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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行走、母亲身份与自由》

走出母亲的方寸之地

用行走

找回被“妈妈”二字

淹没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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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成为母亲后，她还能走多远？

她是山野徒步的爱好者，习惯于用脚步丈量山野小径、高地步道。但成为母亲后，她的行动范围被挤压到了方寸之间，给孩子换尿布，喂孩子吃饭，哄孩子睡觉……每一步都只能围绕着母亲身份展开，疲惫、抑郁、愤怒和自我怀疑随之蜂拥而来，让成为母亲后的每一步都步履维艰。

这是一本关于“行走”的书，克丽·安德鲁斯怀着再返山野的强烈渴望，踏上一条条熟悉的小径和步道，重寻步履不止的那段日子，反思初为人母的那段时光。她发现，两百年前的女性早已踏上同样的道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带着幼女在斯堪的纳维亚悬崖间行走，用愤怒对抗不公；多萝西·华兹华斯抱着侄子徒步八英里，将育儿与热爱交织成日常。

行走，不是为了逃离母亲的身份，而是为了在母亲的身份之外，找回那个完整的自我。当山风拂过脸庞，当孩子在身边奔跑欢笑，当古老的群山再次映入眼帘——她终于明白：母亲，也可以信马由缰地享受行走于世间的乐趣。

“行走的意义在于对特定自由的追寻：除了决定该把重心放在小路的哪一侧外，无需思考其他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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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丽·安德鲁斯

（Kerri Andrews）

艾吉希尔大学（Edge Hill University）英语文学系高级讲师。她发表了很多关于女性写作的作品，尤其是关于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她热衷于登山，是苏格兰登山协会（Mountaineering Scotland）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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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地图：行走路线的地理位置与所在章节

引言 001

第一章　身体 015

第二章　思想 038

第三章　愤怒 060

第四章　自我 089

第五章　抱负 109

第六章　希望 139

结语 168

致谢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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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第四章自我

儿子出生后不久，助产士就把他放在了我的肚子上。这个浑身又湿又黏糊的肉团子出乎意料地沉，浑身沾满我的血液和他的羊水，青紫色的皮肤上还残留着蜡状的胎脂。他看起来陌生又怪异，身体的触感和气味都相当特别，所有的部位都皱巴巴地蜷缩着。受限于短短的脐带，他只能勉强到达我肚脐的位置。我看着他，带着一丝不安和惊叹，他那斑驳发紫的小胳膊小腿渐渐透出了粉色。他第一次呼吸时，氧气便开始融入血液，我仿佛都能追踪到血液在他体内流动的轨迹，一直传到他那紧紧攥着拳头的细长手指尖。我轻轻掰开他的拳头，看见了他的指甲，活像潦草的小爪子。面对这个突然到来的陌生小生命，我满心震惊，只能语无伦次地反复说着：“你好呀！你好呀！你好呀！”看着躺在我肚子上的小家伙，我此刻还丝毫无法理解“母亲”这个词的深意。或者说，当我尝试用“母亲”这个词来形容我自己时，完全不知怎样赋予它应有的意义。这个词似乎与我、与我的自我认知，均毫无关联。

几个小时后，分娩后的出血终于止住，医生判定我的恢复状况尚可，于是将我和儿子转移到产后病房。病房相当嘈杂忙碌，也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第一天，我和A学着给宝宝洗澡、换尿布，我还笨手笨脚地尝试了喂奶。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做这些事，实在是格外吃力，但我们还是待在一起，努力学着如何成为一家人。随后，沉重的打击到来了。晚上8点，经过一整天手忙脚乱的育儿尝试，我完全没有补觉的机会，前一晚分娩几乎没合眼，体力严重透支。而这个时候，我却被告知，接下来直至天亮，都要由我独自照顾宝宝，因为医院禁止A留在这间全是女性的病房，他只能回家。一想到要独自面对这个小生命，我满心困惑，我对最基础的照料方法都一无所知，人也早已筋疲力尽，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那个夜晚的确印证了我最糟糕的担忧。我断断续续睡了3个小时，就被儿子饿极了的哭声吵醒。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让他吃上奶。他绝望的哭声划破黑夜，也吵醒了不幸与我同病房的妈妈和宝宝们，我之前也被她们的动静吵醒过。过了一会儿，一位助产士过来查看情况。她没什么耐心教我正确的哺乳方法，只是粗暴地把我的乳房塞进宝宝的嘴里，总算让他吃上了几口初乳。但这显然不够，没过多久，他的哭声又再次响起。作为母亲，我觉得自己彻彻底底地失败了，连哺乳这种最最基础的事情都做不好。但我记得，我疲惫的双眼下藏着一个念头：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为什么我的伴侣就能睡一整夜的好觉？这最辛苦的活儿压根儿跟他不沾边！他不需要凌晨3点醒着安抚一个号哭的婴儿，更不会有陌生人把他的私密部位往别人嘴里塞。真是不公平！

