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曾国藩，后世评价可谓冰火两重天。
梁启超称他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章太炎却骂他是“民贼”；
蒋介石把他奉为精神导师，毛泽东却说“独服曾文正”。
这个湖南湘乡出生的书生，如何成为晚清最具争议的人物？
让我们透过历史迷雾，看看他真实的三功与三过。
先说他的三功。
第一功：挽狂澜于既倒，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大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
八旗兵和绿营兵腐朽不堪，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半壁江山易主。咸丰皇帝急得团团转，命令各地办团练，但大多不成气候。
唯独曾国藩的湘军不一样，这个在家守孝的礼部侍郎，本是个文人，却硬是拉起了一支队伍。
他的办法很特别：不用朝廷的兵，自己招募；不用朝廷的将，自己培养。
湘军骨干多是湖南书生，像罗泽南、李续宾这些人，原本都是教书先生。
曾国藩治军极严，他亲自编写《爱民歌》，要求士兵“不扰民”；制定营规，连吃饭睡觉都有规矩。
更重要的是，他首创“厚饷养兵”——普通士兵月饷四两二钱，是绿营兵的三倍。钱从哪来？自己筹。曾国藩在湖南设卡抽厘，一文钱一文钱地凑。
最见功力的是战略眼光，1854年湘军初战，在靖港被石达开打得大败，曾国藩气得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但他很快调整战略，提出“结硬寨，打呆仗”——不贪功冒进，一步步推进，挖壕筑垒，困死敌人。这套战术看似笨拙，却正好克制了太平军的灵活机动。
经过十年苦战，1864年7月，湘军攻破天京。曾国藩在奏折里写：“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他没说的是，这场战争双方死了至少两千万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一。
平定太平天国，曾国藩确实为清廷续命五十年。
但代价之大，也埋下了他第一桩大过的伏笔。
第二功：开风气之先，推动洋务运动。
天京攻破后，曾国藩没有居功自傲，反而主动裁撤湘军。
他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更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
1861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
虽然这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意义重大——这是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艘机动船。
1865年，他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
这个局可不简单，既能造枪炮，又能造轮船，还附设翻译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
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清醒地认识到，光买洋枪洋炮不行，得自己会造。
更难得的是，他支持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
1872年，第一批30个幼童赴美留学，这是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开端。曾国藩在病榻上还惦记这事，给李鸿章写信说：
“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
这些事在今天看来平常，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
朝廷里保守派骂他“以夷变夏”，连他的好友、理学大师倭仁都反对。但曾国藩顶住压力，他说：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但曾国藩开的风气，影响了后来张之洞、左宗棠、乃至康有为、梁启超。中国近代化的第一块基石，是他埋下的。
第三功：立身修德，影响后世家风。
曾国藩的第三功不在朝堂，而在民间。
他留下的家书、日记，成了后世中国人修身养性的教科书。
他给自己定“日课十二条”：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每天坚持，雷打不动。有次他看中一个小妾，日记里骂自己“真禽兽也”，硬是断了念头。
对待家人，他严得近乎苛刻。儿子曾纪泽想买件好衣服，他写信说：
“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
女儿出嫁，嫁妆不过二百两银子。
他在家书里反复强调：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
这种严于律己、勤俭持家的作风，形成了独特的“曾氏家风”。
曾家后代两百多人，出了那么多科学家、教育家，没出一个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功劳。
蒋介石把《曾文正公家书》放在床头，毛泽东年轻时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虽然二人后来走了不同道路，但都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了东西。
当然人无完人，圣人也有过，曾国藩也不能例外。
他也有三过。
第一过：镇压手段残酷，湘军劣迹斑斑。
功是功，过是过。曾国藩的第一大过，就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湘军破城后的屠杀，历史上早有定论。1858年攻破九江，“杀贼凡四万余人”；1861年破安庆，“歼贼万余，无一人得脱”；最惨的是1864年破天京。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里记载：“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老人孩子都不放过。
湘军抢掠更是疯狂，“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
连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城中伪宫贼馆，一炬成灰。”
为什么这么狠？一方面是要立威，另一方面也是湘军的性质决定的——曾国藩靠“厚饷”养兵，但朝廷给的饷银根本不够，默许士兵抢掠就成了潜规则。他在给咸丰的奏折里委婉地说：
“兵勇有饥寒之苦，无封爵之赏，终岁搏战，所得者何？”意思是当兵打仗总得图点什么。
更深远的影响是地方军阀化，湘军虽然裁了，但“兵为将有”的传统留了下来。李鸿章继承淮军，袁世凯继承新军，最终清王朝就亡在自己培养的新军手里。曾国藩种下的因，几十年后结了果。
第二过：天津教案，晚节有亏。
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民众怀疑法国教堂拐卖儿童、挖眼剖心，冲进教堂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二十人。法国军舰开到天津，七国公使联合抗议。
朝廷派曾国藩去处理。这时他肝病已重，右眼失明，明知是烫手山芋，还是去了。
调查结果让所有人失望：没有证据证明教堂挖眼剖心。曾国藩如实上报，建议杀肇事者20人，充军25人，赔款49万两，派大臣赴法道歉。
一时间千夫所指，湖南同乡把他题写的匾额砸碎，北京湖广会馆撕掉他的对联。连他儿子曾纪泽都说：
“府君此举，名毁津门。”
曾国藩委屈吗？委屈。他在给儿子的信里说：
“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
但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他算了一笔账：当时中国打不过法国，如果开战，损失更大。
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外交，但太现实了，现实到不顾民心。
中国士大夫讲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曾国藩的妥协，被看作软弱卖国。这件事成了他一生的污点，两年后他就在南京郁郁而终。
第三过：文化保守，阻碍维新。
曾国藩是理学大家，这成就了他，也限制了他。
他一生信奉程朱理学，对西方文化只学技术，不学制度。
1867年，关于同文馆是否招收科举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朝廷爆发大争论。曾国藩保持沉默，实际上支持保守派倭仁。
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种思想影响很深，他培养的李鸿章、左宗棠，都只学洋枪洋炮，不碰政治制度。他欣赏的容闳，提出不少制度改革建议，大多被他搁置。
最典型的是他对《资政新篇》的态度。这是洪仁玕提出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比洋务运动彻底得多。曾国藩拿到后，只说“文理尚通，立意亦正”，再无下文。
他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中国需要的不只是技术革新，更是制度变革。
结果就是，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最后甲午一战，证明只学技术不够。曾国藩这一代人，打开了中国近代化的门，但只开了一半。
写完三功三过，曾国藩的形象反而更模糊了。他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是不是很矛盾？曾国藩自己晚年有段话，或许能解释他的矛盾：
“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他说自己是第二种英雄，生在末世，只能竭尽全力，做不到尽善尽美。
读曾国藩，最重要的是理解他所处的时代——一个旧秩序崩溃、新秩序未建的时代。他在这个夹缝中，做了他能做的，也犯了他不得不犯的错。他的功过，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功过；他的局限，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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