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来省城看病，在我家住两个月，走时不吭声，前天我收到一封信|大伯|大黄狗|建国|看病|过年

大伯来省城看病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清明刚过没几天的四月九号。

天灰蒙蒙的，像是随时要落雨，又一直没落下来。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切着山药，手机突然震了一下。大伯发来的语音，声音带着那种老年人特有的迟缓与犹豫：“芳啊，我到汽车站了，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

我把山药往水里一泡，擦了擦手就往外走。丈夫建国在客厅看报纸，头也没抬地问了一句：“谁啊？”“大伯，到汽车站了，我去接一下。”“哪个大伯？”“我爸的哥哥，我跟你说过的，老家那个。”建国“哦”了一声，翻了一页报纸，没再多问。

汽车站在城北，离我们家大概六公里，开车过去要穿过整个老城区。四点钟的光景，路上已经开始堵了，我有点着急，怕大伯等得太久。他今年六十七了，身体一直不太好，年轻时候在砖瓦厂干活，落下了肺上的毛病，这几年一到换季就咳得厉害。电话里他说要来省城的大医院看看，让我帮个忙。我说行，你来，住我们家就行，住多久都行。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说起大伯的事。他们说大伯命苦，小时候爷爷走得早，奶奶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大伯是老大，十二岁就下地干活了，后来去砖瓦厂，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我父亲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个小姑。父亲生前总说，你大伯这辈子不容易，吃了太多苦，将来他有事你要多帮衬。我一直记着这话。

到了汽车站，我绕着那个转盘转了两圈才找到停车位。下车往出站口走，远远就看见大伯坐在花坛边的石墩上，身边搁着两个蛇皮袋。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头发全白了，比上次过年见面时又瘦了一圈，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吹干的老树。

“大伯！”我喊了一声，快步走过去。他抬起头看见我，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慢慢站起来，膝盖骨发出轻微的“咔嗒”声。他拍拍裤子上的灰，憨厚地笑了笑：“来了啊芳。”我问他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他摆摆手说在车上吃过了，一个馒头一块榨菜，不饿。

我拎起一个蛇皮袋，还挺沉。大伯要抢过去自己拿，说一个女娃娃拿不动，我没让。另一个袋子他自己拎着，步伐有些蹒跚地跟在我后面。上车的时候，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打开，里面是两个铝饭盒，盖子盖得很紧，但还是渗出一点油渍来。“给你带的，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炸藕合，你大妈昨天做的。”他又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捆蔫了的小葱，“还有这个，自家地里长的，没打过药，你炝锅用，香。”

我把东西放到后座，心里突然有点说不上来的滋味。大伯和大妈住在乡下，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就靠几亩地和每月一百多块钱的老农保过日子。上次回去过年，大妈还悄悄跟我说，大伯最近半年瘦得厉害，晚上咳嗽睡不着，有时候咳出来的痰里带血丝，让他去县医院看看，他舍不得，说忍忍就过去了。这次能来省城看病，还是大妈发了脾气，他才松的口。

到了家，建国已经下班回来，换了拖鞋，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我介绍了一下，建国站起来叫了声“大伯”，态度不冷不热的。大伯拘谨地站在玄关，看着光可鉴人的地板，有点不敢进门。“没事大伯，进来吧，拖鞋在这。”我从鞋柜里拿出一双新买的拖鞋，他小心翼翼地换上，像怕把鞋踩坏似的。

我把他安排在小卧室里，这间房子本来是儿子小轩的房间，小轩今年大三，在外地上大学，平时不住。床上的被褥我前两天刚晒过，散发着阳光晒透的那种暖烘烘的味道。大伯把蛇皮袋放在墙角，在床边坐了一下，又站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旧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沓钱，有红的也有绿的，叠得整整齐齐。“芳，这是一千块钱，给你，这两个月的生活费。”他把钱递过来，手有点抖。

我看了一眼那摞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最大面额是一张红票子，边角都磨毛了。我鼻子一酸，把他的手按回去：“大伯，你说什么呢，你来我家住还用给钱？快收起来，留着给大妈买件衣裳。”大伯不肯，硬往我手里塞，两个人推了半天，最后我先收下，准备走的时候再塞回他口袋里。

