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左）和孙向晨（蒋立冬 绘）
今年5月，第十届“汉语哲学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汉语哲学”的提出，旨在突破中国哲学原有的框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基于汉语和汉语世界的哲学思想。自首届“汉语哲学论坛”举办以来，为汉语哲学正名、努力做汉语哲学以及质疑汉语哲学的学者同在，他们将“汉语哲学论坛”作为学术争论的线下平台，围绕如何“接着讲”中国哲学等问题展开了多维度的讨论。十年过去，对于汉语如何深度参与并重构哲学思想、汉语哲学如何与传统“中国哲学”厘清边界并形成互补，以及汉语世界如何为人类提供独特的本源性思想资源等问题，学界有何推进？就此，《上海书评》专访了两位坚持在汉语哲学领域耕耘的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请他们同题作答。
今年是“汉语哲学论坛”举办十周年。当年为什么要提出“汉语哲学”这一概念？是为了回应“中国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缺乏合法性”之类的质疑吗？还是因为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已深度汉语化，时机已然成熟？
韩水法：我的思路与从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角度出发的人不太一样，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首先，以“being”及其同一簇词语的翻译为例，我们面临一个难题是：是将其译为“存在”“有”或“在”，还是一“是”到底？
很显然，“to be”这类系词及其各种变形，印欧语系的语言有，但汉语没有，至少上古汉语没有，而现代汉语虽然有“是”，也没有其相应的变形。在德语中，它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形式各不相同，第一人称为“bin”，第二人称用“bist”，第三人称是“ist”。它还有许多变化比如，黑格尔、马克思哲学中常用说的“Wesen”（本质）一词，就是从系词衍生出来的。
因此，我思考的关切之点在于：当我们用汉语表达“存在”时，是否要完全依赖翻译？有人似乎认为，关于“存在”的讨论必须遵循印欧语系的表达方式，仿佛汉语无法胜任。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翻译？就我自身从事翻译的经验而言，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是逐词逐字去对应西方典籍，还是要立足于思想体系？Being翻译所关涉的乃是形而上学和存在论，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应当回到一个根本点：汉语如何思考和表达相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体系的问题。汉语能否以体系的思维来思考形而上学和存在论？如果行，那么翻译就是一个枝节。汉语翻译西方哲学，应当是体系对体系的翻译，绝非简单的一个语词对应一个语词的转达。于是，我发现，汉语原本有自己表达形而上学和存在论的词语和方式，尽管并不足够丰富。这是我产生汉语哲学自觉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路著《Being与汉译哲学》
第二点思考源于我从事外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多年经历。我注意到，早些年，有些教师和学生，在撰写西方哲学研究文字时，常有一种倾向：他们更愿意直接引用外文文献，即便其中某些已经有了中文译本，甚至其文字实际上参考或引用了现成的译本，仍选择标注英文或德文原文出处，以为这样更权威。
还有一个现象，如今虽渐渐少了，但以往常有人感慨：有些著作读中文时读不懂，读英文或德文一读便懂了。这里不排除有翻译质量的原因。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即有一种潜藏的——有时也公开表达的——心理：认为汉语天然缺乏表达哲学、进行哲学思辨的能力。这就遮蔽了一个可能的事实：事实上，不仅他们的汉语理解和表达能力或有不足，而且他们的哲学训练和思维也有所欠缺。其实，除了特殊的语言形式之外，汉语无法准确、娴熟地表达的内容，用英语同样难以达意。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汉语目前并非主流的学术语言。自然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以英文为主，经济学的情况是如此，许多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的顶尖期刊，也是如此。这就关涉一个根本性问题：汉语是否具有从事自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能力？换言之，在表达我们的思想、阐述科学理论，更不说从事哲学研究方面，汉语是否具有与任何其他语言同样的能力？这正是我形成“汉语哲学”观念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先行的、基础的思考。
