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一位思想者的冷峻深刻之思 ——读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中国文学盛典|单正平|思想者|散文|文学史|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阮忠|随笔

一位思想者的冷峻深刻之思

——读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阮忠

从甘肃平凉走出来的单正平教授，应该可以做小说家。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年起意要玩玩小说，写了短篇《鲤鱼打挺》，2009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又不满他人对梁山英雄扈三娘故事的改编，自个写了《扈三娘故事陈编》，上篇是学者味的女人考辨，下篇进入正传，打着“单氏”标识的扈三娘故事，全是罗贯中式的“水浒调”“梁山味”。还有小说在《天涯》《椰城》发表。后来又写了小说《灵墟》，但他好像没有把小说进行到底，玩玩就放下了。

单正平应该是可以做诗人的，他的诗也许是因为不太讲究，所以好说自己写的是“打油诗”。不过当他以诗“打油”的时候，这诗往往有点“辛辣”，就是《诗经》传下来的讽喻，对生活不良现象有些针砭。他也有并非“打油”的深情诗，他曾回忆小学老师潘兆华先生，潘老师抑郁中得了肺癌，病重时他写过一首《无题》安慰老师，以“曾听豪气向西行，抛子别妻到古城。破庙顽童因教起，苦居恶饭渐疴成”，道尽了潘老师在平凉任教艰难人生。更能寄托深情的是潘老师死后、他拟了一副未曾寄出的挽联： “从沪上到陇上廿五年心血三千桃李承甘露崆峒无语颂师德；自小学而中学百万页课本十万白发换沉疴浦江有家恨归情。”这联语也是诗语，难言的痛楚尽蕴其中。后来，他与知青回乡，在《回乡祭》里忆罢往事，止不住提笔为诗，上阕最有韵味：“秋临中年浊思频，镜对白发忆春晨。今日梦寻聚残家，故园尚在少一人”。但他又没有专意去做诗人，现在偶能一见的单氏诗多在微信里，颇有懒得发表的意味。

作家、学者单正平

单正平的文章最为人知的是随笔，有人说他是“随笔家”。他曾说在当代小说界以《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享有盛名的王小波的小说不及随笔，读罢王小波的随笔一称杂文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他写了《精魂一点是自由》，其中说到自己对随笔的认知：中国的散文随笔大致有三类：“一类可以韩少功为代表，注重文章的思想深度，对现实的针砭往往从大处着眼，特别讲求表达的完美。一类当以赵丽宏、赵鑫珊、周国平等人为代表，把哲思和艺术结合起来，长处在思辨和抒情的结合，而不大直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态度。第三类大概要以曾经相当走红的余秋雨的所谓文化散文为代表，这一类基本是传统咏史怀古诗文的现代化和扩大化，伤感的喟叹中免不了有些头巾气甚至棺材气，余氏散文受人诟病的根本原因就在此。这三类作家的共同特点，就是竭力要追求一种高尚、雅致、精粹、蕴藉的行文风格，尽管把自己埋在文字深处，显得客观、公允，即使表达尖锐观点，也尽量在形式上保持中庸平和。”在他看来，处处张扬自我的王小波随笔大概是第四类，居然在文章中大讲特讲自我。不惮于自我表扬。而他自己时而幽默、时而讥刺，时而平和，在古今中外的大千世界里辗转腾挪，当是以上四类随笔之外的另一类。其实，随笔既为文人随性、随意之文，文人之多，随笔之众，分类也就难以穷尽，最好是自成一格，自己喜欢，读者也喜欢。单正平的随笔，好思辨却不呆板，多幽默并非油滑，很受读者欢迎。2010 年南非世界杯，他在一家酒店和一群球迷看球，在曹锡仁教授说的“闹”之余，有了单正平在《海南日报》副刊上每日一篇的球评，还配了一张眼镜架在鼻梁上，欲坠未坠的照片。我很欣赏那张照片，他两眼乜斜着看世界杯绿茵场、也看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全然不像罗丹雕塑的“思想者”，却能令人生出许多不知他会还说什么的遐想。他曾有篇怀念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随笔《天不假年曼倩笔，徒留怅惘读史人》，“曼倩”是西汉滑稽之士东方朔的字，单正平称唐先生为现代史学领域的“东方朔”，个中缘由即是唐先生文笔的幽默诙谐，而他自己也有一支幽默诙谐的笔。