第二天，被助产士挤奶的也不会是他。我母乳喂养的困境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助产士们决定手动挤出我的初乳，用一根小小的移液吸管接住每一滴珍贵的金黄色液体。她们先用手指紧紧捏住我的一侧乳房，片刻之后又换到另外一侧，力道丝毫没有减弱。一位助产士将手指弯成“C”字形，从乳房中部握住，再用这个“C”字手用力向乳头方向按压。她们告诉我，这么做是为了刺激乳腺小叶，让初乳顺利排出到乳管，这样能够更方便挤出。另一位助产士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移液管，随时准备接住渗出的每一滴乳汁。她们操作完之后，会在纸上记录下挤出的液体量和时间，仿佛我是奶牛场里一头待评估产奶量的奶牛。挤压带来的疼痛实在难以忍受，碾压般的钝痛伴随着尖锐的刺痛，就像乳房被老虎钳夹住的同时还有刀子在割。这种操作和疼痛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经历一次，我的恐惧每次都在加剧，一想到为了哺喂孩子必须忍受这样的痛苦，我便感觉恶心反胃。这就是我对“母亲身份”的初体验，也是丧失自我的开始。

当时我坐在病床上被挤奶，距离险些因严重产后出血而丧命的分娩也才过去短短几个小时，然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的这些经历其实再寻常不过。成为母亲后最初的几个小时、几天里所承受的这些酷刑，正是我们的社会对待女性向母亲身份过渡的典型方式，着实令人不安。而且，若是我抱怨挤奶的痛苦，或是产后身体的损伤，马上就会有人带着消极的攻击性语言跳出来告诉我：“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呀，不是吗？”

事情也并非向来如此。历史上曾有好几个世纪，女性分娩后通常会有一段“卧床休养期”（产褥期），专门用来休息和恢复。这段休养时光会有庞大的女性亲友群体提供支持，她们照料产妇的生活起居，让产妇既能够安心照顾婴儿，也能从分娩带来的身体损伤中逐渐康复。产褥期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结束时会举行“安产感谢礼”（churching），以感恩仪式来感谢上帝保佑产妇平安度过分娩的风险。重要的是，这个仪式还会正式认可成为新妈妈后的女性重新回归社群生活。

这些古老习俗所认可的，也正是我们当下原子化的现代文化所忽视的：成为母亲是一场彻底的蜕变，其程度不亚于蝴蝶的羽化。孩子成年时，我们会用庆祝仪式来认可他们的转变，并赋予其新的权利与责任。成为母亲的过程，可以或许也应该被视为我们社会正式认可的人生关键成长阶段之一。对社会而言，成为母亲的时刻，远比孩子成年重要得多，因为当女性成为母亲，所有其他家庭关系都需要重新审视。整个家庭需要为新成员腾出空间，而新妈妈则需要获得支持，以应对生活日常的琐碎，应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巨大转变。

