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慧超
（一）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二十四岁那年，苏轼独自赴凤翔上任，在驿道霜尘中写下这句诗。这是他仕途的起点，也造就了“雪泥鸿爪”这个禅意盎然的成语。
少年得志，气干青云。苏轼自然也希望能在政坛上大展拳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那时他不会想到，自己一生仕途颠沛坎坷；也不会想到，他和弟弟苏辙，将会成为“新旧党争”漩涡中心的话题人物；更不会想到，自己竟会因诗文入狱，险些丧命。
有趣的是，论后世声名，苏轼远胜苏辙。但站在兄弟二人身处的时代，就所掌握的权力与可供调配的资源而言，苏轼在官场一直是“边缘人物”，远不及弟弟苏辙。
苏辙曾官拜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丞，相当于今天的副国级高官，是当朝宰执团队的核心人物。
反观苏轼，他从未进入帝国的权力中枢。自搅入新旧党争，经历“乌台诗案”后，他的政治生命就走向了一场漫长的下坠，被贬谪蛮荒之地，再无力影响国家的政策路线。
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苏轼在二十四岁的诗词中，就道尽了“宿命”二字：
渺小的个体，面对时代洪流的冲击，不过是一粒毫无存在感的尘埃。
纵使这粒尘埃在自我的时空中，努力腾挪纵横，也抵不过时代纷扬雪花的轻盈一抹，恰似飞鸿踏雪泥。
（二）
中国士大夫从政的最高准则，或可凝为五个字：
从道不从君。
北宋的文人向来有“以道抗势”的传统，即儒家的“大道”高于皇权的“强势”，有点吾爱吾皇，但吾更爱真理那味。
问题在于：何为“大道”？不同立场、不同经验的人，理解截然不同。当“道”被两派持不同路线的人各自阐释，冲突便不可避免。
最终陷入“一个道字，各自表述”的罗生门。
熙宁二年，王安石进入帝国中枢，掀起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大宋朝堂很快便撕裂为新旧两党，终日争吵不休。
这里有一个关键背景常被忽略：
至少在熙宁变法之初，在我看来其实很难用忠臣大战奸臣，或者“君小之争”这样的标签去简单概括。这与熙宁后期，尤其是元佑时期的恶性党争，是有本质区别的。
熙宁之初，所谓新旧两党的较量，本质不是权力争夺，而是治理观念之争，是双方对“道”的理解不同。
即争斗的双方在底层动机上， 都想把国家搞好——王安石目睹帝国积弊，认为非大变不足以救国，其道在于“因时变法”，以国家权力重构社会经济；司马光基于执政经验，警惕激进改革对秩序的冲击，其道在于“持重守成”，以渐进改良维护稳定。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苏轼的“旧党”身份才值得重新审视。他反对变法，不是政治站队，更不是与王安石有私怨。
熙宁四年，苏轼写下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系统性地批判新法。以苏轼之才，此文自然旁征博引、逻辑缜密，成为反对派奏议中最具分量的一篇。
可也正是此文，坐实了苏轼“旧党”的帽子，这个标签如一只巨手，左右了苏轼后半生的命运。
彼时，御史吕诲、刘琦和谏院范纯仁等官员，陆续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到罢免。
这篇奏折的后果，是苏轼的名字，也被添进了罢黜官员的名单之中。几个月后，在王安石的授意下，御史谢景温发难弹劾苏轼，苏轼因此被迫乞补外任。
熙宁四年，苏轼被外任为杭州通判。
这是一场漫长的贬斥。期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苏轼因诗文入狱，新党罗织罪名，欲置他于死地。
在狱中，他为弟弟苏辙留下诀别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催人泪下之余，已是抱必死之心。
再之后，罪人苏轼被贬黄州、徙汝州、知登州……从外任杭州开始算，至宋神宗驾崩，旧党复起，苏轼才再度奉召回京。
这中间，整整过了十四年。
（三）
再次站在东京的宫门前，苏轼的内心恐怕并没有多少欣喜，虽然汴梁的街巷依然热闹，但政治斗争的阴霾写在每一个人脸上。
离京十余年，新旧两党的缠斗，已是“为了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曾经的观念之争，已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
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反对变法的旧党，占据了上风。司马光在太皇太后等守旧势力的支持下，执掌相权。
当年王安石执政时，新党对旧党的“大罢黜”，苏轼作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内心自然是惊诧、委屈、不甘的。
但司马光上台后，开启了一轮同样轰轰烈烈的针对新党的“大清洗”，苏轼看着那些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一个个被贬斥、被流放、被定罪，内心却也并没有多少畅快，反而依然是惆怅、惶惑、忧惧的。
