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李翔李翔）

1.

很多年前见过一次杨宪益先生，后来回想起来，总是被他脸上的平静打动。

当时我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记者，跟同事一起去拜访他，一位已经身处暮年、德高望重的翻译家。他那时已经年过90，住在北京后海边的一处四合院里——准确地说，应该是四分之一的四合院。

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对几个好奇的年轻人，他对每个问题都面带笑容，做简洁回答。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个细节，一是他毫不避讳地谈论死亡，讲自己文革期间被关押在监狱的经历，曾一度以为自己要被枪决，但即便是当时也很淡然；二是当我们好奇地浏览书架上的书时，老先生轻快地说，如果有喜欢的，尽管拿走——当时我也很震惊，因为绝大多数读书人对自己的藏书都会很吝啬。

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活得很豁达。后来了解了一些杨先生的经历，更是感触很深。大概知道他的父亲是民国时著名的金融家，他自己去英国留的学，曾调侃钱锺书英文不好，太太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先生的人生一度像是拿了爽文剧本，但到了后来，人生的不幸并没有放过他。文革中杨先生和太太一度被关在监狱中四年，他们的长子也精神失常，后来在英国自焚身亡

有段时间我在自己小小的人生抑郁中，会经常想起他和他的平静。再结合我知道的他的一些故事，暗自想这可能就是一种斯多葛的态度：能够平静地接受人生的一切失去。

前一阵出差，又从书架上抽出杨先生的自传，在高铁上读完。这本自传我买过三个版本。一个英文版，叫White Tiger，杨先生自传里写，他在1915年出生时，母亲跟他说，曾梦到白虎跃入怀中。另两个中文版，其中一本的名字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我这次读的就是这个版本。

2.

杨先生年轻时的人生，像极了《一代宗师》中叶问的那句话，如果人生中有四季的话，四十岁之前，都是春天。直到大时代闯入生活。

电影中的叶家，在佛山有一条街，自然吃穿不愁。杨先生家也是如此。他的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一位机敏而精明的金融家，也许还是当时天津最杰出的资本家。”父亲娶了三个太太，他的生母是第二位，母凭子贵，也成为正室。

父亲在杨先生5岁时就去世，但是杨家对中国银行仍有影响力。在杨先生还只有七八岁时，他就需要作为父亲的继承人出席银行的董事会。在他12岁之前，甚至只能在家里接受教育，因为大母亲担心他出门会被绑架。

他之所以想到牛津大学读古典文学，一个原因是，他喜欢希腊古典文学，但在天津找不到能够教他古希腊文的老师，因此只能读希腊古典文学的英译本——后来杨先生把荷马的《奥德赛》翻译成了中文。

杨先生说，在牛津，他并不是个好学生。“我从不为毕业考试能不能得个优等而伤脑筋。对英国学生来说，毕业能得个优等很重要。以一等成绩毕业，就能在政府部门谋个好差事。但对我来说，我是要回中国去的。不管我得的是什么学位，什么等级，我总能在大学里找到工作。我因为喜欢读古典文献才去学希腊、拉丁学科，可是我从来也无意于成为一位精通希腊、拉丁语法的学究。”

3.

杨先生在自传中说，就当时而言，“一个中国青年倾向马克思主义，绝非偶然。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都走了同一条道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输入。输入决定这个人的价值观。

他当时没读过《资本论》，但是喜欢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普列汉诺夫的作品，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人的责任》，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他看到的中国社会情境，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都让他厌恶当时腐朽的政权、厌恶帝国主义，并且对共产党心生向往。

在英国读书时，他本来一直想去意大利旅行，但是墨索里尼对阿尔巴尼亚的侵略让他心生憎恶，“在当时，一个中国青年自然会对法西斯主义怀着强烈的憎恨，并且同情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尽管我是个富家子弟。所以，我一到英国就下了决心：只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还在执政，我就不到意大利去。”

在英国时，他参与办报宣传抗日，还用英文写了一部关于平型关大捷的独幕剧。虽然有能力留在英国继续从事学术，但他的想法是：“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4.