晚上我做了四个菜，红烧肉、清炒菜心、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个紫菜蛋花汤。大伯吃饭很慢，吃几口就停下来咳一阵，我注意到他用手捂嘴的时候，指缝间有淡淡的血迹，心里咯噔一下，但没敢表现出来。建国吃了一半就放下筷子回书房了，走之前说了一句“明天早点去医院排队”。大伯连连点头：“是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带大伯去省人民医院。人很多，挂号窗口排了长队，幸好我提前在网上预约了呼吸内科的专家号。等了快两个小时才轮到我们，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主任，姓孙，人挺和善。她问了病史，又看了大伯在县医院拍的片子，眉头皱了一下，开了单子让去做CT。

CT约在三天后，这三天里，大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了，在客厅里坐得端端正正，也不开电视，就那么坐着。我怕他无聊，教他用遥控器，他学会了，但只看一个台——天气预报。每天七点半准时看，看完以后就拿起那部用了好几年的老人机给大妈打电话，说今天省城最高温度多少、最低温度多少，让大妈早晚别忘了关窗。我有时候听着觉得好笑，又觉得有点心酸。

CT做完又要等结果，这中间又做了几项别的检查。大伯每天跟我跑医院，从来不喊累，也从来不叫苦，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那阵咳得最厉害，卫生间里有时候传出来的咳嗽声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大伯房间里有压抑的呻吟声，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下，没敢敲门，怕他不好意思。

建国那边开始有意见了，头一个星期还好，第二个星期就开始说些有的没的。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说：“你大伯这要住多久啊？两个月？”我说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出来了看医生怎么说。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我说：“家里多个人，不自在。”我没接话，心里不太舒服，但也能理解，建国这个人本来就不太喜欢家里来客人，是个界限感很强的人。

第三个星期，大伯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他想回老家一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想回去看看大妈，顺便把地里的活拾掇拾掇。我说你还没看完了，结果都没出来，不能走。他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又说：“那我明天能不能去火车站看看？我还没在省城坐过火车。”我说好，周末带你去。

周六我带大伯去火车站，不是什么大事，他却很兴奋，像个小孩子一样。站在候车大厅里，他看着电子屏上滚动的车次，喃喃地说：“这么多的车啊，哪一辆是回咱们县的呢？”我指给他看了，那个车次每天只有一班，下午两点二十七分发车，他认认真真地记了下来。我当时没多想，就觉得他可能想家了，人之常情。

检查结果陆陆续续出来，孙主任把我和大伯一起叫到诊室。她的语气很委婉，但我听得出来意思——大伯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已经到了重度阶段，肺功能很差，而且肺部有一个阴影，高度怀疑是早期肿瘤，需要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大伯听不太懂这些术语，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我翻译给他听，说肺上有炎症，需要住院打点滴。他点点头，说那住吧，听医生的。

住院押金要交三万，大伯的钱都在那个手绢包里，我趁他上卫生间的功夫数了一下，总共一千八百四十块钱。我让建国转了五万到我卡上，建国问都没问就转了，这点我承认他还是大方的。办了住院手续，大伯住进了呼吸内科的病房，六人间，靠窗的床位，能看到楼下花园里的玉兰花开得正好。

住院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下了班就去看他，周末基本都泡在医院里。隔壁床的老头姓周，比大伯大三岁，也是肺上的毛病，他儿子每天来看他，坐五分钟就走，跟打卡似的。周叔就跟我说：“你大伯有福气，有这么好的闺女。”我说他不是我爸爸，是我大伯，周叔愣住了，过了半晌说：“比亲闺女还亲呢。”大伯在旁边听了，低着头不说话，但嘴角是往上弯的。