我2002 年10月底从华中师大到海师，从桂子山来到南海之滨的椰城海口。刚来的第二天上午，以前的华师同事喻大翔教授和我从外面吃早点进校门，就在进校门的时候遇上单正平。他当时也从外面进校，巧逢，大翔和他打了声招呼，然后告诉我：“他是单正平，这两年出了四本书。”这就是他的文化随笔《膝盖下的思想》，文学评论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译著《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专著《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论稿》（第一卷），令我油然而生敬意。随后，我在海师安营扎寨，单正平成为我的同事和兄弟，我才知道，他从南开大学本、硕毕业后，有一段坎坷的工作经历，来海师以前，在海南出版社工作，没几年成为海师文艺学专业的教授。后来，单正平有随笔集送我，先是《膝盖下的思想》，后有文化随笔《闲话女人—迷你男权主义》。我翻看过前者，也翻看过后者，记住的却只有后者开场白的最后一句奉劝男人一条心：“冒着女人的唾沫，前进！ ”这一句话不光是我记住了，我和单正平共同的朋友、美学家邱紫华教授也记住了，常用这句话开单正平的玩笑。如今紫华兄已经仙逝，但愿记得这话的不止我一人。不过，这并不是他写得最好的随笔，他的《文化度量衡》从度量衡说开的中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力量，《牛对琴说》谈新潮诗的命运，在幽默之外，多有理性的思辨和思想的光芒，他其实是一位思想者。

单正平2002年6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论稿》第一卷当时没有送我，2007 年，他送我了《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是他南开大学博士论文的最终成果，也是他论稿第一卷的升级版。我向来有个习惯，友人送我的著作总会在第一时间浏览一下，我记得给单正平说过，这本书写得很好。那时我忙忙碌碌，不及细读。但它一直在我心里压着，就像鲁枢元教授送我的《陶渊明幽灵》一样，一晃竟是十多年。《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0 版，以下简称《转型》）再版，增加了“结论”。这在十多年前已有的结论，当时他担心是个人偏见，本期待批评再作修订，但除已有的评论，没有更深刻的批评意见，自己也没新的想法，故把结论原封不动地补了上去，以保持完整。这让我得以对这部完整的著作说一点自己的想法。

单正平在这部书的后记里说，他做这个课题起于 1998 年。2002 年上半年将 17 万字的初稿以《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论稿》（第一卷）之名匆忙印出作为同名选修课教材，但意犹未尽，所以 2002 年回南开读博士时，就这个题目，推倒重来，最后的定稿与当初的基本思路、框架和规模，完全不同。这让我忽地想起周泽雄在《单正平的笔墨成色》一文中说的一番话，他曾约单正平的一篇文章，单正平很快寄上大作，第二天来信说前文作废，以修改稿为准。而修改稿“对初稿进行了近乎流血革命的大改造。我的佩服之心还徘徊体内，尚未消化完毕，老单最新的修改稿，又随着他的“不好意思”，抵达我的信箱。”周泽雄当时很感动。我想到《转型》的推倒重写，想到从《论稿》的17万字变成了《转型》的36万字，也很感动。

《膝盖下的思想》单正平著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读《转型》，你会很容易感到，诸多随笔下的单正平，思想的直露尖锐往往因文字短小一闪而过。而有长度、有体系、得正襟危坐方能阅读的厚重《转型》，实在与斜靠、歪坐床头读的、时而会心一笑的单正平随笔不可相提并论。这时你会觉得他在思想着，与随笔里的好思想相通。该书的“绪论”中说：“对现实语境和文学作品中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促使我思考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由此而逐渐明晰的认识是，民族主义实乃中国从古代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文化现象，深入了解此一现象，对于理解整个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对于深刻认识当前民族主义的价值、问题与局限性以及潜藏的危险，都具有重要意义。但纵观文学界的学术研究领域，对此一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民族主义与文学的关系这一重要课题，甚少有人问津。正由于此，我把它作为自己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这番言语里有的是冷峻、理性的深刻之思，哪找半点幽默诙谐的影子？

