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西充县观音乡，在民国时期因处穷乡僻壤，故当地有人调侃称“苕乡”，这“苕”有几层意思，一是苕本义是红薯，因其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是一种旱涝保收的作物，此处适应种植。所以这里人那时候谚语说：“丰年，富民无尽食白米之家；贫者，更数月不得白米一食”，村民们均以苕为主粮；其次这种遍地都是的苕多引申为口头语，比如形容人“土气、俗气、傻、笨、死心眼、没有出息”之类，称为“苕货”。而这个地方称为“苕乡”意思就是比较贫穷，所以那时这里的房子都比较差。
不过凡事有例外，在观音乡的大磉磴村（即今改名为西充晋城街道程真宫村二组），有一幢年久失修、破败严重，宅院墙体倾颓、屋顶坍塌、杂草丛生，但气势非凡的老房子，一看就是当年的大户人家，走近一看，果然，在大宅院的一旁，矗立着两座高大的墓碑，一块写着“王上将缵绪之墓“另一块写着：” 王中将泽濬之墓“，原来，这正是从村子里走出的一对国军上将中将父子王缵绪和王泽浚。
我们再从立在一旁的两块墓志铭，称颂这对父子为抗日名将。尤其是王缵绪的纪功碑铭，先是称其幼时勤奋好学，多才多艺，能书善律，冠绝乡梓，清末考取秀才，初显英姿。先生学贯中西，识通新旧。酷爱诗词、书法、金石，广结士，精鉴别，富收藏。捐赠历代名人字画印章，价值连城；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功德无量。他考中秀才创建巴蜀学校，从军之后屡立战功升为国军上将，再当川省主席，抗战期间枣宜会战打得出色，解放战争和平起义功在千秋之类。
再看一旁王泽浚的墓志铭，称他早年投身戎马，历经靖国、北伐诸役，积功至旅长、师长，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会战中，为前锋营夜袭宿松，截断敌交通线，生擒日寇曹长，初露锋芒。长衡会战任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率部坚守熊峰山、严塘等战略要地。面对装备精良之日军精锐，公令将士抱定必死之心，肉搏激战，歼敌三千有余，俘获甚众，更成功保卫遂川空军基地，粉碎日军西进阴谋。湘粤赣战役中配合盟军轰炸，重创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震动敌巢，为抗战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细细读完这对上将、中将父子的纪功铭，现场参观的人一度出现争议，有人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铭记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时代在进步，任何的恩怨情仇在面对时都能以宽容和微笑来化解，对于历史上不同阵营的人物，我们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既不刻意美化，也不片面否定，以史实为依据，全面审视其一生的行为与影响。王缵绪和王泽浚不应以华丽墓志铭等形式对其进行过度美化和推崇。可以说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对后人是十分有害的。那么，这对父子到底做了什么，会引起后人如此大的争议呢？
王缵绪，字柴泥，号治易、厔园居士、1886年出生于四川西充县观音乡大磉磴村（今南充市西充县晋城街道程真宫村二组），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医，所以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他一出生就带着与众不同的气质——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猛将胚子，而是一副天生爱书香的秀才相，因此，他父亲对这个小儿子寄托了厚望，还聘请了当地一名有名望的举人对他进行授业。
因此，15岁时的王缵绪便考中了秀才，可谓是少年得志，名声大噪，尤其是他的书法，有旧学根基的他书法工稳清雅，擅行草，宗法怀素、米芾，风格清健洒脱，笔势连贯、章法疏朗，落款格式严谨。我们从四川蓬溪文井镇高峰山他亲笔题写的“山中逸士”，还有父义子忠，为通俗教育的题字等留下了墨迹可以看出，书法水平写得一流，真可谓是其字迹融楷行草隶于一炉，秀润畅达，恣意豪迈，自成一体，可谓叹为观止。
不过，正当王缵绪一心想乡试考举人，取得做官的资格，在科举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清室废除科举打破了他的梦想，两千多年的老路子一夜间断了，所有读书人必须换赛道，开始往新学堂里挤，恰在这时，有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同乡创办了顺庆府学堂，字写得特别好的王缵绪作为西充县特优学生被招收入学，1906年成都新军学堂招生，因为军校不收学费还包吃住，22岁的王缵绪决定弃文从武投考了军校，与刘湘、杨森、唐式遵、潘文华、鲜英等为同学，是后来在川军中形成的“速成系”的一员，从此走上了军旅之路。
