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朱天飚著《纵横之间》研读会|学术|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研读会|科学|纵横之间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原文标题《纪要｜【文研读书77】比较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纵横之间> 研读会》。

纪要

2026年4月24日，“文研读书”第77期“比较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纵横之间》研读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读会的引言人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纵横之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作者朱天飚，与谈人包括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慧荣、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长聘副教授陈超、韩国世宗大学国际通商学院特聘教授丁海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胡鹏、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黄琪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罗祎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宋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长东。研读会由《读书》杂志编辑饶淑荣主持。

活动伊始，朱天飚老师表达了对诸位师友的感谢，并对新著《纵横之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做了简要介绍。朱老师指出，该书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交叉在一起，按照以国家、个体、社会、制度和理念等分析单位为中心的理论视角展开，刻画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在美国的主流走向。然而，理论的分门别类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取舍之间蕴含了作者强烈的价值偏好。因此，朱老师提醒读者始终保持反思，留意一种分类类型所必然伴随的遗漏以及补充的可能。朱老师表示，该书总结了自己过去的理论，而其续集将会沿着一个更加偏向解析流派、后现代主义和反思科学主义的总体方向，自己将坚持不懈地从事理论探索。

研读会现场

与谈环节

与谈环节，在朱老师的热切呼吁下，学者们直击要害，贡献了层出不穷的建设性意见。陈慧荣老师分享了针对该书的若干种读法，认为该书从纷繁复杂的理论文献中梳理出了简明扼要的线索，对各种流派进行了不偏不倚的介绍，体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写作特征。陈老师建议，该书还可以适当增加有关国际国内互动的开放经济政治学部分，补充更多的国别案例，从问题导向对理论做出扩展研究和重新解释。此外，陈老师还转述了学生们的想法，涉及结构编排、社会联盟问题、南北关系问题、阅读该书所需的知识背景等。

朱天飚著《纵横之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

陈超老师开门见山，向朱老师请教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国家意愿”？考虑到“国家意愿”在该书中常常和国家目标或国家独特的利益偏好重合或交替使用，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个概念？二是如何定位和理解演化视角？是作为一个和实体并列的过程性视角，还是作为一种具有方法与认识性质的、渗透在目前已有的这些视角当中的更底层的视角？三是如果求全责备，那么该书侧重于理论内部的逻辑演进和对话，一定程度上将理论去历史化和非语境化了。陈老师希望带回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从而使读者意识到理论不是在纯粹的思想、知识和观念市场中自主演进的。

胡鹏老师提出了三点讨论：首先，该书主要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后叶西方出现政治经济学科以后的学术研究范式，可是没有将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人们思考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论和视角（例如自然环境决定论）纳入进来。其次，该书第四编制度和理念视角和前三编国家、个体和社会视角有很多重叠，强于介绍不同理论的优长，而就理论之间的相互批评与争鸣、理论在解释经验世界上的贡献讲得较少。最后，该书对理念视角的阐述不够充分，没有提到韦伯（Max Weber）以及延续其思路的道宾（Frank Dobbin）等人，而且有待进一步说明：理念视角除了挑战基于物质利益的理性选择之外，还能够为政治经济现象的分析提供何种启发？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17年德国劳恩斯坦会议（Lauenstein Conference）上的场景

丁海仁老师赞叹了该书征引文献之丰富，同样认为在国际和国内之间的互动方面还可以继续展开。丁老师特别介绍了韩国最近的变化：一是国家与企业出现了重新结合的趋势，在外部竞争形势下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协同关系；二是快速崛起的右翼开始和美国的保守政治使用相似的话语，反对的矛头从朝鲜转变为中国。丁老师认为类似的变化还存在于韩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中，希望理论可以将这些新的情形反映出来。

宋磊老师指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一，大国崛起通常都会带来社会科学的更新，然而中国崛起却没有一个整合性的大理论来解释；其二，每个后发赶超的发展型国家都会推动一波发展型国家的安稳发展，然而中国的实践却没有反映到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当中。问题不出在政策或生产的现场，而在于研究的现场。在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整合性研究上，宋老师对朱老师寄予厚望。该书可谓从五个视角具体打通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宋老师一方面期望它能够被抽象成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产生更加深广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鼓励朱老师进一步发掘两个学科在五个方向上的交叉贯通处，取得更加鲜明的原创性。