党同伐异，这不是苏轼所希冀的政治土壤。
最能体现苏轼价值主张的，莫过于“车盖亭诗案”。这桩文字狱与“乌台诗案”如出一辙：因诗而起，被权臣利用，指控讽刺朝廷。
只是，这次被打击的是新党。“车盖亭诗案”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乌台诗案”时期风头无两的宰相蔡确。
当年的纵火者，终于被同一把火反噬，真有点“天道好轮回”的意味。
“车盖亭诗案”发生后，苏轼专门写了一篇奏折《论行谴蔡确劄子》，上呈给太皇太后（当时哲宗太小，太皇太后实际掌权）。在这份奏折中，苏轼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明确反对朝廷再兴文字狱，请求饶过蔡确。
作为曾经的文字狱受害者，苏轼实在太明白其中的危险与肮脏——互相揭发、构陷和栽赃的风气一旦泛滥，国家将迎来一场浩劫。
可惜苏轼的呼吁好似飞鸿踏雪，蔡确最终被贬至岭南，凄惨地死在那里。
（四）
当初王安石为快速地推行新法，手段凌厉地罢黜了许多反对变法的官员，这种手段为苏轼所鄙夷。
如今司马光上台，人间却凛冽依旧。在启用旧党的同时，司马光全面罢废新法，同时以雷霆手段迅速清洗了朝廷内的新党势力。这些做法，亦为苏轼所不
责人易，责己难。王安石得势时，司马光没少阴阳怪气地批评王安石不辨忠奸、任用宵小、不容异议。可他司马光当了宰相，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渐渐的，苏轼与这位旧党领袖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譬如二人对免役法的争论。司马光视王安石变法为毒草，主张凡是新法，都应尽数废除。
对免役法，苏轼也曾上书反对。但离京的这十多年，苏轼一直在基层辗转，他个人对新法也有了更为现实的观察与思考。
这时的苏轼，主张对待新法应该“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就是不该抱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思维，对新法一棒子打死。综合基层实践经验来看，新法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一句话总结就是：
王安石的新法未必尽善尽美，但完全废除回归旧制度，于国于民则是更大的灾难。
其实这其中有一个朴素的政治常识：
变法之前，包括司马光、苏轼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大宋帝国的政治、财政、军事体制均已病入膏肓，必须进行一场彻底改革。
如今旧党指责王安石的改革把国家搞坏了，只要废除新法回归旧制度，国家就可以大治。
可一个朴素的逻辑是：
全面废除新法，回归旧制度，那么此前旧制度的种种弊端与危害，就会突然消失吗？
显然天真。
（五）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
这首《卜算子》是苏轼的名篇，与本文开头的诗一样，这首词也出现了“孤鸿”的身影，人似飞鸿，飞鸿似人，孤鸿自然是苏轼的自喻。
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时，彼时他并不能预见神宗的突然崩殂，更不会想到自己还能有朝一日再回东京，但这首词精确地寓言了苏轼仕途后半程的轨迹。
司马光的宰相并没有当多久，那时他已百病缠身。这位旧党的领袖去世后，苏轼本有拜相的可能，当时坊间都传言，苏轼要登上相位。
此时苏轼从一个七品贬官，八个月内火箭式地升到了正三品，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个官职向来被视为“将相之储”。在这个位置上，苏轼只要再进一步，就是二品执政（副宰相），即可迈入帝国权力中枢。
做宰辅，苏轼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他本可以走向权力顶峰，本可以更“成功”一些——如果他学会站队，如果他学会闭嘴，如果他学会构陷异己的话。
但并没有。对于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苏轼无比厌倦。
此时就连“旧党”本身，也已矛盾重重，到后来竟然分裂成了三股势力，即蜀党、洛党和朔党。
东京已陷入到一场政治斗争的狂欢之中。苏轼无力改变这一切，只带着“一肚皮不合时宜”，再一次去了杭州。
苏轼去世后，政敌刘安世有一段公允的评价，他说苏轼生前既不容于旧党，亦不容于新党，但他胸中有大节，不是随波逐流、见风使舵的人。
从“应似飞鸿踏雪泥”到“拣尽寒枝不肯栖”，苏轼此生的寻道之路，答案已经十分明晰：
个体在时代宏大的叙事下，面对历史厚重的折页，的确如“雪泥鸿爪”一般脆弱、没有存在感。
但再渺小、再无力、再苍白的个体，依然在精神上、选择上、行动上，仍有可为，亦有不可为。
一个人，虽然无力对抗时代的洪流，但是，至少可以选择不成为这洪流的一部分。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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