人类学家达纳 · 拉斐尔（Dana Raphael）指出，随着母亲身份的到来，“女性的身体状态、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情感生活、日常活动的重心、自我认同以及与身边人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然而，我们以及其他一部分地区的文化非但没有尊重这些转变，反而完全拒绝承认它们的存在。拉斐尔写道：“在美国，婴儿一出生剪断脐带，就会与母亲分开。甚至在胎盘娩出之前，婴儿就可能已经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照料。”与之相反，在其他文化中，母亲与婴儿被视为一个“组合体”或“二元单位”（dyad），是密不可分的，彼此的健康福祉相互依存。在这样的体系中，照料刚成为母亲的女性，就等于是在照料婴儿。而像美国和英国那样专注于婴儿本身的做法，本质上根本算不上是对婴儿给予了最好的照料。

重要的是，其他文化会给新妈妈足够时间，让她们去适应自身处境的剧变。拉斐尔指出，“在美国，产后最初几天，通常也会由其他人照料婴儿，母亲只负责哺乳，不让她参与承担婴儿照护工作。”然而这种“优待”只能持续相当短的时间。拉斐尔表示，“一旦新妈妈坐着轮椅被推到医院大门外，就会立刻接过婴儿，同时接过‘母亲身份’所承载的一切！”拉斐尔描绘的，是一幅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新妈妈或许还未完全从分娩的痛苦和疲惫中恢复，却又不得不马上勉强接手她刚出生的宝宝，还有伴随“母亲”这一全新身份而来的所有生活改变和责任，无论她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仿佛能看到，这份沉重的负担像婴儿一样被包裹着，成为第二份额外的重荷，在新妈妈走出医院大门那一刻递到她手中。我仿佛看到，这突如其来的重压瞬间将她拽倒。我仿佛看到，她在错愕中跌倒在地，被“母亲身份”彻底掩埋，迷失了自我。我不禁想，她还能重新站起来吗？

直至儿子出生两天后，一位实习助产士的到来，才终结了我被挤奶的痛苦。前一晚，我又独自守着哭闹的宝宝，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照顾他，整个人已经濒临崩溃。这位新来的实习助产士虽经验尚浅，也有些许紧张，但她没有抓着我的乳房用力挤压，而是在我尝试自己喂奶时一直在旁与我沟通。她给出实用建议，教我用不同姿势抱着宝宝喂奶。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反复尝试，终于找到了适合儿子的姿势。他成功含住了乳头，用力吸吮起来，吃饱后，我能明显看出他满足又开心的样子。巨大的解脱感油然而生。我终于不用再挤奶了，我们也终于可以回家了，因为能否顺利母乳喂养是我出院前必须通过的测试，而自始至终都没有人提及，奶瓶喂养其实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那时，我根本没有多想助产士这些行为背后的深意。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全盘接手“母亲身份”所承载的一切，也仅仅是在一瞬间，而我最终会被它压垮。我并不知道，自己根本扛不住这份重担。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回家仅仅4天之后我就会再次入院。那时的我已经深陷焦虑的漩涡，最终发展成产后抑郁，花费了好几个月才慢慢走出阴霾。我不再确定自己究竟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在这个世界坚持自我。我无法理解自己被赋予的母亲角色，自我认知被彻底摧毁。如今回想起来，我不得不感叹，我竟然撑了那么久才垮掉。

这是一个美好的秋日清晨。3周前，我的儿子刚满4岁，但往年他生日前后总会到来的寒冷气候，今年却还迟迟未来，反倒是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秋天：快接近年底，气温却还在10度出头徘徊。尽管这暖意透着些许反常，这天却满是深秋独有的绝美金色阳光。目之所及的一切都裹上了一层浓郁的光泽，低矮的光线为山间密林中斑斓的叶子镀了金边，也为湛蓝的天空增添了难以言喻的深邃之感。实在是一个美得令人动容的好日子。我沿着特威德河（River Tweed）蜿蜒曲折的路线从皮布尔斯（Peebles）走到梅尔罗斯（Melrose），与我的朋友朱莉（Julie）和娜塔莉（Natalie）碰面。一路上遇到的每一处新景致，都让我忍不住驻足凝望。