单正平曾称道海南大学辛世彪教授译注的香便文著《海南纪行》、萨维纳著《海南岛志》，说他坚持田野调查的方法， “重走香便文、萨维纳之路，两书中涉及的地名，村落，集市，风习，有的变异，有的消失，有的荒废，他都一一比对考订，给我们重建联通了中断已久的历史脉络。田野考察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其中有对生命的观察描写，有对历史的发掘追索，有对记忆的重现再造，有对想象的再度想象……这种研究是有温度的，有个体生命体验的，因而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貌似枯燥的学术考证，其实极具可读性和感染力。”这让我想起曾在南开大学文学院相对而坐、促膝交谈的陈洪先生为初版《转型》写的序言中说的一句话： “这里既蕴涵着一斧一凿的筚路蓝缕功夫，也有登高望远的眼界与胸怀。至于研究中对于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思潮之间互动关系的巧妙处理，只不过是作者全面的学识与娴熟的文字功力的又一次展示而已。”这二者有一个扎实用力的共通点，取决于各自的胸怀和开阔的眼界。

最近，我刚读过华中师大赵国华教授 2021 年版的《兵家元典关键词研究》，此前有海南大学闫广林教授送我的 2010 年版《幽默理论关键词研究》，单正平的《转型》涉及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这样宏阔的命题，切入点正是“关键词”。他在上篇选择的民族、甲午、陆沉、醒狮、黄帝五个关键词，“叙述晚清时代最普通也最典型的社会情绪”；在下篇选择新民、西译、白话、历史、索隐同样是五个关键词，讨论他认为文学转型中重要的理论问题。这种选择，化晚清宏阔的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问题为一个个具象的焦点，更易走向凝炼与深䆳。

这一研究尽管有历史的框架，但问题中心以及他对传统文学史教科书式的表达保持警惕，使《转型》在翔实的文献中，仍能保持清醒剔透的己见。单正平在《转型》中花了一半的篇幅谈晚清民族主义的问题，落点则是这一时期的文学转型怎样在民族主义情绪笼罩下发生。我很喜欢“转型”这个词，在我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中，常用“演化”“嬗变”，谈文学体式、风格怎样随时代流走和社会变易发生变化。单正平重文学的“问题”是什么，他要把“问题”剖开；而我重的是“关联”，文学的承传怎样发生。当然，他的“问题”中有关联，我的“关联”中有问题。单正平要在晚清面临的千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审视民族主义思潮的发生及对中国文学渐变的推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发展的转折和突变。这是深富意味的。

关于民族主义，单正平从纷繁的解说中跳出来，给了一句话定义： “民族主义就是民族自我意识的现实表现。”其中无论是“自我意识”还是“现实表现”均相当复杂。在历史长河中流动的社会状态，各种事物、思潮不断发生、发展和演化，造成人们认知的困难。终究民族主义在一定的时期有它的特定性，单正平的目光盯在“晚清”。晚清是中国史上的近代，但无论是提“晚清”还是说“近代”，时间上的模糊表达造成了众说纷纭。单正平界定在 1840-1915 年间的 75 年。这一界定的时限中有两件重要战事：1840 年的鸦片战争和1895 年的甲午战争。他借学界的基本判断说，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雅俗文学均乏善可陈带过。不过，在讨论 1840 年以后的晚清文学时，文学史往往会提到开一代文学新风的龚自珍，惜龚自珍在 1841 年 50 岁时死去，未能与甲午战争后勃兴的民族情绪同行。于是晚清文学转型的焦点自然是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民族情绪高涨，梁启超说：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因之，单正平独到地提出三种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的君宪民族主义、尊洋攘夷的共和民族主义、尊夏攘夷的文化民族主义相率而生。同时，激愤的民族情绪下的文学转型也发生了。

文学的表达为激愤的民族情绪指引，传统忧思的有病呻吟或无病呻吟，这时是强敌入侵的生存忧患以及图存的狂怒。与忧患对应是“陆沉”，与狂怒对应是“醒狮”。二者在《转型》中，如同诗比兴下的意象，细品其深意能给人强大的内心冲击力。单正平跳过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的传统文学和个人主义文学，专说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意识的文学表达”。那时清廷在刘锷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里已是一条“沉船”，这是所谓“陆沉”的小说表达；而诗歌则有黄遵宪《述闻》其七“坐视陆沉谁任责？事平敢望救时才”的呼号与秋瑾《感怀》“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的哀鸣。单正平说了“陆沉”带来的四种恐惧：坠入孽海的恐惧、传统崩溃的恐惧、皇权专制的恐惧、传媒制造的恐惧。我看其四的恐惧蕴含在前三中，传媒的传播、渲染，使前三的恐惧更甚。