我认为，汉语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的思维和表达的能力，与英语、德语和印欧语系中的任何语言相比，并无本质差别。这是为现代认知神经科学、心理科学等所证明的。不过，它们进入哲学思维的形式各有不同，各自的发展程度也存在差异。若单纯从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英语被用于哲学思维的时间远比汉语要晚。例如，在七八世纪的古英语或古日耳曼语时期，这些语言几乎尚未被运用于哲学思考，而汉语早在先秦已经在进行深刻的哲学思维了。以往之所以容易产生“汉语哲学不发达的”的错觉，往往是因为比较的对象并非单一语言，而是将汉语哲学与历史上的印欧语系的多种西方语言的哲学进行对比。
孙向晨：“汉语哲学”的讨论固然与“中国哲学合法性”有关联，可以参见我的《汉语哲学论纲》，但是“汉语哲学”的提出有其自身的逻辑。与韩水法老师把汉语哲学看作“汉语载具的哲学”不同，我把汉语哲学定义为基于“汉语世界”生存论经验所进行的哲学探索，哲学探索意味着代表人类所进行的探索，这里既有汉语，甚至包括汉字所显示的对世界理解的基本面向，也努力去揭示人类通过语言与文化的“积淀”所形成的“汉语世界”，同时研究开放的“生活世界”所带来的文明间语言间的碰撞与融合，最终，基于“汉语世界”的生存智慧来回应人类在一个古今中西交融的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根基性问题与挑战。
我对于此前另两种流行的定义都有疑义：一种是将汉语哲学视为关于汉语言的哲学，“汉语哲学”可以将其包括在内，但不能被其定义；另一种是将汉语哲学等同于用汉语进行的哲学思考，这一定义又过于宽泛，毕竟不同类型的哲学还是有其基本的风格和特征，如果把汉语世界中的德国哲学研究或法国哲学研究统统称之为“汉语哲学”，似乎也就失去了提出“汉语哲学”的意义，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必须是其中的必要因素。韩水法老师所主张的“汉语载具的哲学”有点像“用汉语思考哲学问题”这一路向，虽然有益，但似乎不足以涵盖汉语哲学的完整论域。我所特别强调的“汉语世界”表达的是，语言所承载的是整个“生活世界”，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语言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一命题，在这里，这一命题获得了更具体化的转化：汉语哲学的根本关切是汉语所塑造的那个“生活世界”。主张汉语哲学的意义不在于证明汉语“能”做哲学，而在于揭示汉语所承载的生活世界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回应人类普遍的哲学关切。
我认为，语言绝不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问题，它承载着“生活世界”，界定着思想发展的路径。因此“汉语哲学”对应的是“汉语世界”这个概念。可以说，“汉语”在三个层面与哲学发生关联：一是作为思维载体的语言，其内在结构需得到哲学反思；二是作为语言体系，承载着某种思想的共通性，会影响哲学思考的某种面向；三是反思汉语所塑造的生活世界本身。我反对萨丕尔-沃尔夫学派语言决定论的立场，语言世界有其自身的开放性，但是我持一种语言相关论的立场。因此，我并不反对韩水法老师对语言重要性的强调，而是认为其视角还不够充分，语言的哲学反思只是汉语哲学的一个必要层次，但汉语哲学的最终目标，是揭示由语言所带出的那个“生活世界”及其所蕴含的本源性思想资源。
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区别二者？从汉语哲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哲学存在的意义？
韩水法：汉语哲学和中国哲学可以从这几点来进行区别。
首先，中国哲学在其学科体系构建之初，参照了西方哲学的框架，在后来的发展中将自身局限于古代汉语哲学的基本概念和观念范围之内。即便需要应对现实问题，中国哲学也倾向于援引古代的概念、观念与方法来进行阐释与处理。
其次，缘于学科制度，哲学下设八个二级学科——现在有九个，而中国哲学只是其中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科学哲学、逻辑学、美学等学科之间存在藩篱，彼此交流很少，基本上不涉及其他学科的问题。但汉语哲学则不受此限，它涵盖了哲学的一切研究范围，打破了二级学科之间的壁垒，并不受这样的限制。汉语哲学并不用一套固定的模式，比如古典汉语哲学的那些观念和方法来处理、解释和面对现实问题。
此外，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或我所常说的古典汉语哲学），还是经由翻译引入的西方哲学和思想，乃至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汉语哲学的思想资源，因此，它的资源和基础十分广泛，既无学科壁垒的束缚，也无研究流派的限制，更不存在来源的局限。由此，汉语哲学的范畴实际上比中国哲学更为广阔。回顾历史，中国哲学在学科建立之初，其视野本是开阔的，然而在学科化之后，局限性却日益增强。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汉语曾是一种国际性的学术语言。日本、越南、朝鲜的官方文书多使用汉语撰写，哲学著作亦多以汉语成书，汉语哲学乃是一种跨国家的哲学。若局促于“中国哲学”之名，则那些出自日本、越南、朝鲜的哲学思想便只能分别归为日本哲学、越南哲学与韩国哲学，而无法彰显其共享的汉语书写传统与学术脉络，因而“汉语哲学”这一概念更为恰如其分。
