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近代四川（十二）|四川省|四川简史|成都|重庆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近代四川（十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四川的发展与胜利

四川人民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四川的战略地位逐步凸显。1935年，蒋介石在不同场合强调了四川的战略地位。3月4日，蒋介石在重庆出席四川党务办事处扩大纪念周会议时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很快就选择了西迁，并移驻重庆；1938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辗转迁至重庆。这一时期，大量机关、厂矿企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纷纷迁至四川，四川承接了内迁的绝大部分资源，在大后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军事上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1.政治保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川巩固和发展是四川人民团结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政治保障。1938年10月，《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迁至重庆。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为书记，正式设立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作为直接领导长江以南国统区和沦陷区、港澳地区及海外党组织的中央派出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在国内、国外两个战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国共关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关系。“抗战以来基本事实，表现两党合作日趋进步，两党同志日趋团结，中外人士皆认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主要根据。”

针对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和投降势力，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中共四川各级组织和社会各界，广泛开展了反对投降的斗争，在重庆、成都、泸州、自贡、宜宾、乐山、合川等地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实施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共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坚持在斗争中求团结，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多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借此查封了《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并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等。事件发生后，中共代表叶剑英、潘梓年等立即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在重庆、成都等地广泛开展宣传，揭露真相。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多次同国民党交涉，提出善后处理办法，并利用国民参政会和《新华日报》等阵地积极宣传事件真相。这引发了国内外进步力量对皖南事变的关注，他们纷纷谴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破坏团结，于抗战不利。针对国民党左派，中共中央南方局积极主动开展联络工作，同他们交换意见，共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于右任、冯玉祥、李济深等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建立了深厚友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广泛团结在四川的民主进步力量。1938年，董必武、林伯渠在成都与刘文辉交换了有关抗战的看法。1939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加重视同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交往，激发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周恩来、董必武还广泛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翔、章伯钧，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邹韬奋、沈钧儒，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梁漱溟，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教育界的张伯苓等，实业界的吴蕴初、胡子昂、胡厥文、刘鸿生、胡西园、颜耀秋、卢作孚、康心之、鲜英等广泛接触，并帮助他们发展组织、开展宣传、推动生产以及开展各种民主活动。抗战时期，中间党派的力量得到发展和壮大，积极参与掀起民主宪政运动，逐渐丢掉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幻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民主建国的主张。

2.经济支撑

为了支撑抗战危局，支援前线，四川人民克服困难，积极生产，保障军需民用。1937年10月，《四川省战时增加粮食生产办法》颁布，提出要通过“改良品种”“增进地力”“改善耕种办法”“防除病虫害”“整顿水利”等诸多措施来增加粮食产量。抗战时期，四川为解决大量内迁人口和前线军人的吃饭问题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据国民政府的粮食部部长徐堪所述：“四川出粮最多，计自30年度起，至34年度止，5年之间共征获稻谷82285990市石，占全国征起稻谷总量38.5%，即就全国征起谷麦总量比较，亦占31.63%。”

除粮食外，四川在抗战时期还是重要的产盐大省。特别是自贡，1938年产盐456.8万担，占四川的53.45%，占全国的19.67%。之后，自贡食盐产出量进一步增加，1939年达到510.9万担，1940年达到518.9万担，1941年则创造最高纪录达到526.9万担。

抗战时期，自贡“市虽狭，以产盐雄于西南，而贡献于国家与地方者举国惊甚宏伟”。在工业方面，受内迁影响，四川的工厂数量激增，成为大后方的工业核心区域。工矿调整处工业司司长吴承洛就此指出：“七七抗战，厂矿内迁，见诸事实，多以重庆及其附近为集中地点，而沱江与岷江流域之工业，亦在勃然兴起，……而四川新工业之迅速发展，已居领导之地位。”

各迁川工厂纷纷抓紧复工，到1939年时，“机器是日夜不停的转动，工人也不停的工作着，出品供不应求，后方的生产事业正表现得蓬勃的发展”。

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成都、万县、自贡、乐山、宜宾、泸州等地进行了持续轰炸，四川人民的生产热情并未因轰炸而降低，反而表现出愈炸愈强的精神。在交通运输方面，四川人民征调民工250余万人，抢修了川陕、川黔、川滇、川湘等公路干线，新建扩建空军基地33处。

同时，国民政府调集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江汉工程局等水利机构，对长江、嘉陵江、乌江、岷江、金沙江和綦江、釜溪河等航道进行了大规模整治。对重庆、万县、涪陵、宜宾等港口进行了改建，增添了航运设施，改善了航运条件，为战时物资运输提供了保障。

3.军力支撑

四川为抗日战场提供了大量兵员，有“无川不成军”之说。据何应钦的《八年抗战之经过》统计，1937年，四川征兵数量为103837人，1938年，四川征兵数量为174145人，1939年，四川征兵数量为296341人，1940年，四川征兵数量为266373人，1941年，四川征兵数量为344601人，1942年，四川征兵数量为366625人，1943年，四川征兵数量为352681人，1944年，四川征兵数量为391112人，1945年，四川征兵数量为283086人。同一时期，全国征兵配额为16641802人，实征额为14050521人。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的征兵配额为3193807人，实征额为2578810人。四川征兵配额和实征额数量，均占全国总额的约五分之一。

