过很多”，39%表示“听说过一些”，26%表示“听说得不多”，8%表示“完全没听说过”。
不过，韦尔什也强调，这些结果并不能说明人们具体接触到了什么内容，其中相当一部分信息也可能是负面评论。他说，虽然27%的千禧一代表示自己“听说过很多”有关预算案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听到了双方的说法，而这正是政府真正的问题所在”。
如果预算案在年轻人中反响平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处在澳大利亚住房可负担性危机最前线的人，尚未真正感受到政策变化带来的效果，同时也对过去的政策感到失望。
沃尔什对澳大利亚特别广播服务公司新闻部表示：“不管你支持绿党、工党、单一民族党，还是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你都必须开始拿出政策成果，不是政策设想，而是政策结果。”
他说：“关键还得看最终效果——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年轻人获得可负担住房的机会。”“我们已经看到，仅仅在最近的讨论推动下，房价就出现了一些下降。也许这最终能被转化为一句话：‘看，我们为年轻人创造了更多住房机会。’”
房地产研究公司科塔利蒂最新研究显示，被视为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关键指标的拍卖清盘率，近期已跌至自2020年后以来的低点。
尽管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下滑很大程度上是由更高的利率和更广泛的房价周期推动的，但也不排除部分投资者已开始回避购买现有住房，因为这类交易将受到工党税收调整的影响。
难以进入住房市场，也可能通过另一种方式推动千禧一代转向支持单一民族党，那就是他们对政治体系的信任下降。
麦卡利斯特说：“我们在最近几次《澳大利亚选举研究》中注意到的一点是，千禧一代的信任水平明显偏低。”“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住房有关——他们无法进入住房市场，而这正在加剧他们对政治过程的不信任。”
他说，数据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人们在十几岁末期、刚获得投票资格时，往往更信任政治体系。“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过程，诸如此类。等到了20多岁、30岁出头，他们就会变得更幻灭一些。”
《2025年澳大利亚选举研究》显示，在所有选民群体中，单一民族党的支持者对政府最不信任。其中74%的人表示，政客“通常只顾自己”。
单一民族党的选民更有可能对政客的动机抱有强烈不信任。韦尔什表示，单一民族党支持率上升，是“这些选民因生活水平多年持续下降而产生的挫败感和愤怒的一种表达”。他说：“这并不是说他们突然明显右转了，而是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真实承载这种愤怒、挫败和焦虑的政治载体。单一民族党所做的，就是回应了这种情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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