单正平对“陆沉”源起有探究，上溯到上古神话的大地塌陷为湖泊，这当是“陆沉”最本始的意义。当“陆沉”在东晋成为国亡之喻，令人有“黍离”之悲，几成国亡的代名词。而“醒狮”之喻，相传是舶来品，法国拿破仑说中国是睡狮，醒来当会震惊世界。后有曾纪泽、梁启超、《刍言报》先后言及睡狮与醒狮，醒狮之喻遂成定说，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士人着力塑造的一个民族象征”，同时象征了国人中的启蒙者和觉醒者，代表了晚清国人的乐观与希望。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醒狮的自白，更有陈天华《猛回头》说的“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然而，醒狮之喻尽管所呈现的想象成分太重，其中昂扬愤激的情绪，与“陆沉”的忧郁悲痛构成社会的一体两面，由此产生的恐惧感、悲愤感、昂奋感等等情绪，都是文学产生的媒介。所谓“悲愤”出诗人，这“悲愤”只是情绪的代表，任何情绪都出诗人。这意味着晚清文学的路径与自古而下的文学传统并无差异，至于情绪的表达方式及内涵不一，那是社会变易造成的；是南梁刘勰说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必然结果。一代有一代文学的特质与局限都在于社会情势及其对文人的薰染和改造。文学因时势的影响及中国特有的文化地理而生成， “醒狮”基于“陆沉”的怒吼之下，使“晚清充满粗暴言辞、高度政治化的诗歌文章，既成为那个时代的í最强音’，也为后来同一类型的政治化文学预定了音调。”

这些固然是晚清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单正平却从这里说到晚清的黄帝崇拜。黄帝在神话传说里是中国人的祖先，战国时说黄帝说得最起劲的是漆园吏庄子，他让黄帝成为自己笔下的寓言人物或是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西汉司马迁撰《史记》，首篇是《五帝本纪》，第一位就是黄帝。他化神话传说入史，于是变化不居的黄帝经司马迁定格之后，确立了他身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地位。单正平没有重述黄帝的故事，主要从这里看到了晚清民族主义者的黄帝崇拜下的民族历史的重构、民族自尊和自我认同，这是晚清民族主义者的根，根上的黄帝、黄族、黄种，特别是黄帝的伟大与英雄的再现，有了单正平说的“铁血主义的实践与表达”，具体化为鬼神泣壮烈，铁血铸诗文，慷慨赴燕市，他列举了一些自杀者与暗杀者，其中以秋瑾的雪耻“好将十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救国“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最为眩目，晚清文学的转型就此发生，文学的特质就在其中了。但在一片杀声中，却有李大钊天祸中国，黄帝子孙不死于强敌、水火、灾疫等， “而将死于互杀、自杀以无噍类”的哀伤，黄帝崇拜因之有了弱化的迹象。单正平交代了走向自杀暗杀极端的原委，说是科举废除后，新的政治架构和制度没有确立，青年人欲用世而难用世，处境与前途均是问题，从而在“革命”中走向了极端。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如是走向的结论，陆沉、醒狮意象中的民族悲愤与抗争精神也弱化了。有些人的杀人或自杀，不乏单正平说的原因，却也有出自民族的悲愤或对清廷的绝望。如轰动一时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投湖自尽，留下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义无再辱”虽难索解，但与科举似无关联。

《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单正平著

当单正平以“黄帝：源于仇恨与自尊的历史建构”收束上篇的时候，大体上以民族、甲午两个关键词的铺垫，循“陆沉”“醒狮”和“黄帝”三者而下，道出的是亡国之危、图存之争的双重情绪。在单正平的沉重表达下，让人感到晚清文学转型之所以会发生以及转型后的形态与风格。说到这里，似乎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的话都说完了。但他又生出了下篇“理论建构与价值判断”，相较于上篇的叙说，所包含的问题更为复杂。