有一天我买了些水果过去，削了个苹果递给大伯，他接过去咬了一口，突然问我：“你爸临走那几天，你在他身边吗？”我愣了一下，说在的。他又问我爸走的时候疼不疼，我说还好，最后用了止痛的药，走的时候挺安详。大伯“嗯”了一声，苹果拿在手里半天没再咬下去，眼睛望着窗外，过了很久才说：“你爸小时候最怕打针，每次打针都哭，要我在旁边陪着才行。”他的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那段日子，大伯在医院里配合治疗，做了一次支气管镜，又抽了积液。每次做完检查回来，他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色蜡黄，嘴唇干裂，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不渴。有一次做支气管镜的时候，我在外面等，听见里面传来剧烈的呛咳声和干呕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一样。做完以后护士把他推出来，他的眼角有泪痕，看见我第一句话是：“没事，不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疼，但我知道那几天晚上，他病房里的灯总是开到很晚。有一次我加班到快八点才去看他，走到病房门口，发现灯还亮着，但大伯已经侧身睡着了，手边放着那部老人机，屏幕还亮着，上面是一条编辑了一半没发出去的信息——“老伴，我今天好多了，你别担心，芳对我很好，每天早上给我买豆浆油条，比医院里的饭好吃。你自己在家要按时吃饭，门口的菜地别忘了浇水，要是下雨就不用浇了，咱家那个水龙头有点漏水，你让隔壁老王帮忙拧一下，别自己弄，你腰不好——”

信息到这里就断了，像是写到一半就睡着了。我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伸手把那条短信删了，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又给他掖了掖被角。

五月中旬，大伯的病情稳定了一些，医生建议回家休养，定期复查。我去办了出院手续，把大伯接回了家。那天晚上我做了一桌子菜，算是庆祝出院，建国也早回来了一会儿，还破天荒地陪大伯喝了二两白酒。大伯喝了酒以后话多了一些，说起他年轻时候在砖瓦厂的事，说起他怎么把一块块红砖从窑里搬出来，手上烫的全是泡，一个月能挣三十五块钱。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像是回到了那个年轻力壮的年代。

出院后的日子，一切似乎回到了正轨。大伯还是每天早起，在客厅坐着看天气预报，然后给大妈打电话。他开始在我家院子里鼓捣，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几个泡沫箱子，装了土，种上了小葱和香菜。建国看见了，嘴上没说，但我看得出来他不高兴，觉得把院子弄脏了。我跟大伯说别种了，他嘿嘿一笑：“我给你种着玩，你炝锅的时候掐两棵，方便。”我没再说他，看他弯着腰在院子里侍弄那些菜苗的时候，我心里挺软的。

六月初，大伯突然提出来想回家一趟。他说大妈一个人在家他不放心，门口的菜地该锄草了，还想把房顶的瓦检查一下，怕夏天漏雨。我说你现在身体还没完全好，等复查完再说。他没再提，但明显心不在焉，每天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更认真了，还找了一个小本子，把我省和老家的天气每天都记下来。我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老家连着下了几场暴雨，大妈没跟他说，但邻居打电话来的时候他听见了。

六月十号那天晚上，我到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一些。开门的时候屋里很安静，客厅的灯没开，我喊了一声“大伯”，没人应。我以为是出去遛弯了，他在我们家住着的时候偶尔会出门，但走不远，就在小区里转转。我去厨房倒水，瞥见餐桌上有一样东西——那把院门钥匙，压在了一张纸条下面。

纸条是大伯写的，字歪歪扭扭，笔画断断续续，像是手在抖，又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写完的。上面写着：

“芳，我走了。坐两点二十七那趟车，你带我认过的。这两个月辛苦你了，你和建国都是好孩子，我记心里了。我想家了，想回去看看你大妈。家里的房子也该收拾收拾了，再拖就漏了。你别挂念我，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大妈给腌的咸菜放在冰箱第二层，你爱吃的那样。我种的小葱你记得浇水。你爸走的时候我不在跟前，这些年我一直过意不去，你能在跟前送他，是他的福气，也是你的孝心。大伯对不起你们，以后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看完纸条，心里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那句“对不起你们”和“以后不给你们添麻烦了”让我觉得不对劲，不像是普通的告别，倒像是交代后事一样。我立马给老家打电话，大妈接的，说大伯还没到家呢。我看了看时间，六点多了，他那趟车两点多开，到县城大概四个小时，按理说应该已经到了。我说你再等等，到了给我回个电话。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大妈一直没回电话。我再打过去，大妈说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了。我开始慌了，让建国帮我查那趟车次的到站信息，又给县城里的同学打电话，让人帮忙去汽车站看看。建国说我小题大做，说一个六十多岁的人能出什么事，说不定是在半路下车了。我没理他，连夜开车往老家赶。