第四，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在政治和地域层面上，是一个具有国界属性的名称。在中国境内，除作为通用语言的汉语外，还存在藏语、壮语、满语等多种民族语言。从广义上讲，这些语言所承载的哲学思想，都属于中国哲学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这个名称就是相当准确的。然而，实际上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极少涉及这些内容。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主要聚焦在古典汉语中的观念、思想与方法。
因此，按照前面的解释，“汉语哲学”与一般意义的“中国哲学”在概念上其实是两回事。不过，汉语哲学可以包括当下作为学科的且现实的“中国哲学”。
孙向晨：非常同意韩水法老师的看法，当前“中国哲学”的主流研究范式是“面向历史”的学科建制，以中国哲学史为基本框架，包含大量思想史与学术史内容，“汉语哲学”更强调以哲学问题本身为目标。在建立“中国哲学史”范式之初，“中国哲学”的整理多以西方哲学范式为圭臬，形成了“反向格义”的问题，即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来“选出”中国传统学问中可被归类为哲学的内容，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
更重要的是“中国哲学”这一名称内含着某种矛盾：哲学追求的是普遍性问题，而“中国”二字包含了太多历史、社会、民族的意涵，模糊了哲学的普遍性意味。我们所说的“德国哲学”并不是关于德国的哲学，“法国哲学”也不是关于法国的哲学，它们是源自德语世界或法语世界的哲学。“汉语哲学”也不是用一个民族来限定哲学，而是用源于汉语世界的语言与智慧来思考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同意韩水法老师的看法，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后者对传统思想宝藏的发掘与贡献是“汉语哲学”不可或缺的资源，另外如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提出的“风土”等哲学概念也属于广义的汉语哲学范畴。在这里我更强调汉语哲学作为基于“汉语世界”本源性思想资源所展开的哲学活动，更关注“从汉语世界出发进行哲学的原创性建构”。
李河老师在《哲学研究》发表的文章称，“汉语哲学”是个冗余的词语，目前还不能成为“中国哲学”的替代词。这是否反映出学界的一种误解，即认为汉语哲学意在取代中国哲学？
韩水法：汉语哲学本身是开放的，并不取代中国哲学，至少与一般中国哲学的绝大部分是重叠的，而传统的中国哲学研究完全可以继续发展。然而，如果事关当代的研究，单单传统的研究方法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既有的研究范式有其惰性，会形成既定的思维框架。举例来说，当我用汉语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时，很可以将其归入汉语哲学的范畴，也可以说是在中国做的哲学研究，但如果称其为中国哲学，则难以为许多中国哲学研究者或科学哲学学者所接受。
孙向晨：有争论是学术健康的表示。但我认为汉语哲学必不可少，其根本原因在于，哲学的普遍性是通过多样化的语言世界得以组合呈现的，而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和本源性思想资源代表着人类生存不可替代的独特面向。汉语哲学不同于王路老师所说的“加字哲学”，“汉语”并不是一个从外部限制哲学内容的限定词，而是源于“汉语世界”的哲学活动本身。此外，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实质，并非否认“汉语世界”有自己的哲学，而是质疑以西方哲学为范式书写出来的“中国哲学”是不是其固有形态。要回应这一质疑，恰恰需要提出“汉语哲学”的概念，揭示出“汉语世界”本身源初的哲学概念与思考方式。因此，汉语哲学并非“冗余”，而是一种重建哲学话语、恢复哲学原创活力的范式转换。事实上，汉语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范式转换”，更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根本事实：不同的语言世界有不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来回应人类共同的普遍关切。
汉语哲学这一概念，是同德语哲学、英语哲学以及古希腊语哲学并列的吗？韩水法老师曾讲到古希腊语和德语在哲学领域的式微，现在在德国读哲学博士的学生也可以用英文写博士论文。这是因为英语更适合进行哲学表达，还是与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关？
