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是一个图腾——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图腾。
但是，除了母语世界之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他的思想产生如此持久而复杂的回应。不管有多少中国人支持他，也不管有多少中国人反对他，哈耶克思想的张力，都远超大多数思想传播史个案，它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拷问自身的一种镜像，包括马列学院的博导们。
最早关注到哈耶克的，是民国时代的周德伟。
1932年，这位湖南青年公费赴英，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所，师从罗宾斯与哈耶克本人，成为哈耶克唯一来自中国的及门弟子。但传播有限，只是在湖南大学课堂上和自己主持的刊物《中国之路》上，泛泛讲述哈耶克及其老师米塞斯的经济学说。
周德伟的立足点旨在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这种微光即便在民国时期的土壤上，也很难照亮中国的民族工业。
潘光旦是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阅读视野极为宽广。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在追究的问题：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真的只能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吗？
1949年之后，哈耶克在中国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分岔：海峡两岸，一冷一热，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位西方思想家做了东方语言的解构。
哈耶克思想开始在台湾结出了果实。
哈耶克本人对台湾也出奇地重视，1965、1966、1975年，三度访问台，在台期间曾与蒋介石会面，甚至将蒋视为一位“伟人”-——这让今天的读者不免错愕：对专制制度最深刻的批判者，竟然对一个威权统治者产生如此好感。其实不难理解，哈耶克的学理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它的底层逻辑是对集体主义制度的批判，而老蒋是一种过渡性的威权统治，市场化决定了台湾最终的政治的路径。
殷海光等台湾自由主义者将哈耶克引为同道，但杜维明回忆，1965年哈耶克访台时曾见过殷海光，1975年第三次访台时却不愿再见——许倬云请杜维明促成的这次会面最终未能成行。杜维明认为这反映了哈氏“来自奥匈帝国贵族传统的崇拜权威的一面”，而蒋经国曾在1975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详录与哈耶克谈话心得，认同其关于“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最后会形成一种专制制度”的警示。殷海光的评论呈现出矛盾，哈耶克的一生足以让他对权威崇拜胆颤心惊。
同时期的大陆，哈耶克是作为“内部批判资料”存活了下来。
当然，他并不是孤案，这也是西方所有学者共同的命运，马克思除外，不存在选择性。中国的所有制背景也不需要哈耶克。
哈耶克对中国的影响，与其说是受到改革开放的推动，不如说是对中国特定历史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从来不需要西方的经济学，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没有模板的路，谁的理论都不好用，哈耶克的不好用，马克思的尤其不好用。有人说中国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也是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歧途，因为凯恩斯主义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私人产权主导的有效市场背景之上，如果以所有制为锚，它很可能是解决了一种经济扭曲的同时，又制造出一个更深刻的扭曲。
所不同的是，对哈耶克的批判与赞美，不再有主流媒体的挟持，把真理性的讨论交给了社会。到2010年代，除了一本偏向心理学的《感觉的秩序》，哈耶克所有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他在中国，更多的是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质疑：
市场如此重要，但市场秩序究竟从何而来？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何在？
法治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不可能以哈耶克为经济改革的图腾，但一直没有停止对哈耶克的思考，哈耶克指导不了中国经济的实践，但用于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批判却十分有力，这种批判还将继续。
比如，谈到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还是由办公室精英主导资源配置，结论是清楚的，只是怎么做到的问题，这在哈耶克分散知识的陈述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理论与现实的碰撞中，都是自洽的，你可以不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但必须清楚，政府的干预，哪怕是凯恩斯主义的干预都是非外部性干预，而不是回到计划经济。
哈耶克与凯恩斯有一场世纪之辩，中国也有一场充满了戏剧性的公开辩论。
2016年11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两位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产业政策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公开辩论。
林毅夫主张产业政策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引导产业升级；张维迎则激烈反对，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必然导致资源错配和政府失灵。舆论很快将这场辩论定性为“凯恩斯与哈耶克在中国的代理人战争”：林毅夫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倡导者，主张因势利导的政府干预；而张维迎则是奥地利学派在中国最坚定的鼓吹者，其自由市场立场与哈耶克一脉相承。事实上，早在1932年2月，哈耶克本人就与凯恩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就如何应对大萧条展开过激烈论战——“两场相隔80多年的论战的根本问题其实非常相似”。
这其实是一场鸡与鸭的对白。
因为，离开了自由市场的产业政策是低效的，甚至会成为一场方方面面分食资本的盛宴，但不影响它卓著的成效，有暗面，也有光环，没有产业政策的推力，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在科技创新上非凡的成就，但这是一个悖论，我相信它适用于1-100士兵突击，定义不了0-1的创新。
悖论的风暴之眼不在产业政策本身，在于它是官僚主义的产业政策，还是融入法治的市场化的产业政策，如果是后者，两个人无争，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如果是前者，林张两人的表述都脱离了问题的核心。一个人本来可以说的是：在自由市场的土壤上，产业政策是市场化的浇灌，而不是办公室精英的计划；另一个本来可以说：产业政策在自由市场土壤上的浇灌，才是中国经济在科技创新上领先的关键。
谁错了，要我说，谁都没对，而且与哈耶克没太大关系。
然而，这场鸡与鸭的对白，成了“公共事件”，却将哈耶克从学术殿堂拖入“公共事件”的漩涡，在社交媒体上，哈耶克成了叙事的符号，它暗示了中国社会又进入新一轮的非选择性冲突，并在不久的将来，再一次做出历史的选择。
哈耶克生前曾说：“昨天的异端，就是明天的信条。”
那么，谁是那个昨天的异端？
中国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伪”了哈耶克的预言——一个“不自由”的政治体制，竟然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
然而中国已经持续性地遭遇到经济的下行压力，不知何时能走出下降螺旋。
中国的考验，并不是在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做选择，而是鸟笼约束下的市场是否还能再造辉煌，在这种意义上，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学理，对中国经济都具有批判性。
我们最终绕不开哈耶克式的追问：
自由与秩序如何共存？
政府与市场如何划界？
传统与变革如何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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