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瑞典人的中国见闻，为什么今天还值得读？|世纪|戈壁|瑞典人|车夫|近代中国

新常富不会料到，在他身后将近三十年，汤姆会为少言寡语的爷爷整理出最后的书稿出版。汤姆也不可能想象得到，在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又过了三十多年，会有个神神秘秘的人找上门去，说想为他的爷爷写本书，让更多的华人知道他爷爷——

一位普普通通、有血有肉、有悲欢离合的中国-瑞典人。

我们熟悉的近代中国，大多来自教科书、历史档案，或中国人自己的讲述。

如果换一双眼睛呢？

1902年，一位名叫新常富（Erik Torsten Nyström）的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此后的五十多年里，他长期生活于此，从课堂到矿区，从西北戈壁到战地前线，他既是教师，也是旅行者、调查者和记录者。

比起那些短暂停留的外国旅行者，新常富更像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观察者。他留下的，不是猎奇式的游记，而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真实而具体的中国：

他记录沿途的风景，

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和事；

他见证时代的变化，

也不断修正自己对这片土地的认识。

翻开《发现新常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瑞典人的人生，更是一种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的视角。

一场发生在戈壁上的

意外相遇

20世纪初叶，新常富单人单骑穿越蒙古戈壁和西伯利亚部分地区，从北京到贝加尔湖。这次旅程“就像一次北极之旅，可怕地混合了困苦和艰辛，饥饿、焦渴和病痛，以及从沙地里拉出机车和行李时肩带的沉重；交织着绝望和希望，少不了强韧的坚持和不懈的耐心”。

在这段孤独的旅程中，他曾偶遇一群干瘦的中国人。

他们没有骆驼，也没有马车，更没有商队押送货物，只是背着简单的行囊，沉默地向前赶路。这样的队伍出现在戈壁上，让新常富觉得有些奇怪，于是他主动上前攀谈。

交谈中，对方的一句话让他十分意外：

"先生，您有所不知，我们有六万人，是从南非送回家来的。在那儿我们过得很好，回国时能带着金标、欧洲服装、留声机和自行车。"

原来，这些人是来自天津的苦力，曾远赴南非矿区做工，被遣返回国后又因为生计所迫，准备前往外蒙古和俄国边境的金矿继续谋生。

苦力，这似乎是那个年代西方人对以体力换钱的亚洲廉价劳力的统称。新常富们来到中国，天天都会与苦力打交道，轿夫、挑夫、车夫、搬运工、赶骡马的、掏粪的、打杂的、建屋的、筑路的、拖船的……搞地质的人去的都是些艰苦地方，出门哪里离得开这些一路患难与共的同伴。

看到“苦力”二字，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吃苦耐劳和忍辱负重，以及肩担背扛的黝黑劲瘦、脊裸汗臭的形象，新常富文字中也不乏这类描述。但比“看见奇闻”更重要的，是他逐渐形成的一种判断——他开始尝试纠正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一个不断被重新认识

的中国

观察到中国农民极不起眼的环境和在此的生活起居，就下结论说他受累于悲愁绝望，苦苦熬过一生，这是个天大的错误。一部分外国人发现这样向故乡人民描述是很合适的：“中国人是多么深陷于无知的黑暗、困囿于迷信意识、恐惧神灵的恶报、过着悲惨的日子，没有快乐，没有希望！”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许多西方叙述中，中国人的形象常常是单一的：贫困、劳作、沉默，甚至带有某种“停滞”的想象。

但在与真正的“苦力”们接触之后，新常富看到的并不是这种被简化的形象，而是动作利索、思维敏捷，并且在艰苦环境中依然蕴藏着力量，充满精气神地共同协作的人。

这些判断，来自他在路上的长期观察。他看到工地上十余个苦力用木杆抬起巨石，一人起调众人和，喊着号子唱着歌；看到契约华工们踏上1500千米的漫漫长路，共同寻找新的谋生机会；看到农民耕作，看到守村百姓们举着长矛和火枪，准备和入侵者决斗。

在他的记录中，中国并不是一个被固定描述的对象，而是一个不断被重新认识的现实。

有时是在课堂之外的乡村，有时是在行路途中偶遇的旅人，有时是在艰苦环境中的普通劳动者——五十年余间具体的人和场景，逐渐改变了他最初对“中国”的想象。

也正因为这种持续的修正，他的文字与当时许多西方关于中国的描述拉开了距离。他不断去看见真实具体的人事物，无论是阴暗面，还是闪光点。

如果对中国人发出整体上的谴责，那么我会意识到，我忘记了那些代表着真挚的“好”的无数举动和证据。这个实际上无法翻译的“好”字，恰当地描画出我在中国的生活变换中所感受到的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也就能以哲学式的微笑，面对自己在与他们久经磨砺的精明狡黠抗争时的失败。那一令人抱怨的特点——精明狡黠，看起来更像是继承了千年来“放任自流、随波逐流、视而不见”传统的一种表达，而非实际恶意的体现。

——新常富《新的中国》，19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