韩水法：一般而言，一种语言的哲学之发达，与其所属共同体的科学、文化、经济及政治状况密切相关。以古希腊为例，其哲学成就如此卓著，正是源于它在科学、文化、政治、文学、历史乃至体育等领域的全面繁荣。同样，德语哲学在鼎盛时期，也与其时德语区在科学、文化、政治、技术等方面的强盛紧密相连。观察当今世界的哲学图景，英语地位之所以突出，基本的原因就是美国、英国及其他主要英语国家在科学、经济、文化、教育、商业等诸多领域的雄厚实力和领先地位。
因此，汉语哲学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更与整个汉语世界的科学、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息息相关。然而，我们这些从事汉语哲学研究的人，可以唤醒大家对这种关系的意识与重视。这就关涉到了向晨老师所说的“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和未来发展了。
孙向晨：这需要在不同层次上进行梳理。在源初的意义上，海德格尔曾说“哲学说希腊语”，正是古典的“希腊世界”带给了西方哲学最初的思想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也必须挖掘出“汉语世界”源初的思想结构。在哲学写作的意义上，过去常有人认为德语是一种哲学语言，当代又有人认为英语是一种“天然的”学术语言，事实上，这在语言上并没有依据。近代欧洲哲学的语言从拉丁文演变为英语、德语，正是通过哲学家们不断使用各自母语写作才实现的。在这个层次上，汉语哲学同样需要让汉语不再以“哲学史”的方式叙说传统的中国哲学问题，而是要让汉语去言说时代提出的普遍性哲学问题。这在现代的“汉语世界”尤其有其特殊性，我所讲的“双重本体”概念也可以用在这个问题上。在现代，我们须以“双重语境”，汉语语境与西方语境这两重体系来理解“汉语哲学”的基本概念，以“迂回他者”的方式进行深层次的自我省思。
关于汉语哲学的定义，孙向晨老师强调的是“汉语世界的哲学”，重点在汉语世界；韩水法老师强调的是“汉语载具的哲学”，重点在汉语这门语言。想请问韩老师，应如何理解“汉语载具的哲学”？
韩水法：我之所以强调语言，因为在我看来，语言与思想紧密相连，但思想先于语言。有了思想之后，语言才涌现。而语言一旦产生，又会反过来整合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思想。同样的思想在用不同语言表达时，表达方式是不同的，意义也会有所差异。
此外，我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哲学并非伴随思想或意识而直接出现，而是在人类具有自我意识能进行反思之后才形成的。然而，仅有反思和自我意识还不够，若没有语言作为手段，哲学依然无法诞生。可以说，哲学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并以语言表达为条件，它与语言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甚至直接植根于语言。
从外在形态来看，不同语言所表达的哲学也往往呈现出显著差异。尽管它们都在追寻普遍性、探讨一些共同的根本问题，但在表达方式、思考视野、问题提出的角度乃至风格上，仍然呈现很大的差异。
二位怎么看吴根友老师的说法，汉语哲学需要区分古代汉语哲学与现代汉语哲学吗？
韩水法：这可以视为一种哲学史的视角。通常，我不称之为“古代哲学”，而称“古典哲学”，我们可以区分古典汉语哲学和现代汉语哲学，当然我也提出过“上古汉语哲学”，因为我对它做过一些研究，也发表过相关文章。我们可以做这种区分，因为语言发生了变化，过去使用文言文，如今我们使用现代白话文来表达。当然，有人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我并不同意。这其实是汉语自然演进的过程，白话文并非现代才出现，实际上，文言文原本是书面语，白话文是日常口语，白话文运动只是倡导书面语也采用白话。当然，在上古汉语中白话与文言的区别可能并不显著，后来才逐渐扩大。
我认为语言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印欧语系在多大程度上改造了汉语，影响固然存在，但要根本性地改变汉语的核心规则，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对上古、古典以及现代的汉语哲学加以区分，因为其背后的科学技术、经济与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先秦时期，哲学之所以蓬勃发展，得益于活跃的社会思想与丰富的原始科学技术探索。此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趋于停滞或放缓，但社会制度方面则演进迅速，因此哲学思考更多地聚焦于伦理与政治领域。步入现代，汉语世界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那么汉语哲学的自觉意识的显现，以及将汉语哲学作为一种范式提出，便成为必然。这不仅源于哲学自身的反思与内省，更是整个时代环境推动的结果。
张东荪
孙向晨：首先，非常同意韩水法老师不将文言文与白话文视为两种不同语言的看法。就哲学而言，其实无需区分古代汉语哲学和现代汉语哲学，任何一个生活世界都是演进的，甚至其底层的逻辑也会变化，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河床理论。另一方面，“汉语哲学”重视“汉语世界”中源初的思想结构，但并非只面向过去，而更多的是一种面向现实、指向未来的哲学，其中包含着跨语言世界的交融以及来自现实的挑战。在现代，事实上已经有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汉语哲学”成果，如张东荪的“文化认识论”、贺麟的“知行哲学”、李泽厚的“情本体”、张世英的“横向超越”说、张祥龙的“家与孝”、陈来的“仁学本体论”、赵汀阳的“天下”观念等。这些研究都已包含了对古代与现代双重维度的关照。古代与现代之分还是过于从“史”的角度来理解，我则更着重从哲学建构的角度强调汉语哲学的独特使命。