梁启超的新民问题，与《大学》的明德、新民有内在一致性，不过《大学》的新民，朱熹作《大学章句》、丘濬作《大学衍义补》，无非是教化，革旧鼎新。在破立之间，看破什么，立什么。单正平说梁启超认为：“要学习移植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首先要培养能适应、支撑、维持这种制度得以运行和发展的合格的国民。没有合格国民，现代民主制度就不可能在中国真正建成。”所谓合格的国民，是新民举措下对受传统文化和制度塑造的中国人的改造。如是要重写历史，以新历史“新民”；要重孔教，“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为教也，主于实行，不主于信仰。”虽说他表示要以佛教佐孔教或儒教，但佛教的避世脱俗，怎可能是新民之方？关键还是孔教，这看似与传统的孔教相合，其实教育的内容、方式与传统相背。在传统教育中上不了台面的小说，被他视为 “新民”的重要方式，这不是晚清导致民风堕落、群治腐败的小说，而是在他小说革命口号下倡导的西方政治小说，以培养国民的政治觉悟，这在“实质上强化了传统儒家的文学功能论”，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无法与传统割裂，尤其是无法摈弃传统道德而真正重建国民的现代意识。在这时候，家庭伦理、家族伦理的深厚与沉重，是晚清现代意识无法冲决的壁障。当梁启超说出“恩增于家庭，报先于父母，推父母所恩而及兄弟，推父母之父母所恩而及从兄弟，如是递推，衍为宗族，宗族者，中国社会成立一最有力之要素，而至今尚恃之以为社会之干者也”以及要“明分”“虑后”，表明他向传统道德的妥协。这有了梁启超内心世界的矛盾，在新旧之间的斗争与徘徊。那时何止是他，激烈的革命者刘师培后来竟投靠清廷端方，全然与革命背道而驰；晚年疏离政治，抱疾闭关，在北大以教书为业，因肺病 36 岁时与世长辞。

单正平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梳理，是他下篇“理论反思与价值判断”的前提， “新民”以青眼对小说，当自家的小说遭到鄙视，于是有新小说当来自西方的需求，自然产生“西译”。但在梁启超之前，已有人主张西译以变风俗，并有翻译小说问世。梁启超的推动以及他自己的身体力行，带动了社会的小说风气。不过那时西学中用，西译小说只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一，还有基督教神学、语言、制造技术等等。就西译小说言，单正平看到了民族主义情感的同构、共鸣与差异，也造就了新小说的创作。但他说： “文学的动力并不等于文学的源泉，文学的源泉与其说是情感的冲动，不如说是别的文学的启迪。”这倒让人思索。文学的言志缘情是情感冲动后的表达，这情感依托的是作家的现实生活。文学史上不乏因别的文学的启迪而产生了新的文学形式。就中国文学而言，如战国庄子妻死鼓盘而歌的寓言，演化成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唐代陈鸿的传奇《长恨歌传》演化成了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然而在文学生成的初始阶段，不存在文学形式对文学的影响；而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受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其他文学形式并非创作源泉的情形大量存在。因此，不宜在文学的动力上，重别的文学的启迪而轻作家情感的冲动。而说随着西方文学的引进，给中国提供了形成民族自我意识的参照，提供了新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从而有了超越民族的东西方文化观，这是不错的。文化的融合永远在发生，古代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南北文化的融合，现代的各种文化的融合更是在频繁发生。单正平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深入下去是颇有趣的文言与白话之辨，又称文言与白话之争以及春秋公羊学的复兴。

