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 预流的学术与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古典诗词|文学史|方法论|现代|顾颉刚|预流的学术与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小说史学的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预流之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什么是预流之学？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里的所谓预流之学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以新材料研求问题的新的时代学术潮流；二是像敦煌学这样具有世界意义的新的学术潮流。

原文：《预流的学术与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作者 |宋莉华

图片 |网络

纵观中国小说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近代以来新的学术分类、历史叙述、教育制度、文艺思潮的影响，许多新兴学科的方法和思想被广泛运用到研究当中，同时伴随着海外访书不断发现的小说版本等新材料，使中国小说史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成为一时之显学。

以预流的学术探究中国古典小说

18—19世纪欧洲的汉籍目录以及与之相应的“Bibliography”，对于发轫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小说史学而言，可谓预流之学，不仅提供了当时国内稀见的通俗小说文本，而且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文学观念、分类系统和学科体系。

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小说史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学者们在此过程中一直努力进行方法论的探索，以预流的学术探究中国古典小说，以新材料、新方法研求新问题，特别是胡适，他以现代史学方法考订作者生平家世与小说创作关系，这一研究引发了考证小说作者的热潮。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容肇祖、顾颉刚、李辰冬等学者都于此用力甚勤，使考证小说作者成为一时学术风潮，并构成小说史学的重要一翼。

胡适的小说考证又衍生出另一脉络，即用故事演进及母题生长来观照中国小说的类型，以作者考订、本事考异和版本校勘为基础，贯以历史的眼光，借母题的生长与扩张阐释章回小说之演进。胡适的考证带动了这一研究的兴起，尤以郑振铎的《三国志演义的演化》《水浒传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演变研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成就为最高，影响远播学界。

关于小说演变的研究，随着敦煌卷子的发现，别生一脉，即关于佛经文学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陈寅恪通过考订《贤愚经》《罗摩延传》《慈恩法师传》三个故事与《西游记》的素材来源，推演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演变之公例”。同时，陈寅恪就比较文学研究提出了方法论的主张：“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此外，心理学方法也被广泛用于小说批评领域。

中国议题成为催生因素之一

欧洲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肇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系统化于17世纪，成就于启蒙运动时期。18世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正是发生于此间的启蒙运动，使现代知识体系得以确立。就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议题来看，17—18世纪奠定了“中国”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基本地位与知识倾向，“中国”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欧洲各国文学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已有了三四百年的积累，各国文学的民族性、民族特色逐渐显现。启蒙主义文学家们在追求自由、博爱、平等的价值的同时，开始反对“泛欧洲主义”，强调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的独特风格与民族特性。弗朗索瓦·贝尼耶、皮埃尔·贝尔、伏尔泰等启蒙运动思想家在不断变化的知识潮流中，利用儒家思想进行启蒙，将亚洲知识传统作为启蒙运动遗产的一部分。可以说，在现代知识体系的萌发阶段，中国议题成为这一体系的催生因素之一。

19世纪欧洲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发生转变。荷兰学者任博德在《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中提到：19世纪，人文学的很大一部分变“新”了，研究方法发生了很大改变，更趋向于实证性的文献研究，修道院档案被国有化，博物馆馆藏对公众开放。语文学也经历了从纯古典到民族的变化。这些变化并非突如其来，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欧洲的浪漫主义时代，为了解放思想和释放想象力，文学视域大为开阔。文学家们不仅热衷于民间民族文化，更追求异域情调和东方趣味。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批评表现出了对欧洲以外的文学的兴趣。与这种对其他民族及其历史发生兴趣的风潮相适应的，是民众对通俗文学和民间传说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中国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通俗文学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大量引入欧洲，各大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竞相收藏汉籍。同时，随着欧洲的学术发展，逐渐形成了西方学科视域中的中国文学知识谱系。18—19世纪，西方印刷出版的商业化带来了图书市场的繁荣，职业化写作出现，“literature”的内涵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具有普遍、通用的含义，涵盖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类，语义则逐步向“美文学”倾斜，此前“literature”所包含的“博览学识”“学术门类”“文献索引”等义项则逐渐收缩，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学科概念逐步确立。19世纪，随着东方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民族学等知识领域的兴起，世界文学史书写方兴未艾，欧洲学者试图将当时大量译介的中国文学也纳入其中。

中国小说史学构建的探索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以西方文学观念、文体概念、学科分类构建的中国文学知识体系，出现了文体错位、中西术语交叉混用、文学作品归类错误等诸多不适应症。而且，经过西方学者的翻译和阐释，中国文学术语、文学经典事实上经历了重构的过程，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评价标准殊异。某些转换之后的文学术语，被日本学者借用，或经晚清学人移植，广泛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并沿袭至今。因此，本研究试图从根源上梳理，侧重于理论阐发、比较研究和学术史构建，重点围绕三方面展开：

其一，文学术语考释。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学科的术语加以解说的。本研究对欧洲早期中国文学术语的生成加以考释和理论阐发，尝试勾勒西方学科视域中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历史和基本特征，通过比较研究，彰显中国文学的独特谱系，揭示中国文学现代学术话语生成及演变的复杂面相。

其二，文学分类体系研究。西方汉籍目录的编纂与中国文学的西传几乎同步，也是早期西方汉学建构中国文学知识谱系的最为重要的途径。文学作品在书目中的著录、分类及其位置，既是对文学文献的整序，又涉及文献背后的文学观念、文学体裁的本体界定，以及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目录既为编纂文学史提供了基本资料，同时为理解历史上的“文学”提供纲要性启示，本身也构成了学术史的一部分。特别是19世纪以后，欧洲学者十分注重以编写目录的方式来研究文学史，这种实证主义的风气曾影响欧洲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