一路上我开得很快，高速上没什么车，天已经完全黑了，只有路两边反射回来的白色标线在眼前无限延伸。车灯照出去的地方，总能看到一些飞虫撞在挡风玻璃上，留下一小片模糊的痕迹。我的脑子里乱极了，一会儿想我爸走的时候大伯没来的事，一会儿想大伯住院的时候说“你爸小时候最怕打针”的事，一会儿想他种在小院子里的那几箱小葱香菜，一会儿想他手绢包里那一千八百四十块钱。

我爸走的时候是前年的腊月，胃癌，从发现到走才三个月。大伯那时候正好腰上犯了毛病，下不了床，大妈在电话里跟我哭，说他非要来，可是连路都走不了，让我别怪他。我爸临终前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大哥来了没有”，我说还没到，他闭上眼睛，后来再也没睁开过。这件事我一直没跟大伯说，怕他心里难受，但我想他可能早就在哪里打听到了，所以才说“过意不去”这种话。

凌晨一点多，我到了县城，在汽车站附近转了几圈，没看见大伯的影子。我又往村里开，快到家的时候，远远看见老房子的灯亮着。我的心里猛地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又提了起来。车开进院子，我看见堂屋的门开着，灯光从里面照出来，照亮了门口那片坑坑洼洼的水泥地。

我下车走进堂屋，看见大伯坐在方桌前的一把旧藤椅上，身上还穿着那件深蓝色的中山装，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平静还是疲惫。桌子上的茶壶冒着热气，是刚沏的茶，旁边放着一个信封。

我喊了一声大伯，他抬起头看着我，像是早就知道我会来一样，淡淡地笑了笑：“来了？坐下，喝口水。”

我没有坐下，也没有喝水，我走到他面前，蹲下来，看着他的脸。灯光下他的脸更瘦了，颧骨更高，眼窝更深，两颊的皮肤松松地垂着，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抽空了一样。他的嘴角有一点干了的血迹，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焦黄，指甲缝里是洗不掉的黑色——那是砖瓦厂留给他的印记，洗了三十年也没洗掉。

“大伯，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我的声音有点发抖。

他没说话，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发，那只手粗糙得像砂纸。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芳，我这次去省城，本不是为了看病的。”

我愣住了。

“我知道我那个病，好不了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跟他没什么关系的事，“县医院的医生早就跟我说过了，肺上那个东西，治不好了。你大妈也知道，她让我去省城，不是去治病的。”

他的目光转向桌上那个信封，看了几秒钟，又转回来看着我。

“你爸走的时候，我没能去送他，这些年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你爸这辈子对我没得说，当年我盖房子，他把攒了三年的钱全给了我，自己住了三年漏雨的房子。我欠他的，还不了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来说下面的话。

“可我还有一个心愿没了。你大妈跟我过了四十年，连县城都没去过几趟。她年轻时长得好，嫁给我这个穷汉，吃了一辈子苦，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她说想去省城看看，想看看你爸住过的那个城市是啥样子的，想看看你和你建国生活的地方是啥样子的，想看看省城的楼有多高、路有多宽、晚上灯有多亮。”

他的眼眶红了，但始终没有掉下泪来。

“所以我跟她说了，我说我去省城看病，你在家等着，等我把路摸熟了，等我知道怎么坐车了，等我把吃饭的地方、住的地方都搞清楚了，我就回来接你，带你也去省城看看，看看你爸当年说过的好日子到底是啥样子的。”

他说到这里，声音终于哽咽了，但很快又压了下去。他伸出粗糙的手，把桌上那个信封往我面前推了推。

“这是你垫的那个医药费，五万块钱，还有这个月的房租水电和你给我买的那些吃的用的，我算了算，大概六万左右。我把老房子卖了，还有村东头那块地，凑了个整数，六万，你点点。”