文言与白话，单正平溯本清源的结论是：文言是文雅之言，非口语化，有古典范；白话是口语化，朴素直白。文言与白话之辩，压根是雅与俗、小众与大众的问题。诘屈聱牙的《尚书》遇上写《史记》的司马迁即变雅为俗；唐的文言小说传奇，入宋变异为话本，明以后又有了拟话本，这话是“说话”—讲故事，不在庙堂之上而在勾栏瓦肆之间，用的即是白话。还有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其丽雅引发文人跟风，有了两汉辞赋之潮，汉乐府的俗曲《江南》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上邪》的“上邪，我欲与君相知”，距今近两千年，现在仍然给人大白话的感觉。南朝的骈文与乐府民歌的雅与俗亦然。那时候的文言与白话、雅与俗相安无事，采诗之官，所采饥者、劳者之歌当是民间俗曲，宋仁宗朝雅士云集，却也好柳永的俗词。而晚清的文言与白话，主要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立，昭示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趋向与治国之道。国粹派的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要保存国粹，《国粹学报》是阵地，文言文是要的；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提倡民主和科学，倡导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青年》是阵地，兴白话而弃文言。二者形成的民族发展和传统保守的矛盾，或者说激进与保守的对立，症结在于文言与白话之争的教育化、道德化、政治化，是关乎社会命运的往前走还是往后退，与传统俗文学的点缀时政或寓教于乐不尽相同。就此而论，晚清文言与白话之争的意义就变得特别重大。但往后走总是没有出路，孔孟、老庄的社会政治理想都往后走，在武力纷争的春秋战国终无所成，他们深刻影响后世的并不是往后走的社会理想，是具有普适性的道德观和自然观。而文言与白话之争，作为文化形态，白话的胜利并非文言的消亡，社会顺着新文化的路前行，文言或说传统依然是在的。新文化的重要标志是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在呼啸着告别国粹的时候，也与 1911 年辛亥革命、清廷终结告别了。所以单正平所论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文言与白话之争，必然跨越晚清而延续到现代。不过，以白话兴文学，文学还是有文学的章法，不是白话就是文学，单正平如是说，我深以为然。

春秋公羊学，让人想起《春秋》，想起“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随之有春秋公羊学，也有春秋左传学、春秋谷梁学。《左传》以事传经，展开《春秋》的历史本事，它的历史叙事随后成为公认的史学正途；《公羊传》释《春秋》义理，重在揭示《春秋》的微言大义。二者决定了西汉以降经学的两种走向：古文今学与今文经学。后者阐释的主观性有班固批评的： “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史上春秋公羊学有两次勃兴，即西汉和晚清。西汉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的大一统说为汉武帝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论，让儒学在那个时代独尊，公羊春秋就非左氏春秋可比。1840 年前，春秋公羊学“以经议政”在庄存与（1719-1788）手上开创，继之者有刘逢禄（1776-1829）对春秋公羊学统绪的整理，龚自珍、魏源的发扬光大。叶德辉曾说龚自珍在清光绪中叶，海内风行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持龚文。龚自珍在 1839 年有《己亥杂诗》呼吁：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他因早逝未能在 1840 年后的晚清续展风采，继而有康有为在西学影响下推演春秋公羊学，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掀起反尊古的时代浪潮，随后的康、梁在光绪帝支持下搞百日维新运动即“戊戌变法”以图强。虽然“戊戌变法”以“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梁流亡海外宣告失败，但在这样一条历史轨迹中，晚清公羊学的兴盛于斯可见。《转型》说到晚清公羊学的儒化世界观与“大一统”、“三世异辞”的历史变易、循环论，相对文学来说，文人的史书崇拜和文学叙事最后归结到史书的文本崇拜，从而过渡到晚清公羊学对文学特别是对小说的影响。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素来卑微，单正平说小说本质上属于野史稗官，但微言大义与《春秋》相同，小说的社会效果优于稗官野史及新小说具有新的历史叙事的属性，这也当是一个时代的认知。

小说固然是历史叙事，其实与历史著作的历史叙事有很大的差异，班固说《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成为史学家的圭臬，但小说的历史叙事演化成为冯梦龙《警世通言叙》说的“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的虚构，尽管二者在经世致用上可以趋同，但并非夏曾佑说的小说是比一般史书更好的“历史记载”。单正平注意到夏曾佑的观点和柯林伍德、怀特在历史虚构理论上的相似性，他跳出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指导下的小说经邦济世论，认为中国小说的叙事主流是儒家的历史精神，小说叙事中的一切表达，最终要融化为“历史”；作家根本的目标是要进入“历史”以立名，这是无疑的。但这与要被载入“历史”的实录性历史同一吗？“小说叙事的目的或终极追求就是建构历史、说明历史，证明历史的意义”，或者说“中国小说的创作和欣赏批评的终极追求就是历史”，其反映的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以及其叙事指向的“以经史为指归，万变不离史”，这“历史”同样与实录性的历史叙事有别。单正平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作历史的本根分析，他看到了作为历史著作的传记是以真实人物为本的，阿 Q 的虚构性、象征意义，阿 Q 反映出来的国民性问题，是历史积淀的现实反映，是单正平说的“既代表了历史，又象征着现实”，于是，本是小说的《阿Q正传》太像历史著作。

