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叫刘秀兰，今年五十八，住在咱们小县城的老纺织厂家属院。要不是我自己作，我现在还守着老周，过着热乎日子。
事情得从今年五月份说起。
那天傍晚，我从菜市场拎着两把空心菜往家走，路过文化广场，就听见一阵《最炫民族风》从音响里炸出来。我抬眼一看，好家伙，广场中央密密麻麻几十对人，手挽着手，腰扭着，脚尖点着，转得跟陀螺似的。
我站那儿看入了迷。
"秀兰姐！"有人拍我肩膀，是楼下的王桂芳，比我小三岁，烫了一头小卷毛，穿着大红的雪纺裙，脸上扑了粉，眼影还描得弯弯的，"看啥呢？进来跳两步呗！"
我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跳啥跳。"
桂芳一把把我胳膊挽住："姐，你可别这么说，跳舞活络筋骨，比你天天在家伺候老周强。来嘛，就一支。"
我那天鬼使神差地，就被她拽进了人群。
一个戴鸭舌帽、穿白衬衫的男人朝我伸出手。那只手干干净净，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不像我们老周，常年在修理铺打杂，指缝里永远是黑的。
"大姐，我教您。"他声音低沉，眼睛弯弯的笑。
我脸唰地一下就红了。
他叫李建国，比我大两岁，退休前是中学的音乐老师，老伴儿三年前没了。他搂着我腰的时候，手稳稳的，力道不轻不重，转圈的时候还会贴在我耳边小声说："放松，跟着我走。"
那一晚我回到家，老周正坐在沙发上抠脚丫子，电视里放着抗日神剧。他头也不抬地问："菜呢？"
我把空心菜往厨房一甩，心里头第一次觉得，这个跟了我大半辈子的男人，怎么这么糙。
从那天起，我就着了魔。
每天下午四点，我准时换上新买的舞鞋，抹点口红，出门去广场。
桂芳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室内的舞厅，五块钱一场，里头有空调，地板是打蜡的，灯光一打，转起来跟电视里似的。
李建国成了我的固定舞伴。
他会在我跳累的时候，递上一瓶温水；会在我崴了脚的时候，蹲下来给我揉；会在散场之后，骑着电动车送我到小区门口。他还教我用智能手机，给我下载了抖音，教我发朋友圈。
我五十八岁这年，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女人。
老周开始有意见了。
"你这一天天的，家也不顾，饭也不做，魂儿丢哪儿去了？"七月初的一个晚上，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我梗着脖子回他："我跳个舞怎么了？我伺候你三十多年，连个喘气的工夫都没有，现在我想活出个人样，你还管得着？"
老周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扭头进了里屋。
二
事情是在八月底崩的。
那天舞厅搞中秋联谊，李建国说要请我吃饭，去了城东一家挺像样的饭店。三杯红酒下肚，他握着我的手说："秀兰，跟我过吧。我一个人也孤单，咱俩搭伙，下半辈子有个伴儿。"
我心跳得跟擂鼓似的，鬼迷心窍地点了头。
回家我就跟老周摊牌了。老周正在补一只袜子，针在他粗糙的手指间穿梭。他听完，针扎进了肉里，血珠子冒出来，他都没察觉。
"你想好了？"他就问了这一句。
我点头。
第二天，老周自己去了民政局，拿了离婚协议书回来。房子留给我，存折上的八万块他拿走五万，剩下三万给我"安度晚年"。他收拾了两个编织袋，回了乡下老家。
我以为我要开始新生活了。
可李建国那边，迟迟没动静。我去找他，他支支吾吾，说儿子不同意，说房子是儿子的，说再等等。
后来桂芳偷偷告诉我，李建国在舞厅同时跟三个女人好，都说要"搭伙过日子"，骗吃骗喝骗钱花，他那点退休金，全花在打扮和请客上了。
我跑去舞厅堵他，他正搂着另一个穿紫裙子的女人转圈，看见我，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站在那五彩的灯光底下，听着震耳的音乐，突然就老泪纵横。
九月底，我回乡下找老周。他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劈。
"老周……"我嗓子发哑。
"回去吧。"他说，"离都离了。"
我蹲在地上哭，哭得像个孩子。村里的婶子们围过来看热闹，指指点点。老周叹了口气，把我拉起来，塞给我一百块钱："坐车回去，路上小心。"
回城的大巴上，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玉米地，五个月前那个被李建国牵着手转圈的自己，像一场荒唐的梦。
姐妹们啊，我把这事说出来，不是图你们可怜，是想告诉大伙儿——
交谊舞本身没错，错的是那颗不安分的心。男人对你笑得再甜，搂得再紧，那都是露水。真金白银陪你三十年、给你补袜子的，才是命。
我这辈子，是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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