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后，最初在新军第十七镇第三十三混成协队担任队官，辛亥革命后又在川军刘湘部任团长，在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年月，要发迹的第一要务是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他搞到钱的和一步便到老家一带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对当地人声称：“骨肉兄弟，为兵一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单一说在他老家西充这地方，十年九旱，老百姓求生存是第一要事，那个只吃苕年代，老百姓欲摆脱困境出路有二，一是读书，学而优则仕；二是入伍，当兵吃粮，这次见本乡本土的人当了长官，因此踊跃参军汇集近三千人，建立了两个团。这就是他一生中常引以自豪的“夔府成军”。不过，这支地方军队后来在王缵绪的带领下，算是出了头，据西充县志记载，这个才二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后来涌现出 20多位将级军官，一名上将衔王缵绪，五名中将王泽濬、孙黼、王成章、张竭诚、马书衡，十多名少将。
至今流传在西充王缵绪“拿碗添饭”说的就是这事，就他在成都当上省主席后，凡是西充老乡上王家门，王缵绪第一句话就是喊“拿碗添饭”！他晓得，西充家乡人以吃饭为第一生存需求，于是用最直白的话，表达他对乡亲的热情。有时候来的人多了，问碗不够了啷个办？王答：“碗不够，拿瓢”！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西充人找上门的越来越多，王缵绪从不拒绝。当然，也有不少混吃混喝的他也从不计较。
王缵绪手头有了部队，慢慢便有的话语权，不久，他率领这支兵力投奔川军军阀杨森，任旅长，后又投靠刘湘，从旅长升至师长兼四川盐运使，驻守重庆，真正开启了他的飞跃模式。那时候，他凭借这些力量想打谁就打谁，在四川著名的“二刘战争“中，王缵绪帮刘湘一举打败刘文辉，后来又打长征时来到这里的红军，总之名声不太好，人家说凡是王缵绪的部队驻扎过的地方，不出几个月必然给搞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老百姓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就连他那些素来交厚的同仁下属，私底下也提防着他，不知道这个“老乱”什么时候会又发一次疯，所以他得了个雅号——“王老乱”。
尽管如此，所有的人都拿他没有办法，人家手里的兵，就有资格上桌说话，而且他说的话你就得听，否则拿枪来教训你。当时王缵绪的盟友范绍增（正是那位著名的“傻儿师长”原型）是他的亲家，范绍增手中至少握着一个军；不仅如此，好友唐式遵同样是第21军的军长，这两个人加起来足足能调动两个半军的兵力，足足是一个集团军了。后来，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战病逝后，王缵绪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接班人。
谁知，王缵绪成了川中大佬后又遭到各部小军阀的群起攻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策动川康的七位师长通电反对王缵绪，电中列举王缵绪十大罪状，如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希图坐收渔利，攫夺川康政权，归己掌握；征兵征实，扰民病民；侮辱出征军人家属；招权纳贿，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树立党羽。请为速即撤换，以平民愤；并请遴选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主持省政，用顺舆情。同时，他们调动军队进逼成都，摆出将以武力驱逐王缵绪的姿态。在万般无奈之际，为摆脱在四川不受欢迎的困境，王缵绪用“请缨出川”的方式来应对。
幸运的是王瓒绪此番率部出川抗战，可谓是顺应了大局，还打出了个好名声，那时，王缵绪率领第29集团军（辖第44军等部）进驻湖北大洪山一线，奉命阻击日军西进，要知道那时日军正猛推西进，大洪山是拱卫重庆的最后屏障，日军重兵压境，天天打、夜夜炸，日军第13、40师团，有飞机、坦克、大炮样样齐全，要集中优势兵力企图一口吃掉这支卡在咽喉地带的川军，日军攻势猛烈，飞机、坦克、炮轮番轰击，川军阵地千疮百孔。跑马寨、牯牛岭、青峰山都被迫弃守，退入深山。
这场战事最惨烈的是5月16日，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大洪山北麓壮烈牺牲。王缵绪沉默良久，明白这仗惨烈超乎预期。那时，日军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亲自指挥七大队、两个炮兵大队四面围攻，企图一举吃掉第二十九集团军。常规战法行不通，王缵绪大胆决定：放弃阵地战，转为游击。他将部队拆成小股，藏进山林，开始“推磨”。
大洪山一带山势险峻，方圆几百里沟壑纵横。王缵绪带着部队与日军展开了被称为“大洪山老王推磨”的长期拉锯战。的这种战术是集中优势兵力川军便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把队伍化整为零，像磨盘一样在山里面转来转去，哪里打得通就往哪里打，让日军根本抓不住他们的主力。第44军的士兵们还在阵地上同日军反复拉锯，在要隘全部失守之后，硬是与敌人在山区“旋磨打圈”了整整二十多天。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集团军总部所有官兵早已断了军粮。