小说，原本也是可以像历史著作的。但单正平随后说了这样一段话：“鲁迅确实是杂取了其他人的特点，改造了阿桂。就算阿 Q 这个人物主要是虚构而非纪实，虚构人物就不能进入历史？上古历史人物尧、舜、禹之类是否确有其人，至今都是个问题，但不影响这些人物成为历史叙事的对象（虚构）；司马迁把屈原、宋玉诗文中的对话当作历史事实写入其传记中，后代读者似乎也很少表示如此会影响其著作的历史价值。既然古人的虚构可以进入历史，现代人的虚构为何就不能进入历史？ ”我多次读过《史记》，司马迁《五帝本纪》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本纪》中的禹等人，是古代神话传说人物历史化的结果，入了史而从未被视为信史，它们在《史记》里作为中华历史最初始的一环，确有司马迁对不知悉的历史有想象或对世人想象材料的编纂，但不是《史记》叙事的基本方法。历史著述中也存在大量的人物对话、逸事趣闻，但是以历史的真实为基本格调的，与《阿 Q 正传》书写的国民性的真实和故事的虚构是两回事。在我看来，历史与小说还是需要区分开来，小说文体的虚构特质自为一格，它可以有很强的历史性，它的社会价值也可以超越真正的历史著作，但《阿Q正传》之类的小说并不能跟《史记》之类的历史著作划等号，历史著作的非虚构仍然是不变的原则。单正平后来在《文学评论》发表了《晚清公羊学与现代小说的历史本根论》一文，没有提到以《阿Q正传》为例的历史本根分析，也许是另有思考。

春秋公羊学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导致晚清小说的地位高于诗歌、散文的地位，故晚清诗界革命下的黄遵宪之诗，文界革命下的梁启超“新文体”散文，均不及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被视为谴责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

单正平最后说到了晚清民族主义高涨下的“索隐”批评方法，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第一次把索隐批评这个历史现象纳入到整个民族主义和文学史的视野中做整体考察”是很难得的。从这里看文学“索隐”批评下的民族主义的深刻影响，批评对象主要是叙事小说而不是诗词和散文，如《金瓶梅》《石头记》《水浒传》索隐，单正平看到春秋公羊学对索隐批评的影响，当“索隐”批评以“小说乃实录而非虚构”为理论前提的时候，所谓“本事考证”的无限想象，必然走向的文字、语言上的猜测、比附，其政治性、主观化不可避免，自然出现种种弊端和不适。单正平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批评没有走王国维整体观和哲理分析的道路，

批评家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效仿，导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两种主流：一是按西方的文学教条，热衷对整体文学现象作宏大叙事式的批评，疏于对具体作品深入细致的分析。二是从政治诉求出发的文学功利主义者，重功利而轻方法， “索隐”得以大行其道。这至今仍是中国文学研究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文学的本色怎么还原，

文学史撰述怎样真正贴近已成过往的历史，对于研究者来说始终都是严峻的挑战。单正平说可将中国的“索隐”与西方的象征方法结合起来，象征为“索隐”提供了“索隐”的可能性，而“索隐”也因象征的时空距离、批评者与创作者的距离变得鲜活起来，这不失为一种好的研究方法。但即便如此，文学、文学史研究想贴近历史本色也是艰难的。不过，晚清文学转型带来索隐批评的新形态，也像文学一样，在当时染上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尽管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激进派从文学理论上予以否定”。

以上我拎出《转型》其中的几点说说自己的感受，算是读了《转型》的一点收获。本书思考的问题太多，难以尽言。单正平自己也说： “本项研究只是提出了若干问题和假设，更为深入的研究有待来日。”我读罢忽然想说，没有罗丹“思想者”模样的单正平，可以做小说家、诗人、随笔家的正平教授，其实是一位冷峻深刻的“思想者”。

（本文转载自《南方学刊》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