张祥龙著《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
按照两位老师对汉语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区分来看，汉语哲学的外延比中国哲学更宽广。如果将汉语哲学作为一个概念，那么在我们已讨论的外延之外，汉语哲学最核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韩水法：我提出了广义的汉语哲学与狭义的汉语哲学之分。广义的汉语哲学涵盖一切哲学研究的领域与对象，因而并无核心。狭义的汉语哲学需要探究汉语中一些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印欧语系的表达之间存在何种差异。例如，汉语哲学也探讨“存在”与“本体论”问题，但汉语并未使用“to be”这类系动词，而是运用“有”“在”和“存在”等来表达。这类议题或许可归入狭义汉语哲学的领域，目前相关研究已较为丰富。但我认为，广义的汉语哲学或许更值得深入开拓。在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学等方面，先前的汉语哲学较少涉及，只是翻译了很多相关著作，而以汉语为语言工具展开的原创性研究并不多，这可能是目前汉语哲学最根本、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孙向晨：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层次来充实汉语哲学的内涵：第一层是反思汉语言甚至包括汉字本身的特征，西方哲学与其语言、逻辑及形而上学有某种同构关系，而汉语与汉语世界思想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及其特点，还需要进一步得到哲学上系统的反思；第二层是关注汉语特有的概念范畴，如“生生”“中庸”“体用”“知行”“孝悌”“山水”“气韵”“意境”等等，“汉语世界”的这些源初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没有直接的对应，需要在哲学上进一步梳理；第三层是对汉语所塑造的“生活世界”进行深入反思，在诸多哲学领域展开原创性的、创生性的哲学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有丰富的哲学资源？
韩水法：中国古典哲学里拥有大量丰富的资源。然而，其中许多资源尚未被充分发掘，还有很多内容我们未能透彻理解。以我的研究为例，我关注上古精神世界，包括神灵系统和心灵体系。其实在上古汉语中，“心”的抽象意义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但过去人们并未深入这方面的研究，常常误以为古典汉语哲学中“心”的概念较为粗浅，甚至混同于指称心脏的“心”的含义。实则不然，尽管这两个概念采用同一个汉字，但它们已演变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词语，因此需要开展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因为直到今天，有些人还为此不愿意用“唯心主义”，而用“观念论”来对译“idealism”。
孙向晨：对此的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我们有非常丰富的例证。比如我分析的“身”“己”“家”“象”等概念，这与西方语境中的“body”“ego”“family”“image”等概念非常不同，构成了独特的思想资源。而另一些概念如“亲亲”“山水”等，甚至在西方语境中完全没有对等的概念。进而言之，“家”在汉语世界中作为一种哲学母题，它相当于西语中的“family”“home”“household”等，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基本组织，更显现出一种承载“世代”的生存论结构，以及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与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被抛”“向死而生”的生存论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可以通过对大量具体事例的专题研究，为我所说的“本源性思想”框架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源。
孙向晨著《论家：个体与亲亲》
还想请孙老师进一步阐述您的“家”哲学。例如，您曾撰文论述，在中文语境中，“家”首先表示的是“亲亲世界”，该如何理解这里的“亲亲世界”？“亲亲世界”的温暖是否比海德格尔那种黑暗的世界整体性更为高明？