我到得晚了些，她俩已经先我一步到达，正站在梅尔罗斯修道院宏伟却残破的拱门之下。灰褐色的石墙在秋日鲜活的光影中反倒显得有些凝滞。见到她俩，我特别开心，笑着朝她们走过去。朱莉的装扮看上去十分专业：身穿一件亮蓝色防水夹克，保暖紧身裤塞进了一双结实的徒步靴里。她的笑容温暖又和善，头发已有一些花白。娜塔莉的打扮则仿佛是要去T台走秀，她留着利落亮眼的金色短发，穿一件长度及膝的外套，身材高挑纤细。我们三人已经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但重归三人组的状态却十分自然。和每次与她们其中一个人单独碰面时一样，此刻的我感到无比放松。无论发生什么事，心情多么糟糕，只要和她们在一起，我都能感到一百分的安心。

我初识朱莉，是因为她的工作。她是“边境养育关怀”（Nurture the Borders）机构的围产期心理健康支持专员。这是一家苏格兰边境地区的慈善机构，致力于帮助孕期至产后两年内遭受心理疾病困扰的女性。我在儿子两个月大时，曾给该机构写过信，当时的我迫切需要帮助，需要有人能够倾听我的诉说，我实在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产生结束自己生命的可怕念头。一直以来，这家小型慈善机构需要帮助的女性数量远超她们的承载能力，所以过了好一阵我才收到回复。而在等待回复的那段时间里，我的状态越发糟糕。我完全无法适应母亲的身份，身边没有任何支持网络，伴侣也在艰难适应父亲角色，心烦意乱。

我知道自己对儿子的爱并不足够。对他的照顾还算周全，每天给他洗澡、洗尿布，抱着他读绘本、喂奶，但这份明显缺失的爱，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在这个空洞里，塞满了越来越多的无助与绝望，还有越来越详细的“逃离计划”。我渴望找回从前的自己。我曾珍视的关于自我的一切，都被儿子的到来淹没。我顶着严重缺乏睡眠的状态硬撑着照顾他，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幻觉。我没有时间和力气走出家门兜一圈，更从未有过独处时刻：儿子对我身体的依赖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把我们永远捆绑在一起。我甚至再也勾画不出所谓“我”的轮廓。

是朱莉帮我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一开始，她会独自到家中来看望我，与我聊一聊这一周的生活，我常常聊着聊着就会忍不住大哭起来。之后，朱莉介绍我认识了娜塔莉，由她来担当我的“妈妈伙伴”。娜塔莉来自“边境养育关怀”的志愿者团队，她们自愿抽出时间来为新手妈妈提供陪伴和帮助。娜塔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当时刚生完三孩。第一次见面，我就立刻对她产生了好感。她身上透着一种从容干练的气场，看着她熟练地照料宝宝，我心里满是敬佩。相比之下，我却总是紧张不安，稍有差错就可能彻底崩溃。而娜塔莉要同时照顾3个年幼的孩子，不仅能够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看上去还游刃有余。最重要的是，她对小女儿的爱意溢于言表，无论是她看孩子的眼神、跟孩子说话的语气，还是抚摸孩子的动作，都能清晰感受到这份爱。我多么希望自己和儿子之间也能拥有这样的感情。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和娜塔莉每周都会见面，带着宝宝一起散步。我们起初会在特威德河畔镇（Tweedbank）娜塔莉家附近走走，后来慢慢开始往远处行走，穿过主干道，去到阿伯茨福德庄园，这里曾是浪漫主义小说家、诗人沃尔特 · 司各特爵士的故居和产业。因为当时长期睡眠不足，我对那段时光的记忆有些模糊，但我确实记得，当看到春日里新鲜的阳光透过新生的山毛榉树叶洒落时，我感受到了数月以来的第一次喜悦。那些山毛榉树巍然耸立，气势如大教堂一般庄严，沿着阿伯茨福德的许多小径排列开来。我知道，这份喜悦，部分是源于能和儿子一起漫步在这树荫之下，与他分享这份美景。娜塔莉带着我们沿小径穿梭于树林之间，又走到河边，潺潺河水声不时传入耳中。能重新感受到自己回归这个世界，能清晰意识到生活或许不只有哄睡、宝宝的咿呀学语和更换脏尿布，这种感觉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解脱。同样难得的是，能和另一个成年人用完整的语句交谈，而对方还能够理解我为何如此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