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贤波 著
78.00元
2026年5月出版
978-7-5732-1914-5
为什么推荐这本书
有明一代，由于倭寇的侵扰和世界海洋格局的变化，明代海防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本书从明代海防的一个节点——广东海防出发，以动态的视角还原当初的历史场景，剖析从明初到明中叶再到明晚期广东海防体制的变迁。本书逻辑严谨，文献证据充分，尤其是历史场景的还原度很高，给人以置身其中的感觉，虽是一部学术研究著作，又不啻一部“历史推理小说”。
它都写了什么内容
“重门之御，用遏海氛”。明代海防体制经历了从卫所到水寨、从官军到募兵的深刻转变。本书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分析，从运作机制、地区形势、人事背景、社会影响等层面梳理明代广东地区以水寨兵船雇募制为中心新的海防体制逐步取代卫所军船巡海备倭的过程，呈现出国家海防体制如何在特定时空背景中发生转变，以及本地官员和文人士大夫在复杂变动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处境中，如何从不同的立场和层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海防体制调整的曲折中来。
与平装版相比有哪些变化
2017年11月，我社推出了《重门之御 : 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的平装本。2017年初版以来，明代区域海防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本次增订再版，作者除对全书文字加以斟酌、部分史料重新核校外，主要从四方面进行修改，力求在原基础上实现更清晰完整的表达：一是深化了对明代海道副使设置初衷与制度安排的阐释；二是针对广东三路分守格局形成的依据，尤其对肇庆府归属中路还是西路的争议作出更明确回应；三是增补了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南澳游资料等新史料；四是将“从明代广东海防体制转变历程，思考制度顶层设计与实际效果的差距、国家制度与地方实践的冲突及相互塑造”这一思路贯穿全书，期望通过这一区域案例，为理解传统海疆治理的动力、机制与症结提供更深入的视角。
特装本特在哪里？
此次除了内容修订外，封面采用了全新设计，并升级成了精装版本。同时，在普通精装本基础上还做了500册限量特装本。
2017年平装本
2026年普通精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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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特装精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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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装之一：星彩珠光纸环衬
特装之二：三面书口刷《筹海图编》海浪纹
特装之三：钤印签章
特装之四：精美藏书票
作者简介
陈贤波，广东澄海人，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广东省特支计划”。主要从事明清史、海洋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市规划项目、委托项目多项。目前重点关注清代平定华南海盗（1790-1810）的历史书写问题。
目 录
增订版自序/1
绪论/1
一、问题的提出/1
二、学术史回顾/4
三、思路、史料和本书框架/21
第一章 山海相通与倭夷海寇/24
一、海洋地理环境/25
二、沿海冲要/39
三、三路分守格局/56
四、倭夷海寇问题/65
五、小结/72
第二章 明前期海防体制及其走向/86
一、防海备倭与明初沿海社会/87
二、备倭官、备倭军和备倭船/112
三、山海盗寇与海防危机/145
四、小结/164
第三章 水寨兵船雇募制的展开/167
一、正德至嘉靖初年的海防改革及其影响/167
二、柘林兵变与吴桂芳的应对策略/192
三、吴平之变与水寨兵船防御体系的酝酿/212
四、曾一本之变与闽广合剿海寇的政治较量/221
五、小结/247
第四章 沿海水寨兵船防御体系的确立和运作/250
一、“欲治南澳，必先总事权”： 漳潮副总兵之建置/250
二、沿海水寨的增置调整/261
三、“珠禁”“珠盗”与涠洲岛设防/280
四、水寨兵船防御体系的运营构造/299
五、小结/319
结语/329
一、时局走向与突发事变对海防体制的影响/330
二、政治较量和人事纠葛/333
三、海洋局势与沿海社会的国家化进程/335
征引文献及书目/339
一、文献史料/339
二、研究论著/347
初版后记/365
增订版自序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三月，驻守潮州饶平县柘林澳的数百名“东莞水兵”骤然集体哗变。官方记载显示，这批水兵的兵源地乃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县。因长达五个月未得到充足粮饷供给，水兵在接到上级要其调防潮阳海港的命令后，拒不执行，随后联合一批来自东莞地区的“盐徒”驾船袭击省城广州。在粤东沿海寇盗此起彼伏的背景下，此次兵变令朝野为之震动。地方当局采取内海外洋两路夹击、剿抚并用的策略平息了这场叛乱，此间还调募了一批澳葡兵船参与剿灭盗贼的行动。