孙向晨：前面与韩水法老师整体性地论述了“汉语哲学”的问题，具体而言，这些年我在做的“家哲学”就是从“汉语世界”中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属于汉语哲学的范畴。人类都有“家”，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也有一些有关“家”的论述，总的来说，“家”不是其主要的哲学论题，无论在古希腊传统，在基督教传统，还是在近现代传统，他们有各自的理由把“家”排除在哲学的讨论之外，具体可参见我的文章。可是，在“汉语世界”，理解人的首要出发点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是城邦性的，不是神人关系的，不是个体-主体性的，而是在亲子的世代关系中来理解人，因此儒家会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突出人类生存的世代关系，突出人类情感的亲亲之爱。“家”承载了历史与文化上过多的制度化内容，因此需要进一步哲学还原，由此呈现给我们的源初世界是一个“亲亲世界”，它为“人生在世”的温暖、信任、关爱、共情、希望等积极情态奠定了生存论的基础，而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衍生而来的存在主义，更多揭示的是黑暗、孤独、荒谬、焦虑、恶心、无根与虚无等形态。“汉语世界”对人类生存的诸多面向有着深邃而动人的理解，我们需在“汉语哲学”的平台上对其作更为深入的揭示。
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凭借已有的知识背景和哲学训练，转入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时，是否具备一定的优势？
韩水法：我们过去的专业是西方哲学，但实际上更关注的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等领域的问题。这样的研究视野本身就较为开阔，专注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上古或古典汉语的语境中，其实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思考路径。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研究西方哲学，而是因为我们探究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对这些问题有更高的敏感度和关注度。
孙向晨：事实上，在现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就是由研究西方哲学的胡适、冯友兰等学者创立的。“中国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语境的问题。只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以西释中”的态度，把自身当作了“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但这种比较的视野显然是不够完善的。汉语哲学则建立在“迂回”他者的反思之上，这需要我们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普遍性”重置为“他者”方能完成。当然，西方哲学训练的价值，在于帮助研究者以更高的敏感度审视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中西之间的根本性差异，而非将其奉为普遍标准。
关于“汉语哲学”的争议似乎长期存在。部分中国哲学研究者或许会认为：大家都在探讨汉语哲学，是否意味着国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正面临某种合法性危机？抑或是他们感到以往的研究再难做出新意，因而将目光转向中国哲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
韩水法：并不是说遇到了危机，而是说我们这些以汉语为语言载具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产生了一种自觉。我们发现自己并不仅仅做西方哲学的研究，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处理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诸如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灵哲学等。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后，我们自然会思考汉语本身所蕴含的思想资源和汉语本身对这些问题的表达等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此外，正如刚才所提到的，汉语世界的科学、技术与文化都在持续发展，这自然会促使我们对汉语产生一种自觉的反思意识。我们必然会思考：汉语能否成为一种一般的学术语言，乃至主流学术语言？首先，它是否具备这样的潜力？过去常有人认为汉语仅是生活语言，而非学术语言。如今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现状仍不尽如人意——无论在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汉语尚未成为主流的学术语言。