这些四川军人血战抗日战场，伤亡和失踪人数总计超过64万人。从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四川129个县市29157名知识青年还组成了远征军，飞赴印度对日作战。正是四川源源不断的兵员和川军的英勇作战，才更加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的正面战场。

迁川兵工企业坚持生产，为抗日战场提供了大量武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工署所属工厂大多迁至当时的重庆、万县、南川、成都、泸州等地。这些兵工厂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迅速复工生产，为前线将士提供了包括步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防御炮、手榴弹、地雷、炸药、防毒靴、军用皮件、特质钢材以及各种规格的子弹、炮弹等在内的大量武器。有些武器全部由在川兵工厂生产，如马克沁重机枪全部由兵工署第21工厂生产，6厘米迫击炮弹全部由兵工署第10、第50工厂生产，12厘米迫击炮和炮弹则全部由兵工署第21工厂生产。

四川人民克服巨大困难，积极支援空中战场。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在苏、美两国空军支援下，与日本空军展开激战。相持阶段进入尾声后，对日空中战场逐渐转入反攻。为配合空中战场的需要，数十万四川民众在成都、重庆附近持续奋战，完成了机场建设的壮举。四川早期投入使用的机场主要有成都凤凰山机场、成都双桂寺机场、重庆广阳坝机场、重庆珊瑚坝机场、重庆白市驿机场、重庆九龙坡机场、梁山机场、新津机场等，这些机场在抗战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扩建。1943年，中美两国决定在成都附近新津、邛崃、彭山、广汉修建4个可供B-29轰炸机起降的机场，以供中美空军实施对日本的战略轰炸。这一任务被命名为“特种工程”。1944年1月，成都、华阳、简阳、温江、新津、邛崃、崇庆、大邑、蒲江、双流、广汉、郫县、新繁、彭山、丹棱、洪雅、仁寿、资阳、眉山、崇宁、灌县、新都等29县的民工20余万人投入机场修建。

因无机械工具，机场修建主要依靠四川民众的双手。1944年5月，工程顺利完工。同年6月16日，美国的68架B-29轰炸机从成都起飞，轰炸了日本本土。四川人民抢修“特种工程”，有力地支援了中美空军对日作战，为实现从空中给予日本沉重打击创造了条件。

4.民众广泛参与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摄影协会、全国歌咏协会等全国性团体陆续迁至重庆。与此同时，四川还成立了成都各界抗敌后援会、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重庆妇女救国会、重庆青年职业互助会、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成都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四川工人抗敌宣传团、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自贡话剧歌咏团、宜宾抗敌剧团、万县三一剧社、江安戏剧协会、邻水救亡歌咏队、渠县妇女抗敌救亡协会、南充华南艺社、内江兴华救亡歌咏剧社等抗日救亡组织。不同类型的救亡组织根据自身特点，开展文艺创作、演出、展示、传播等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四川省政府颁布了《四川省抗战救亡宣传纲要》，提出要“利用日报及壁报”“利用标语及图表”等方式宣传，还要开展“学校教职员及学生讲演”“各剧院、茶楼戏剧演唱歌曲”等形式的宣传，要使用“幻灯、影片、模型等宣传”。

由于大量救亡组织和文化精英迁至四川，四川实际上成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成都的华西坝和重庆的沙坪坝、夏坝、白沙坝是战时有名的文化四坝，宜宾李庄也是战时重要的文化重镇。这一时期，重庆的雾季公演影响较大。《大地回春》《天国春秋》《屈原》《忠王李秀成》《北京人》《法西斯细菌》《长夜行》《孔雀胆》《风雪夜归人》《家》《虎符》《蜕变》《正气歌》《戏剧春秋》《重庆屋檐下》《桃花扇》《清明前后》等一百多部大型话剧在重庆演出，盛况空前。

抗战时期，四川各界积极响应，广泛发起和参与慰劳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运动。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多次发起缝制和募捐寒衣行动，得到四川人民积极响应。《新华日报》、重庆市各界义卖委员会、四川出钱劳军竞赛委员会、四川省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等也纷纷组织义卖献金活动。1943—1944年，冯玉祥等在成都、重庆、内江、自贡等地发起节约献金运动，得到当地民众响应。与此同时，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向各界发出了“一元献机”运动，制定《各地分会发动一元献机运动纲要》《一元献机运动实施大纲》等措施。重庆、合川、璧山、江津、綦江、丰都、涪陵、荣昌、铜梁、北碚、广安等地民众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征购、捐献飞机。

综上所述，四川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的重要基地，接纳了来自各沦陷区与不同战区的机关、团体、组织和民众，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兵员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撑。抗战时期，四川人民全力支持抗战，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盟军在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抗战时期，四川人民表现出了精忠报国、毁家纾难的爱国精神，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仇敌忾、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慷慨无私、扶危济困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