“柘林兵变”这一事件，在关于澳门早期开埠史、葡萄牙人协助明政府剿盗以及明代中后期地方动乱的各类研讨中，早已引起前辈学者的关注。然而，事件背后牵涉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却从未被提及： 究竟在怎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东莞水兵会被调派至粤东潮州？是临时的调配，还是长期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笔者直至读到嘉靖年间潮州知府郭春震《备倭论》中“往者议发饷金募海夫，比旧设军士已数倍；又不足，益以东莞乌船号子弟兵又数百”的内容，再结合黄佐嘉靖《广东通志》中有关“（东莞）县有乌艚船子弟兵者，东西二路防守莫不用之”的记载，才豁然明白： 柘林兵变事件看似孤立偶然，但调遣和仰赖东莞水兵防海的背后，却隐含着明中期广东海防体制转变的草蛇灰线，反映的是明代军事史上雇佣兵逐渐成为正规常备军力的重大转折。本书的研究，始于十多年前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并试图给出一个完整的解答。
窃以为，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常常是在知识和常识之间提出合适的问题，研究的做法要么“拾级而上”，要么“另起炉灶”，前提均是对前人成果有足够细致的阅读和充分的共情。本书初版之后，有关明代广东海防问题的研究新作迭出，仅对广东海防三路格局的专题论文即有四五篇之多。令人遗憾的是，一些研究不断发表出来，却依旧停留在缺乏“新问题”“新史料”的“炒冷饭”状态，相信后来治此专题的读者自可明察分辨林林总总相关研究的价值。正因如此，本书此次修订自然不打算把这些后出的“新成果”纳入讨论范围。
本书完稿后，承蒙黄一农教授相助，笔者于2017年夏天前往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访学。在此期间，我得以较为完整、系统地快速浏览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折件，从而对清代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流转概貌有了全新的认识。出发之前，我本打算延续对明代广东海防体制转变的研究，将研究射程拓展至清代水师兵船制度的建立与运作，然而却意外地被清朝平定华南海盗的议题深深吸引。尽管平定海盗必然涉及海防设施、海防体制、海防人物等相关史事，但我在查阅丰富的清宫奏折档案后坚信，当务之急是探索如何将前人研究华南海盗的“事件史”推进到“书写史”，审视清朝“战争征服历史”的官方叙事架构如何通过多种文本形式生成并传播。只有如此，才可能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一步，也似乎更具能引发共鸣的“时代感”。这一偶然发现，构成了笔者目前正在撰写的另一本专著的核心内容。想来这也是由本书种下的“因”所结出来的“果”。
回首往昔，起初我对柘林兵变事件前因后果的探寻同样机缘巧合，恰似有一只无形的手引领着我翻山越岭，令我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或许从事研究的人文魅力与吸引力便在于此。人到中年，待人接物渐趋简约，对于何事具有意义，我也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所谓的“偶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内心深处的呼唤与现实生活的映照相互交融的结果，研究工作也因此成了一种“随缘”的选择。
借此增订再版机会，笔者仍然要感谢二十年前接纳我这个外地人在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开展博士论文研究的一众村民朋友们。尽管当年长时间的实地调查让我尝尽了苦头，但假如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断难以真正踏上学术之路并时刻反思自己从事研究的意义何在。在长达两三年的走村串寨之旅中，我常被很多当地人问到： 你来这儿做的事情（指实地调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你写出来的书能改变我们的落后吗？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问题萦绕不去，让我不安。不可否认我自然可以讲出一大堆学术价值的理由来标榜从事研究的意义，但无须讳言的是，我当年的首要任务只不过是完成个人的学位论文，谈何现实关怀？我常常自问，当一个历史学者守住了眼前的一张书桌，孤独思考百千年前的人和事，是否就能够心安理得地享有不问世事的权利？我奢侈地希望本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在学术史层面回答明代广东海防体制转变的关键时刻和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更期待本书所述也能够由过去连接当下，观察人事与体制、偶然突发事件与社会常情之间的牵缠互动。这两者都是我在写作本书时反复思考的。
我要特别感激责任编辑贾利民先生给予的建议与推动，才使得本书在初版九年之后，还有机会以增订本的形式再度问世。同时，我也要感谢研究生张珂馨同学，在本次修订过程中，她通读了全书，提出修改建议，并协助查补相关资料。至于初版后记中已经致谢过的众多师友，恕我不再一一赘列。对于他们给予的所有帮助，笔者依旧心怀感恩。
重新审读旧作、修订内容之际，我通过对旧书稿进行“文本细读”，重新审视十多年前创作本书的那个“我”。往昔数百个深夜敲击键盘查核史料的情景，清晰如昨。“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此番两位作者再度相遇对话，对我来说，着实不亚于一次情感与心智上的“亲到长安”。
谨以此书献给引领我走上研究之路的师长和家人。
2025年4月18日初稿
2026年2月2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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