王缵绪这样一个在四川时出门讲排场、起居极奢靡的大老爷们，竟然硬着头皮陪着士兵们一起吃野菜喝粥。有个老兵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说王总司令的脸瘦得青筋暴出，整个人像是从阎王殿里滚了几遭回来一样。30余天的连续转战，王缵绪率领着第29集团军死死拖住了日军的西进步伐。这股敌兵始终有后顾之忧，根本不敢全力向西推进，从而有力策应了整个枣宜会战。
当时的老河口长官部里，同僚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洪山老王推磨，真把日本人给磨惨了。” 高层指挥人员都称赞， “王老乱这次不乱了。”他终于完成掩护第五战区各军全部撤离，在大洪山区反扫荡阻击战，终以粉碎日军进攻四川企图，而大获全胜，使他的名声不小，正当29 集团军在整训期间，王瓒绪以为等待自己的会是勋章与部队扩编时，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他突然接到撤编令：由于枣宜会战中 29 集团军损失惨重，16 个团减员近半，压缩成 4 个师 12 个团，兵力直接腰斩。后来，王瓒绪赋闲了，44军由其次子王泽浚接任军长。
本来，算是抗战有功的王缵绪，在1949年12月25日率部4万余人通电起义，将成都完整移交到了解放军手中，并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大批珍惜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起义之后，他被安排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等体面的职务，完全可以安享晚年，然而，明面上这些头衔看上去不少，却并没有让他坐稳心里的那把椅子。对比刘文辉、邓锡侯这些起义后直接升任省部级官员的同僚，王缵绪心中越看越添堵，最后一念之差，1957年借去重庆治牙病之机化名“张正言”，伙同国民党原成都警察局局长雷少成一起密谋偷渡香港，在广东深圳的罗湖口岸被抓获，在自己人生的暮年再次上演了一出背叛与叛逃的荒唐剧，最终万劫不复关进监狱，三年后病死狱中。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王瓒绪的儿子就是那位授予中将军长的王泽浚，他并没有父亲那般光鲜的履历，只是仗着父亲的家底，含着金钥匙长大，因此，王泽浚的起点，本就带着“特权”的烙印，他从小在军营里摸爬滚打，耳濡目染的都是带兵打仗的门道。靠着父亲的人脉与早年系统的军事教育，王泽浚的仕途走得比同龄人顺畅得多，一步步从基层军官爬上国民党军队的晋升阶梯，年纪轻轻就积累了不少带兵经验。
但他在四川一带的名声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展现出极端的暴力倾向。一日清晨，其佣人清扫时，扫帚的声响略大，竟惊扰了王泽浚的午睡。他怒不可遏，赤脚冲出房门，对佣人胸口猛力踢踹。数脚过后，佣人当场喷血倒地，命丧黄泉。佣人的家属跪地哀求，但王泽浚对此视若无睹，仅以挥手示意，让人将尸体拖走掩埋。民众私下里将他称为“成都恶少”。他的部下亦步亦趋，肆无忌惮，强行征召壮丁，滥用私刑，劫掠财物，庇护恶行。当地居民虽怒火中烧，却只能噤若寒蝉，稍有不从，便可能招致满门抄斩的惨祸。
他对僚属也是同样残忍，有部下稍微违抗他的命令，他举枪就打，当场击毙。被他亲手杀害的先进组织干部、红军战士不在少数。 根据《西充县志》记载，王泽浚家资殷实，有黄金千两，房地产遍及成渝等市。于成都之地，他拥有两栋楼宇，以及三亩菜地；至于重庆，他坐拥九栋楼舍，共计约240间，并拥有两块地皮；而在内江，城中心有一栋平房，城郊则拥有超过四十亩的土地。这些财富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源于不义之财。王泽浚在白日里肆无忌惮，驾驶汽车横行霸道，掠夺女性，肆意奸淫。街市之上，遇有年轻女子，便强行上车，进行抢劫。若有女子之父上前阻拦，他的卫兵便用枪托将其腿砸断。
但话得说回来，在抗日战争中，王泽浚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比如武汉会战中，身为少将旅长的他曾两次亲临前线，对前锋营进行严密督导。他指挥部队夜袭盘踞于安徽宿松县城的日军第十三师团第六十八联队，成功收复了该城，并切断了日寇从合肥至田家镇要塞的交通线。进入10月初，王泽浚再次取得辉煌战绩，成功击败了登陆的日军，并生擒了日军曹长荒木重知。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期间，王泽浚晋升为四十四军中将指挥官，率领着一五零、一六一、一六二三个师的精锐部队，于湖南的湘阳、浏阳、茶陵、攸县、安仁等区域与日军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激烈交战。
依据战史记载，在那次激战中，王泽浚部成功生擒日军中尉队长镀边信雄及其部下20余人，共歼敌3000余名，并缴获日军武器装备300余件，以及战马100余匹。即便自身伤亡惨重，他仍率领残部奋勇抵抗，坚决堵截了企图进犯江西永兴地区的日军，出色地完成了保卫遂川空军基地的重任。正因这些赫赫战功，他先后荣获忠勤勋章与胜利勋章，其名亦被收录于《国军抗战将士名录》之中。
