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在河南开封的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发生了一场荒唐肢体冲突,老西北军宿将刘汝明当众一拳将黄埔嫡系、总统府战地视察官刘伯龙打翻在地,全场杂牌将领无一人上前劝阻,一场关乎战局的会议竟然沦为派系积怨的泄愤场。
后来曾亲历此事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回忆道,刘伯龙倒地时鼻孔淌血,竟无人搀扶,只有刘茂恩碍于情面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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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拳超人
挥出这一拳的刘汝明也是个奇人。
刘汝明是河北献县人,早年家道中落,因祖父败尽家业、父亲客死异乡,他在十七岁便投军糊口,编入冯玉祥的左路备补军。
刘汝明因为识字读过几年私塾,被冯玉祥看中留在身边,从列兵一步步升至师长,成为冯玉祥麾下声名赫赫的战将之一。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刘汝明跟着冯玉祥出生入死,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他一度失势,后投靠宋哲元,在长城抗战中率部在喜峰口重创日伪军。
虽然后来在华北地区,刘汝明和汤恩伯一度有些不愉快,但是比起韩复榘和石友三等人,刘汝明还是不错的了。
这样一位在抗战时期相当有韧性地将领,到了内战战场以后将却一败再败,第四绥靖区所部被解放军接连重创,整编第五十五师基本覆灭,一仗就被吃掉一万六千余人。
刘汝明眼看不是对手,于是也尽可能避免和我军作战。
然而,刘汝明的做法引起了南京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对其消极避战极为震怒。
这其中固然有刘汝明自身锐气不再、整日吞云吐雾的颓唐,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是杂牌出身,补给短缺、装备老旧,部队打光了也得不到及时补充,处处低人一等。
既然南京把杂牌当炮灰,他又何必拼死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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蹬鼻子上脸
再看刘伯龙,他是贵州龙里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后又赴日本步兵学校留学,回国后加入复兴社,成为康泽手下的得力干将。
内战期间刘伯龙在南京清党委员会任职,以“宁错杀不放过”为信条,手上沾满了鲜血。
据史料记载,刘伯龙其人生性暴戾,情绪极不稳定,动辄杀人立威,就连手下向自家妹妹求婚也被他当场开枪打死。
人怕出名猪怕壮,刘伯龙在川北、黔东任新八师师长期间滥杀无辜,恶名远扬,在云南沾益更是屠戮某村男女老少达三千余口,一度引起民众公愤。
这样一个人品行不端又得罪人的时候,很容易吃亏的。
当刘伯龙以总统府战地视察组长的身份来到开封,身上有一种“天子门生”的优越感,这一点和罗奇相当相似。
刘伯龙这样黄埔三期出身几乎没有打过什么硬仗的书生之人当众厉声斥责刘汝明作战消极、打滑头仗,言语之间毫不掩饰轻视和羞辱。
据回忆,刘伯龙发言时手指几乎戳到刘汝明脸上,措辞尖刻如同教训新兵。
在座的杂牌将领听了无不面红耳赤,却敢怒不敢言。
刘汝明起初尚能隐忍,但刘伯龙越说越放肆,终于点燃了作为旁系被蒋系欺压多年的怒火。
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陡然起身,一拳砸在刘伯龙面门上,对方仰面摔倒在地,鼻血淋漓,眼镜也直接飞了出去。
这个场面实在是太具有冲击力了,反而却没有人上前劝阻,没有人出声呵斥,只有冷眼旁观。
后来还是刘汝明的同乡兼旧识刘茂恩看不下去,才上去把刘伯龙拽了起来。
严肃的军事会议就此中断,这场会议也在一片哄乱中沦为派系矛盾的闹剧。
会议变成了二人单挑的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这位深谙驭人之术的政客处理起来也颇为熟稔了。
对于老蒋来说,刘伯龙固然是他的亲信,可刘汝明手里攥着六万杂牌重兵,值此战局吃紧之际,得罪不得。
于是蒋介石最终没有严惩刘汝明,反而好言安抚。刘伯龙挨了一拳,丢了面子,被调往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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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后的二人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伯龙到贵州后依旧嚣张跋扈,很快与省主席谷正伦闹到水火不容。
1949年11月,我军逼近贵阳。大军压境之际,刘伯龙竟奉命杀害了德高望重的黔军元老卢焘,此举彻底激起全城震怒。
谷正伦原本就与刘伯龙矛盾重重,卢焘之死更是触碰了他的底线。
11月18日,谷正伦以开会为名将刘伯龙诱至晴隆县政府,院内伏兵骤起,乱枪将刘伯龙击毙。
当枪决刘伯龙的布告贴到云南沾益时,当地百姓鸣放鞭炮欢庆,奔走相告。一个以暴力起家的人最终死于暴力,一个四处树敌的人最终被敌人清算,这样的结局也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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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龙下场惨淡,当年的一拳超人刘汝明则率残部一路南撤,在厦门战役中全军覆没,只身逃往台湾。
到了台湾后蒋介石翻起旧账,追究其战败之责,将他彻底夺了兵权,打发了一个闲职。昔日统兵数万的方面大员,晚年在台北寓所中寂寥度日,除回忆录和几本旧人杂忆之外,留给世间的只剩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