在他决定回国时，他们家失去了财富。

杨先生在自传中轻描淡写地写了这件事。他母亲来信说，因为家里持有的法币都被换成了日伪政权发行的储备券，大家族又总是挥霍无度，所以家里没有办法再给他寄钱了。

与此同时，“事实上我也已经花完了我存在银行里的最后几百英镑，正盼着家里给我寄回国的旅费呢。我忽然发现自己陷入经济困境，年轻的纨绔子一夜之间变成了穷人。”

他找到的解决方法是：把这些年在英国买的书中的大部分，卖给旧书商，筹到了路费。

回国之后，他和太太戴乃迭开始在中央大学等当时迁到西南腹地的高校教书，因为和学生谈话时放言无忌，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分子。

比如一些学生会问戴乃迭对三青团员的看法，戴乃迭回答说，“她从来就不喜欢这类组织，因为这使她联想起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她的话立刻传到了学校当局耳中……如果学生问她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看法，也许她会做出同样的回答。她反对任何极权主义的强制纪律。尽管如此，她的话被理解成：她反对国民党政府。”

杨宪益说，他在读东罗马帝国的衰亡史时，不禁就联想起了当时中国的时局：封建官僚政治、裙带关系、腐败风气和军事独裁。

热血青年开始感到幻灭：“我在 1940 年回到中国时，充满激情，一心想以某种方式为我们神圣的抗日战争服务。但是在国民党中国，我很快就感到灰心和幻灭，无所作为地避居到中国内地，仅仅是苟活而已。我躲到北碚，埋进图书馆的书堆里，或是和朋友们一起说笑话、饮白酒，战争似乎离得很远。”

5.

他最曲折的经历应该是在那段非常岁月。

在自传中，他一点一点地写到自己境遇的每况愈下。开始时是被要求修改的文章，再后来是他的《史记》英文译本被拒绝出版，到1965年时，领导通知他，不要再继续翻译《红楼梦》了，其他翻译工作也都停下来。“究竟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

WG开始，“有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我们局里的公共厕所一向肮脏不堪、臭气熏天，而我干得很好，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然后，1968年五一前，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入狱四年，直到1972年的五一出狱。

杨先生写这段经历时，下笔非常平静。

写被捕：“尽管这件事来得出乎意料，但我并没有慌乱，经历了过去两年中的一切，这件事在我看来已觉平淡无奇。看上去这些士兵比我更紧张……我没有抗议也没有提问。大家静默了两三分钟，他们拿出一张早就印好了纸要我签字，内容是允许他们搜查我的家……因为出门时穿的是拖鞋，所以当时唯一的想法是：我刚才为什么不换双鞋呢？”

写出狱后：“党支部书记给我留了一些钱，所以我想先到一家餐厅吃饭……（到）苏联展览馆一家半西式饭菜的餐厅。我点的一道菜是一小块牛肉加上土豆条，再加上一瓶啤酒。出狱前，我一直渴望能吃到价格昂贵的、充满汁水的肉类菜肴，现在出狱了，我却顿时失去了胃口。”

当晚：“我上了床，睡得很熟。”

次日，“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办公室上班。同事们热情地同我打招呼问好，就好像几年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从1972年到1976年，WG剩下的四年，杨先生说：“我早已变得十分虚伪，绝不发表任何不受欢迎的评论”；“我早已学乖了，知道任何抗议都无济于事。”

这段荒唐旅程的结束他写得也分平静：“大约在 1978 或 1979 年，安全部的几位官员专程来到外文局，向我们正式道歉……他们说，他们要当着我们的面把这个案件的档案材料统统销毁，从而确保一切指控不再存在。我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而未置一词。我们握了握手，他们就走了。在这之后，我俩突然之间成了可以信赖的好同志了。”

6.

这部自传是1990年杨宪益应一位朋友的要求用英文写的，然后最先出版的是意大利文版。这本自传写到他77岁那年，也就是1992年。杨先生去世于2009年的11月23日。

在这本自传的结尾，他说：“假如我还能重新活一遍，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