我拿起那个信封，摸着厚厚的，封口没粘，朝里看了一眼，是一整摞崭新的百元钞票，橡皮筋扎着，齐整整的。我抬起头看着大伯，他靠在藤椅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微微佝偻着背，像一座被风雨剥蚀了很多年的老桥，沉默地、固执地架在那里。

那晚我在老家住下了，大妈给我收拾了以前的房间，被子上有阳光晒过的味道，和大伯种的小葱香菜是一个味道的。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房间里大伯压抑的咳嗽声，还有大妈低低的说话声，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那个调子像催眠曲，一下一下的，温柔得让人想哭。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起来了，正在院子里喂鸡。他看见我出来了，笑了笑，说：“锅里有粥，你大妈煮的，稠的，你吃了再走。”

我吃了粥，走之前把那个信封偷偷塞回了他的枕头底下。他和大妈站在院门口送我，晨光打在他们身上，把两个人的白发照得发亮。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两个模糊的灰点，嵌在那片空旷的田野里。

回到省城以后，生活照旧。我每天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有时候会去院子里掐两棵大伯种的小葱，洗干净了切成葱花，洒在刚出锅的面条上，碧绿碧绿的，香气扑鼻。每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大伯蹲在泡沫箱前面弯着腰种葱的样子，觉得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他在的那些时候。

前天下午，我在单位上班，门卫大叔打电话说有一封我的信，从老家寄来的。现在很少有人写信了，我拿到手的时候愣了一下，信封上是大伯的字迹，比上次纸条上的字写得还要难看，但一笔一画都很用力，像是要把笔戳进纸里去。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还有一张皱巴巴的化验单。

信是这样写的：

“芳，见字如面。你放枕头底下的钱我收到了，你不要怪我。我这一辈子没跟人借过钱，更不会欠人的情。你爸当年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我没能还上，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你的钱我不能拿，你也不宽裕，建国嘴上不说，我知道他心里有意见，你别跟他吵，男人都不容易。”

“昨天我去县医院复查了，结果比上次又差了。医生让住院，我不住了，住不起，也不治了，治不好。我这一辈子值了，有你大妈这样的好媳妇，有你这样的好侄女。我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但也没受什么大罪，比我爸强多了，比他强多了。”

“我上次去省城，本不是为了看病的，我是去认路的，去替你大妈看看的。我在你家住了两个月，把医院门口到火车站的路走熟了，知道怎么坐公交车了，知道哪家早餐店的豆浆好喝了。我本来想把这些记下来，回来讲给你大妈听，让她也高兴高兴。可我记性不好了，有些路名记不清了，有些店名也忘了，你给我写个单子吧，把你们省城那些好看的地方、好吃的东西列一列，我照着给你大妈讲讲，让她也知道知道，省城是个啥样子的。”

“你大妈这辈子不容易，跟了我四十年，没去过几趟县城。她总说想去省城看看你，看看你住的地方，可是一直没去成。我怕我走了以后，你大妈一个人就真的出不去了。芳，你答应大伯一件事，等我走了以后，你带你大妈去省城住几天，带她到处转转，看看省城的楼有多高，路有多宽，晚上灯有多亮。你替我把这个心愿了了，我在那头也能对你爸有个交代了。”

“芳，大伯谢谢你了。”

信的最后一行字歪歪扭扭，墨水洇开了一小片，像是水滴落上去的样子。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又把那张化验单拿出来看了一眼——那些指标和箭头我看不太懂，但诊断结论那一行写得很清楚，肺部恶性肿瘤，中晚期。

我把信封放到抽屉最里面，锁上，然后拿起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几声，接通了。

“妈，你帮我查查，最近一班回老家的火车是什么时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妈说：“下午四点半有一趟，你要是赶得及，我现在去给你买票。”

我看了看时间，下午两点。我说买吧，我这就走。

挂了电话我才发现自己攥着手机的手心里全是汗。我拉开抽屉，把大伯的信又看了一遍。看到最后那行被水洇开的字迹时，眼眶突然就热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关掉电脑，去经理办公室请了假。经理问我怎么了，我说家里有事，没细说。

回家的路上我给建国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他才接，背景音很吵，应该是在应酬。我说大伯情况不太好，我要回老家一趟，可能住几天。他那边顿了一下，问了一句“又怎么了”，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我没解释，说回来再说，就挂了。

