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副教授（长聘）、木兰学者、北京大学全球女性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马京晶老师的合作论文“Decompos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toward members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解构人们对待不同社会群体行为中的文化差异》）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姊妹刊PNAS Nexus上正式发表。PNAS Nexus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代表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是一本开放获取，面向生物、物理、社会与政治科学及工程、数学等领域高质量原创研究的跨学科期刊。论文合作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讲师王嘉澍、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Adrianna C. Jenkins、加州理工学院行为经济学讲席教授Colin F. Camer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席教授Ming Hsu，其中Ming Hsu教授与马京晶副教授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研究背景与问题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往往不同，比如中国人和美国人待人方式就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长期以来，在我们观察到“中国人和美国人行为不同”的情况下，学界研究大多只能描述这种待人的不同“平均差异有多大”，却很难解释这种差异究竟从何来？是两国人对他人的“看法”不同，还是他们所“看重”的东西不同？同时，由于不同文化对“公平”“慷慨”等概念的理解未必一致，研究者一直担心所谓的文化差异可能只是测量误差或翻译偏差造成的“假象”。
为厘清这一问题，研究团队提出将文化差异拆解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心理环节：一是“社会感知”（social perception），人们如何看待他人，例如认为某个群体是“热情友善的”还是“能力很强的”；二是“社会评价”（social valuation），这些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例如同样觉得对方“很热情”，有人会因此更愿意分享，有人则未必。
研究方法
团队在中美两国共招募了5,428名参与者，请他们完成两个简单的经济分配游戏。在“给予”游戏中，参与者拿到20个代币，面对一个仅以身份词（如“科学家”“农民”“无家可归者”）标识的陌生对象，决定分给对方多少。“索取”游戏则相反，代币属于有身份词的陌生对象，参与者决定从对方那里拿走多少。为减少两国购买力差异，游戏中代币在美国按1.5美元、在中国按10元人民币计价。完成游戏后，参与者还需对这些群体的“热情”和“能力”打分。研究分两轮采集数据，第二轮使用了在性别、年龄、族裔（美国）和城乡（中国）上具有人口代表性的样本，用于检验模型能否准确预测此前未见过的新数据。
主要发现：“双重分离”
研究团队用第一轮数据训练出的模型，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第二轮中两国的行为差异（“给予”和“索取”两个游戏中，模型分别能解释约76%和77%的群体间差异）。模型用“热情/能力”这套统一标尺就能精准预测跨国差异，说明这些概念在两国之间是可比的、被相似理解的，大体上排除了“文化差异只是测量假象”的担忧。
在此基础上，文章主要发现了“双重分离”的现象：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主要由社会感知驱动，中美两国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怎么看待”各类群体。研究发现，相比中国人，美国人把保姆、农民、日本人视为更“有能力”；而中国人则把朝鲜人、律师评价得比美国人更“热情”。
•同一国家内部不同人群（按性别、年龄、族裔或城乡划分）之间的差异，则主要由社会评价驱动。大家对各群体的看法比较接近，区别在于这些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他们的慷慨程度。
此外，研究还发现中国受访者内部的一致性明显高于美国。中国不同子群体的反应更紧密地围绕全国平均水平，而美国内部的分化要大得多。研究者推测，这可能与两国信息环境的集中程度不同有关。
研究的现实意涵
文章没有停留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这种笼统、容易固化偏见的结论上，而是用一套可计算的数学模型，把模糊的“文化差异”拆解为可检验、可比较的具体心理成分。在一个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准确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感知和评价彼此，对跨文化沟通、国际合作乃至化解组织与社会间的摩擦都具有现实意义。当分歧源于“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和评价标准存在差异”时，先把这些底层机制讲清楚，或许就能更早预见摩擦点、找到弥合分歧的路径。该研究得到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相关材料、数据与分析代码已在Open Science Framework平台公开。
论文摘要（英文原文）
Prosocial behavior is a hallmark of human societies, yet its expression—and the benefits it confers—varies across cultures. While such variation is well documented, the underlying cognitive mechanism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Here we propose a decomposi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rosocial behavior into two key components: (i) social perception, capturing how cultural groups view others on dimensions of warmth and competence, and (ii) social valuation, reflecting how these perceptions influence the value of social actions. Using behavioral data from economic games involving participants in the U.S. and China (N = 5,428), we show strong evidence of a double dissociation at the level of between- and within-country variation: whereas social perception differences dominated in accounting for between-country differences, within-country differences were more driven by variation in social valuation. These findings offer a mechanistic account of cultural influences o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highlight the value of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https://doi.org/10.1093/pnasnexus/pgag172
作者简介
王嘉澍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是本文的第一作者，研究主要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就读博士后期间完成。
Adrianna C. Jenkins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Colin F. Camerer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行为经济学讲席教授。
Ming Hsu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与Helen Wills神经科学研究所William Halford讲席教授，本文共同通讯作者。
马京晶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管理学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木兰学者、北京大学全球女性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共同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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