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被免职并接受审查后，依然按照副大军区职级待遇得到妥善安置！
1962年初春，珠江边乍暖还寒，罗荣桓到广州军区看部队建设。检阅结束，他侧过身问身边的政委：“文件念得多，实事抓得紧不紧？”那位中将回答得干脆：“说到就要做到，否则就是空。”这一句“说到就要做到”，在军区机关里一传再传，因为说话的人正是刘兴元。
刘兴元出生于1908年，山东莒南富农之家。六岁私塾，打好识文断字的底子；十七岁进青岛纺纱厂，夜夜机器轰鸣，磨出了执拗劲。1928年底，北方军阀混战，他随冯玉祥部队南下，一年后又改编至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围剿”红军的途中，看见缴获的宣传品，他第一次认真读完《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心里打了个突：这才是要走的路。1931年，他带着几名同乡脱队投红军，同年12月入党，从此专管政治教育。
文化底子在那时候是稀缺资源。根据地办夜校，要人识字；办报纸，要人编稿；开班子，要人讲课。刘兴元全都接了。可是他管事也“辣”，连小号手抄报错了两处标点，他都能当着全连的面指出来。有人私下嘟囔：“这也太尖了吧。”他听见后摆摆手：“句号位置都不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打信号的位置能准？”一句话噎得对方再不作声，却也不敢敷衍。
严格不等于疏远。1941年，皖南大别山区条河村，一支独立旅在此休整。刘兴元把指挥部设在张姓老乡屋后牛棚，却把前屋让给带伤的新兵。老乡心疼自家床铺，他解释：“打扫干净还能用，人没了什么都空。”老乡愣了愣，回头把家里唯一的油灯递过去。三个月后部队转移，老乡发现墙上挂着一只干净军号、一件灰绿棉衣——“留给娃子用功读书”，这行字是刘兴元用粉笔写的。
抗战、解放战争一路打下来，他从营政治教导员干到山东军区二师政委。1955年授衔时，他四十七岁，中将。授衔仪式后，战友祝酒，他只说了一句：“等级是国家需要，别拿它吓唬群众。”大家哄笑，却都服气。作战会议上，他常常用粉笔在黑板画圆圈，标出“政令、粮草、民心”三个点，然后接着画三条线相互连通，“缺哪一条，仗都难打”。
建国后，广州军区机关事务繁杂：复员安置、边境防务、地方建设，一桩桩都得人拍板。主任会议里，司令员龙书金敲桌子：“这事先问政委。”有人疑惑，龙书金笑：“他心里那把尺子比我还直。”尺子直，难免得罪人。文件送审，他能把领导亲笔圈阅的红杠划掉；伙食账目，他能为两分钱差额追问一上午。有人暗自抱怨，他照旧一句老话：“说到就要做到。”
1970年，中央考虑“一线在军队、二线在地方”的布局，刘兴元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班子里最怕的是他突然查岗。夜里十二点，他推开办公室，见文秘还趴在桌上打盹，轻声问：“稿子几成？”对方慌忙站起：“七成。”他没训，递过去半块饼：“别硬撑，明早给我八成。”转身走。文秘后来回忆：“那口饼比批评更顶事。”
1972年春，他调四川，地方与军区双重身份更复杂。那一年毛主席南巡途中经过成都，嘱咐陪同人员去武侯祠看两幅对联。要讲解的领导脱稿忘词，急得直冒汗。刘兴元在一旁接过话筒，顺口背出“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全文，还补了段诸葛遗诫，把现场气氛缓和下来。毛主席听完点头：“脑袋里装的东西多，办事就不慌。”
然而风向说变就变。1978年11月，中央决定对部分领导干部作组织审查，刘兴元名字也在名单上。通知到手，他只说一句：“组织认为有必要，那就配合。”六年里，他写了厚厚几本说明材料，字迹工整，没有一句牢骚。调查结束，结论是“缺点错误与政治问题无关”，仍按副大军区职待遇安排，1984年正式离职。
有人问他“值不值”。他笑得很淡：“这把尺子从二十岁用到七十岁，弯过就量不准了。”话不多，却照例锋利。1989年秋，他把最后一份修改稿交给军政大学史料室，嘱托保管。翌年病逝，终年八十二岁。桌上那把用了几十年的黄木直尺，被同事封进玻璃匣，放在走廊展柜里。每逢新学员报到，老师都会指着它提醒：“说到，就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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