我到家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又去了一趟银行，取了两万块钱。路过菜市场的时候，看见有卖炸藕合的，买了二十个。老板娘问我要不要现炸的，我说要，站在那里等了十分钟，看着油锅里翻腾的藕合，想起大伯来省城第一天从蛇皮袋里掏出来的那两个铝饭盒。

开车上路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六月的天，白天长，但到了六点多太阳还是往下沉了。往老家去的这条路我开过很多次，父亲在世的时候每个月都要跑一趟，后来父亲走了，变成逢年过节回去。路两边是连绵的农田，玉米已经长得老高了，齐刷刷地立在暮色里，像一支沉默的军队。

我一边开车一边想大伯的事。想他十二岁就下地干活的事，想他在砖瓦厂搬了三十年砖的事，想他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裳、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出过一趟远门的事。想他来省城这两个月，我把所有他觉得新奇的东西都指给他看了——地铁、高架桥、商场里的观光电梯、医院里的大屏幕叫号系统，他每看到一样新鲜东西都会“哎呀”一声，像个第一次进城的乡下孩子。我那时候觉得他是在替我父亲看这些东西，现在我明白了，他是在替大妈看。

车子驶进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村里的路没有路灯，只有家家户户窗户里透出来的昏黄的灯光，把路面映得模模糊糊的。我放慢了车速，凭着记忆拐上了去大伯家的那条土路。路两边长满了野草，中间的车辙很深，前两天应该下过雨，路面还有些泥泞。

远远地看见大伯家的灯亮着，那盏灯很暗，是那种老式白炽灯泡的光，黄黄的，像一团快要熄灭的火。我把车停在院门口，熄了火，坐在车里待了一会儿。周围很安静，只有虫鸣声和远处谁家的狗叫声。我透过车窗看着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窗帘是老式的碎花布，洗得发白了，上面映着两个模糊的人影。

我下车，拎着东西，推开了院门。院子里的大黄狗认得我，没叫，摇着尾巴过来蹭我的腿。我穿过院子，走到堂屋门口，门虚掩着，我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

是大妈的声音：“你就不能消停会儿？芳开车回来得多累啊，你还让她干这干那的，你这个人真是——”

然后是伯的声音：“我这不是怕来不及嘛。芳是个好孩子，她肯定会来的，我信她。”

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抬手敲了敲门。

“谁呀？”大妈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我，芳。”

门很快就被拉开了，大妈站在门口，围裙还系在腰上，两只手湿漉漉的，应该是正在洗碗。她看见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嘴上却说：“你这孩子，大老远的跑回来干嘛？你大伯没事，就是小题大做，你别听他瞎说——”

她还没说完，大伯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闷闷的，带着那种因为咳嗽而特有的沙哑：“芳来了？进来吧，进来坐。”

我进了屋，把东西放在方桌上。大伯半靠在里屋的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旧被子，脸色比上次见面又差了很多，嘴唇发紫，眼窝深陷，整个人像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他看到我，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算是一个笑。

“路上开了多久？”他问。

“三个多小时。”

“累不累？”

“不累。”

“吃饭了没？”

“还没。”

大妈一听这话，立刻转身去了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碗热汤面，卧了两个荷包蛋，上面撒了一把碧绿的小葱花。“快吃，面坨了就不好吃了。”

我端起碗，吃了一口，味道很熟悉，跟父亲在世时做的面是一个味道。我小时候每年暑假都回老家住，每天早上大妈都会给我做这样一碗面，里面卧两个荷包蛋，葱花切得碎碎的，撒在汤面上，又好看又好吃。那时候大伯每天天不亮就去砖瓦厂了，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只在桌上留下一碗盖着盘子、还冒着热气的面。

我吃着面，听见大伯在床上翻了个身，又咳嗽了一阵。那咳嗽声像是一把生了锈的锯子在他胸腔里来回拉，每一下都让我觉得自己的胸口也跟着疼。大妈走过去给他拍背，一下一下，力道很轻很均匀，像在拍一个睡不着的婴儿。