孙向晨：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汉语哲学的提出是哲学高度反思的必然结果，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任何危机的结果。无论是从欧陆哲学提出“生活世界”的思路，还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生活形式”的思路，都指出了以语言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奠定了根基性基础，这一根本性的哲学认识，才是汉语哲学得以提出的内在根据。
汉语世界对西方哲学、佛学等领域的翻译与研究，是否也应被视为汉语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水法：确实如此。我们使用汉语来翻译和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包括其政治哲学概念，这自然构成了汉语哲学的一部分。因此，汉语哲学的涵盖面是非常广阔的。一旦我们展开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就会被纳入汉语的语言秩序之中，所产生的理解便会有所不同。西方哲学的概念在自身的语言秩序中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但是，它们在汉语中的表达，同样是以一套词语-概念秩序展现出来的。这样，基本上，它们是作为体系被纳入汉语哲学的。这不仅丰富了汉语哲学，同样使其内在秩序变得越来越复杂。
孙向晨：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分析。确实，汉语哲学的研究既包括对汉语世界本源性思想的研究，也包括对文明板块相互碰撞的研究，这就包括了对佛学与西方哲学在汉语语境中被翻译、被理解以及被转化的研究，这些工作同样属于汉语哲学的宽广领域。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这些佛教与西方哲学的翻译必须达到高度的哲学自觉，比如，贺麟先生、陈嘉映老师、王庆节老师对西方哲学中译的高度反思。事实上，对于中国经典的西译，也是汉语哲学研究的范畴，比如安乐哲先生对中国古典经典的翻译。汉语中很多特有的概念，在翻译成西方语言时同样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中庸”与“mean”“middle way”之间就无法完全对应。此外，佛学翻译的历史经验，对理解今天汉语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古代印度佛学思想被纳入汉语语言系统后，经历了深刻的改造，形成了独具汉语特色的汉传佛学，这一历史过程为今天汉语哲学处理西方哲学提供了重要参照。
安乐哲著《孔子与杜威：跨时空的镜鉴》
二位老师都认为汉语哲学其实是一个范式，该如何理解这一论断？
韩水法：当我们提出“汉语哲学”这一概念后，便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正如徐龙飞老师所言，“我们不是用‘语言’进行哲学研究，而是在用具体的一种语言研究哲学”。徐老师的问题很到位，并没有一种一般的语言，哲学的普遍性是通过多种语言的表达得以呈现的。确立汉语哲学这一范式后，我们便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每一种语言在从事科学、艺术、文化及哲学研究时，它们的功能是同等的。然而，在汉语哲学范式尚未明晰之前，人们往往不自觉地认为英语是一种天然的、理所当然的一般学术语言——这种观念其实并无依据。汉语哲学作为一种范式，它必然包含一系列的原则与方法，可将以往的诸多问题都置于一种新的关系框架中予以重新审视。
孙向晨：“汉语哲学”确实在多方面实现了某种“范式转换”。“汉语哲学”的提出与表达直接涉及汉语世界的精神结构、汉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特质，在哲学上是一种“范式转换”，具有原创性、规范性、开放性、未来性、世界性等特征。这一范式转换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普遍性追求，而是要通过不同的语言世界来呈现哲学的普遍性。不同语言世界中呈现的独特哲学概念，同样可以超越于具体的语境，而在哲学上获得某种去语境化的理性表达。
“汉语哲学论坛”至今已举办十届。汉语哲学领域在这期间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汉语哲学论坛”搭建了一个学者交流的平台，你们是否认同这样的评价？
韩水法：我认同。不仅如此，我还注意到许多具体问题的浮现。在我近期撰写的文章中，便列举了一系列议题，例如“汉语哲学的自觉”与“对汉语本身的自觉”等。汉语足以胜任任何哲学研究，乃至其他一切科学研究的语言载体，这些观念都应被视为我们取得的进展。当然，也存在许多具体而微的学术推进。比如对being的研究，以及一些很专业的研究。比如李麒麟老师运用现代逻辑分析王阳明的语句与表达。以往这些古典汉语的内容常被认为逻辑性不强，或与西方常见的表达方式不符。但用现代逻辑和哲学理论分析之后，人们发现它们实则遵循着某种内在的思维模式和逻辑原则。