仅从这些抗日战功来看，王泽浚无疑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然而，光鲜的背后，藏着多少见不得光的黑暗，这期间，王泽浚部队强征抓壮丁成常态，士兵进村砸门拉人，青壮年被绳索捆绑运走，许多家庭劳力尽失。被征者多为农夫，入营后遭受鞭打和饥饿，逃跑者遭射杀示众。四川乡村因此支离破碎，田地荒芜，饥荒频发，那时反动派的征兵政策本就苛刻，王泽浚执行时加码，视地方民生为无物，只顾部队人数指标，那时有部《抓壮丁》反映的就是此暴行。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常德会战期间，王泽浚作出了一项令人震撼的决策，为抵御日军向湘西的侵犯，他果断下令于泮水和虎渡西河实施决堤，共计三处，一时汹涌的洪水如同猛兽般奔腾而下，将津市东北约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淹没，化为一汪汪水域，这场人为制造的洪水，吞噬了三万多亩良田，导致两万多名居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家园倾覆，牲畜尽失，灾后疫病肆虐，无数家庭遭受了家破人亡的惨剧。
从军事策略的角度审视，此计确实使日军行动延缓了数日，然而其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数万无辜百姓的生命与财产。更令人愤慨的是，王泽浚于指挥部内畅饮美酒，耳畔充斥着部下报告“日军已被阻挡”的声音，却对下游民众的哀嚎充耳不闻。后来有人告诉他，十几个村子被淹，上万人没了家，他只轻飘飘说了句“打仗哪有不牺牲的，这种以水代兵，古已有之，比起花园口那小多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1948年，淮海战役的硝烟弥漫到整个中原大地。王泽浚的第44军在碾庄战役中与华东野战军激战，最终被全歼，王泽浚被俘，本来按照王泽浚的这种罪行还有民愤，必定是镇压的。但那时他的父亲王缵绪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致我军高层的公开信，请求宽恕自己的儿子。此后，他还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希望能换回儿子的性命。如果此时他撒腿跑向台湾，岂不是把自己的儿子彻底推入了绝境？于是，在巨大的人伦纠葛中，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老乱”生平头一回犹豫了。在他看来，自己和这些人并肩打了几十年的天下，凭什么他们当了大官，自己却偏居一隅，连给儿子换命的筹码都没有？后来，总算是没有镇压，让他接受改造。
谁知被俘后的王泽浚，送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态度十分强硬，不配合改造，总觉得自己是“战败者”，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初管理所安排他参加劳动，他被分到木工组，和章微寒搭档修理家具，两人因为意见不合，他直接扔了工具转身就走，丝毫没有悔意。后来他又被调到缝纫组，缝衣服时不小心扎破了手指，鲜血滴在布料上，旁边的人想帮他包扎，他却一把推开，满脸不耐烦。他和黄维是一个小组，两人都拒绝写悔过书，成了管理所里出了名的“顽固分子”。
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有一次见王泽浚问他，你在成都修建的公馆别具一格，众多房间大小格式全一个样，颇像中式宾馆，，修那么多房间，是不是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雄伟愿望。” 王泽浚听后不屑一顾地答：我从来就没读过豆腐（杜甫）、咸鱼（韩愈）的诗，我不喜欢那些酸溜溜，文绉绉的东西，我哪里会同情什么寒士，给他们建什么房屋，这些都是用来给相熟的军政界朋友来成都的时候住的，这样大家好热闹热闹，我才不为寒士建公寓呢。” 沈醉听后哭笑不得。王泽浚除了不为寒士建公寓外，还有着其他诸多恶劣传闻。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身边的战犯一个个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有表现优秀的已经特赦出去了，王泽浚的态度也渐渐软化，晚年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像以前那样暴躁，而是开始在日记里记录自己的想法。他在日记里承认，自己过去杀了太多人，对百姓太过残忍，缺少了作为军人的仁慈。他写下自己愧疚，写下决堤淹民的悔恨，也写下对那些被自己迫害的人的歉意。但是他的悔恨太晚了，他并没有像黄维最后一批特赦走出监狱，而是在二年前就病逝了，跟他的父亲是一样的结局。
上将王瓒绪、中将王泽浚之所以会被人称为奇葩的两父子，原因是曾经为抗击外敌，立下过战功，倘若心态好点，本来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然而，两人都是为了私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最后走上一条不归路。这也就是他们的墓志有争议的原因。其父子的结局告诉后人：曾经是功劳永远不能掩盖罪行，无论身处何种位置，都不能以功抵过，尤其是漠视生命、践踏良知。但他们两人在临终前的忏悔，是那种从云端跌落泥潭，从荣耀走向罪恶，最终在认清自己的错误后离去，留下一段让后人唏嘘的历史，同时供后人警醒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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