吃完饭，大妈给我收拾了隔壁的房间。跟上次来一样，被子上还是有阳光的味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听见大伯和大妈在隔壁房间小声说话，声音忽大忽小，像远处的雷声。

“——你别操心了，芳都说了，过几天就带我——”

“不是带不带你的事，是我怕——”

“怕什么怕，有什么好怕的——”

后面的话就听不清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是被鸡叫醒的。看了下手机，才五点半，窗外的天刚蒙蒙亮。我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看见大伯已经起来了，坐在堂屋门口的一把竹椅上，面前摆着一个小方凳，方凳上放着一碗稀饭和一个咸鸭蛋。他正在剥鸭蛋，手指头抖得厉害，蛋壳碎了一地。

“大伯，”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我来。”

我把鸭蛋拿过来，在桌沿上轻轻磕了一下，一点一点地把壳剥掉。蛋很嫩，蛋白白得透亮，蛋黄流油，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那种。

大伯看着我剥蛋，眼睛一直没有移开。我把剥好的蛋递给他，他接过去，咬了一小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芳，”他说，“你上次走的时候，把钱又放我枕头底下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愣了一下，没说话。

“我知道你那钱是留给我的，但我不能拿。”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你大伯这辈子没本事，但也知道什么钱该拿，什么钱不该拿。你给我看病、管我吃住、替我在医院跑前跑后，这份情我一辈子记着。要是再拿了你的钱，我到了那头，没法跟你爸交代。”

“大伯——”

“你别说了。”他摆摆手，把最后一口鸭蛋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说，“我今天精神好，我跟你说说我年轻时候的事。”

那天上午，大伯跟我说了很多我从来没听过的事。他说他十八岁那年去砖瓦厂，第一个月发了十五块钱工资，他把十块钱寄回家给奶奶，剩下五块钱买了二斤肉、一瓶酒，一个人跑到我父亲的学校门口等他。那时候我父亲在县城读中学，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大伯说他在校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看见我父亲出来的时候，他远远地就笑了。他把肉和酒塞给我父亲，说：“老二，你好好读书，哥供你。”说这话的时候，大伯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但他的手一直在抖。

他还说，当年我父亲考上大学的时候，全村都轰动了。大伯在砖瓦厂请了一天假，借了邻居家的自行车，骑了四十多里路去县城，把攒了半年的钱全部取出来，又找工头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凑了两百块钱，给我父亲当路费和学费。他把钱塞到我父亲手里的时候说：“老二，你出息了，比哥强。你走吧，家里有哥。”

“你爸那时候哭了，”大伯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冬日里的薄雾，“他说他不去上了，要留在家里帮我。我给了他一巴掌，我说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别回来。”

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后来你爸真的出息了，”大伯的声音低了下去，“在省城有了工作，有了房子，有了你，有了你们家那个小院子。我每次看电视，看到省城的那些高楼、那些大马路、那些晚上亮得像白天一样的灯，我就想，我弟弟就住在那个地方，他过上好日子了。”

他停了一下，干咳了两声。

“我没去过省城，第一次去就是这次。你爸走了以后，我一直想去看看，看看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到底是啥样子的，可一直没去成。不是你大妈不让我去，是我自己不想去。我怕去了以后，看到那些高楼、那些大马路、那些亮堂堂的灯，我会想你爸，会觉得他走得太早了，会觉得他还应该再活几十年，在这个好地方多住几年。”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穿过院子里的槐树叶，在地上洒下一地碎金。大黄狗趴在院门口打盹，偶尔抬起头看看我们，又把头埋进前腿里。

我擦了擦眼泪，站起来说：“大伯，我去给你和大妈买早饭。”大伯说不用，家里有，我说我想吃街上那家包子铺的包子了，就出了门。

我没有去包子铺，而是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站在那里，看着远处田野里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哭了一场。

哭完了我又想，我不能哭，我还有事要做。

我用手机查了查省城几个主要景点的门票和开放时间，又查了查从火车站到这些地方的公交路线，一条一条地记在备忘录里。然后我给单位发了一条信息，说我可能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又给建国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明了情况，说我要带大妈去省城住几天，让他把家里收拾一下。

建国沉默了很久，说：“行吧，你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