孙向晨：非常同意韩水法老师的看法，“汉语哲学论坛”的举办取得的最大成果在于推动了“对汉语本身的哲学自觉”和“汉语哲学的自觉”。在具体的成绩上，2022年“汉语哲学”被评为“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北京大学成立了“汉语哲学研究中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参与汉语哲学的讨论。在学术成果上，在国内如《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哲学研究》《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等一系列重要报刊上发表“汉语哲学”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系列具体概念的专题研究也不断推进，如对“家”“生生”“象”“亲亲”等概念的分析，已构成较为系统的学理框架。海外学者对汉语哲学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参与论坛的海外学者越来越多，更多的学术讨论，如在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上进行的学术争论，表明这一领域正在从国内讨论走向国际化。
“汉语哲学”是不是一个从天而降、起初并无实质内容的概念？就像周程老师在论坛圆桌上所作的比喻。是否在提出“汉语哲学”这一构想之后，又于这十年间一步步填充其内容？
韩水法：他们的比喻不太恰当。先前直接用汉语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有时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一种自觉和反思。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汉语哲学的自觉意识。就如孙向晨老师在这里多次提到的那样，在这个范式被正式提出来之前，先行者们已经做了许多的探索。可以说，汉语哲学是涌现出来的。周程老师的比喻只描述了河流的表面。
孙向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系统地回顾了“汉语哲学”出现的历程，这绝非一个“从天而降”的概念，而是对既有的用汉语进行哲学思考与写作的实践进行理论反思和范式提升的结果，有着较长的酝酿与发展的过程。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许多学者，如俞吾金等老师提出过“让哲学说汉语”的主张；九十年代时，“汉语神学”曾大行其道；本世纪初，彭永捷、何乏笔、韩水法等学者较早提出“汉语哲学”的问题。2016年5月，韩水法老师在北大召集了大陆首次“汉语哲学论坛”，几乎同一时间，我在复旦召开了中国大陆（内地和香港）与台湾地区“汉语哲学论坛”，此后的十届论坛也都由两校联合举办，当然具体承办最多的是浙江大学。从研究的成果来看，这一历程可分为酝酿阶段（本世纪初）、论坛阶段（2016年起）和深入阶段（近年），这一演变充分证明，汉语哲学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并走向自觉的。
第十届“汉语哲学论坛”海报
面对学界围绕汉语哲学的争议甚至反对，是什么支撑两位老师坚持言说、践行汉语哲学？
韩水法：确实，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而这恰恰源于我们拥有汉语和汉语哲学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构成了我们的根本出发点。我们与那些以英语为载具的哲学研究者，固然怀有共同的目标，却使用着不同的语言。正是语言的不同，让我们得以发现对世界诸多相异的看法，进而形成一些独特的思想路径。我们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差异。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抵达那些共同点。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追求哲学的普遍性，但为何这种普遍性必须通过不同的语言来实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我们对此事实有着清醒的认知，无法亦不应否认它。而这一认知，恰恰成为了我们的动力源泉。更何况，我们或许还怀有一种文化的情怀——我们并不希望未来全世界只留存一种单一的语言。我们深信，汉语是一种深邃而优美的语言，这同样是我们共识的一部分。
孙向晨：尽管关于“汉语哲学”有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与争论，汉语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哲学上的自觉。我将汉语哲学的核心任务定位为，在全球视野下追溯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澄清当前面临的哲学任务，并探索汉语世界未来思想的发展方向；其根本使命是对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处境提出解答，这是推动汉语哲学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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