《论政治经济学》（Traicte de l'oeconomie politique）

安托万·德·蒙克莱田（Antoyne de Montchrétien）著

Rouen: Jean Osmont, 1615

黄琪轩老师条分缕析地提出六点意见：第一，该书大体沿用了作者本人在2006年的四分法，期望朱老师继续发挥批判精神，突破路径依赖。第二，政治经济学在本土语境中同样有发展空间，可以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展对话。第三，该书目前主要体现了四个视角的独立性，还可以体现更多的涌现性，即伴随着分析单位从个体到群体、国家的上升，理论是否逐渐涌现出不同的特征？第四，该书的研究应该不止于文献梳理，还要纲举目张，做出机制上的提炼。第五，朱老师本来能够用历史来展示四个视角，或者说从四个视角写出完全不同的历史，然而相较于2006年出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该书删去了原作中的历史板块，未免令人遗憾。第六，朱老师的区域国别研究非常具有解释力，本可以进一步统合现有研究，可惜也没有得到保留。

朱天飚著《比较政治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李巍老师认为，朱老师的原创性特别体现在理论框架或结构上，即将西方理论揉碎，重新勾勒出知识演进的脉络。该书的副标题毋宁叫做“政治经济学”，因为所谓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野不过是门户之见，解决问题才是学术研究的初心。李老师结合求学经历，谈到朱老师带给自己的深切影响，其中提到朱老师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来经营政治经济学课堂，具有极为认真的授课精神；并指出朱老师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是主持推动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的翻译，影响深远。

罗祎楠老师认为，该书隐含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比较政治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基础，即为什么要比较、比较的意义是什么、比较是如何出现的。比较意识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二十世纪人类政治经济历史演进的自然结果；就此而言，该书所回答的就是比较意识或比较政治经济学出现的历史。然而，这一回答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由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运转而产生的比较思维模式，其中比较是作为一种被塑造的结果而仓促出现的。为了真正理解比较如何推动知识的构造和展开，我们需要从类的模式化思考，重新回到批判类的反思过程当中。既然反思必定建立在某些根源之上，那么这一过程也就开启了一种基于感性或实践性的研究的可能性。

张长东老师回顾了朱老师对自己的影响和支持，充分肯定了朱老师的学术贡献，认为其“又开风气又为师”，并表达了对其“六经注我”式研究的高度敬佩。就该书而言，张老师提供了三点建议：首先，主标题“纵横之间”，如果纵的方面是不同的分析视角（个人的理性选择、文化主义或制度主义等），横的方面是不同的分析层次（国际的层次、国家的层次、社会的层次、个体的层次等）或议题（可能跟层次相关，也可能介于层次之间），这种作文方式更切合标题，更有系统性。其次，对于国家主义，可以考虑在上述作文视角下，补充一些后续不同流派的理论。最后，建议勾勒出理性选择的后续发展（比如分析性叙事方法的演进），将其整个脉络更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包刚升老师称赞了该书所体现的扎实精细的文献功底，并指出两个问题。一是部分写法不够平衡。包老师主张按照一部教材或学科指南的写作方式，尽可能平衡地照顾到各个理论，不因为作者的偏好而赋予某个理论特别大的篇幅。二是理论和政治经济现实之间的互动有待扩充。包老师同样重视理论的历史性，认为许多重量级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对特定现实问题的回应。如果进一步丰富历史的讨论，更充分地论述理论的产生逻辑，则有助于读者了解理论和历史的密切互动，而不局限于学术内部的视角。

朱天飚老师在读书会上发言

围绕上述意见，朱天飚老师做出了集中回应：

第一，学术界针对中国崛起的解释很多，仅就该书而言，第五章“历史结构主义”就有非常出色的对中国崛起的另类解释。

第二，学术理论往往具有“片面深刻”的特点，充分地、纯粹地揭示出某条道路上的理论逻辑，不能直接用来指导实践。

第三，由于篇幅所限，该书没有展开历史的讨论，而更多希望体现出理论内部的逻辑自洽。

第四，国际与国内的互动视角确是该书的缺失，这种缺失是“纵横之间”的限制所造成的。所谓“纵横之间”，一方面是以分析单位为基础，另一方面是从主题出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经济的冲突与合作，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经济政策的形成。这些主题限制了观察文献的视角。以后，国际国内互动可能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视角提出来。

《学术作为志业》《政治作为志业》德文版封面

第五，制度和理念视角虽然和书中前三个视角有关系，但必须区分出来，因为前者强调行动不只是出于理性利益（特别是短期利益），还会受到理性以外的制度（惯性）和理念的驱使。

第六，韦伯（Max Weber）、道宾（Frank Dobbin）归入文化政治经济学，而不归在理念里面。在美国的学术情境中，理念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与文化不同。理念是专注的，是组织的凝聚力；而文化是弥散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起到长期的作用。

第七，关于演化视角，该书适当介绍了演化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一批学者，未来的新书希望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演化政治经济学。

第八，分析性叙事在该书中主要出现于以个体为中心的理论视角里面，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小节还列举了从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到格雷夫（Avner Greif）的重大发展——从传统博弈论必须假设所有博弈者具有共同偏好，即短期物质利益最大化，到只要偏好类型相同即可，同一文化下他人的选择是可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