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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覃思：在“现场”重新理解世界

✍整理：常玥温晴

编辑：李睿逸

当一个接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走入新闻现场，她会如何重新理解“真实”？

覃思本科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专业，随后获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读东亚研究硕士，曾想走学术道路的她，毕业后转向新闻业，成了一名主攻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她的报道横跨突发事件与深度调查：从高速塌方、工厂火灾，到水土污染与产业变迁——既关注宏观结构，也不断回到具体的人与现场。

在这场对话中，她没有试图提供一套“标准路径”，而是回到自己职业生涯之初面对的几个问题：

一个非新闻专业的社科学生如何转型成为一名记者？当一个习惯用理论理解世界的人，开始用报道进入现实，她需要改变什么？应该保留什么？

覃思个人图片

代表作品：

（三联“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系列，收入《滚动的车轮》一书）

以下是她的讲述：

我本科读的是社会学，当时我对家庭、人口流动、文化和政治社会学非常感兴趣，也在香港和内地做了很多田野调查。我从社会学中获得了理解现实的框架，也一度觉得，对“人”的源源不断的好奇，会推着我成为一个专业的学者。

不过，一个个研究做下来之后，我隐隐感觉到不满足。首先我觉得我的社会经验单薄。虽然能扎进一个田野，研究特定的社群和问题，但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本身就需要一种更辽阔的“常识”。在象牙塔里的我，很希望走出去看看。其次，我意识到由于学科的分类，学者的知识储备、工作状态，都是非常专精的。比如一个社会学学者，一般要用社会学的“标配”工具箱来解答问题、写论文，但我对人类学、历史学、媒介研究的方法都很感兴趣。也因此，硕士我选了一个跨学科的项目，没有留在社会学里。我希望自己能用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打开我好奇的那一扇扇门，而不是拿着同一把钥匙，去开每一扇门。

当时我还注意到，社会学领域有一种推崇定量研究的倾向，大家似乎希望社会学能更接近“科学”，结合统计学的方法，带来对社会的理解。我也做了很多量化研究。不过在搭模型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好奇，那些数字后面的人到底在想什么？有哪些复杂的、幽微的、无法被精准量化的东西，被调查问卷省略掉了？

抱着这种想法，我在本科和硕士时期都尝试了新闻的实习。在我看来，新闻报道和做社会学调研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记者做的事情、提的问题更杂，受到的范式约束也更小。硕士毕业之后，我决定到《三联生活周刊》做社会新闻，经过半年实习之后留了下来。

做新闻和做学术有很多不同。在我刚入行时，也感到过不适应。

最明显的区别是写作上的。在生成学术理论的过程中，学者往往是在对现实做一个抽象化的处理。通过把样本归类、比较，把看起来零散、混乱的社会现象总结出一种规律。这样的结论，用清楚的判断句表达出来的就可以了。

但新闻是需要传播的，它的根基是故事，是详实生动的细节。因此新闻写作不仅需要提炼，也需要具象化。尽管我们在报道时，很容易产生想要传达概念或观点的冲动——希望告诉读者“事情是这样的”，或者“应该这样理解”。但真正有说服力的报道，不是靠概念或结论影响读者的，而是靠故事本身。

举例来讲，可能大家近几年都很关心外卖骑手和平台的关系，用抽象的理论语言，可能一两句话就能概括这样的关系，比如骑手被算法控制、骑手只有很有限的自主性等。而人物的那篇报道做的是另一件事，它通过具体的故事，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原来所谓“困住”，是这样发生的。

虚构作品也能传达非常强的氛围、理念和价值判断，但它们不会用一句结论式的话去告诉你“应该怎么想”。我前阵子看李沧东的《鹿川有许多粪》时，就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新闻写作同样需要这种能力：通过动作、神态、环境、对话去让读者相信什么是事实。如果细节不够丰满，即便记者在文章里不断引用专家、学者的话，读者往往也会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当然，故事要打动读者，首先要打动自己。我在三联时，编辑们常常提醒我，要回到本能，找到讲故事的动力。如果一个故事，连我自己都没有兴趣跟身边的朋友讲，那读者为什么要看呢？

我去年写的，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篇口述。虽然只采访了一个人，但通过他个人细致的讲述，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个体是如何受到贸易战冲击的，以及为什么他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贸易冲突。里面不仅有他务实的商业考量，也有他跟中国商人打交道积累下来的信任和经验。从文章结构上看，它涵盖了一个人的感受在当下事件中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为何受到这些影响，以及他过去这些年与中国建立起的贸易关系，还有选择与中国合作的原因。

文章中还有许多细节，例如他提到潮州过去没有路灯，以及婚纱厂工人的脚下放着婴儿的摇篮。这些细节让读者了解到他和中国中小企业共同成长的关系，让这篇产业经济的报道更有意思、更有人味了。如果我只在文章里写“这个商人伴随中国企业成长”，这会是一个很空洞、很说教式的表达。

做新闻和做社会学研究的区别，也体现在采访上。

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的学术训练，都会让人积累一些采访或田野经验。但我最初开始做实习记者，碰到的一个坎是“提问打不开”。那时候我的提问容易在一个圈里打转。当我跟着一些有经验的记者去采访，会很好奇大家为什么会问一些看起来跟新闻事件没有直接关联的、好像很私人或者开放性的问题。

后来越过这个坎，是我理解了一篇报道究竟要抵达什么。

对于要抵达什么，每一家机构都有不同的定位，我对三联的报道的理解是，“现场”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事件的现场，历史（或者说社会）的现场和心理的现场。

具体来说，事件的现场，就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与经过，是最直观的冲突发生点。

历史的现场指的是把人放到历史的背景当中，去理解人物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拿这篇报道中的水污染事件来讲，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湖南？为什么会发生在2025年？为什么人们如此紧张？它跟地方的历史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

最后一个是心理的现场，就是人物在事件当中的动机。比如说他过往的经历、家庭、工作，如何推动他一步步地做出了特定的选择。

理解了要抵达的地方，我才明白那些看似无用的问题，是在编织一张完整的网。有了这个方向作指引，列采访提纲时心里就更有数了。

我有时候感觉，理论给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指针、一个你可以回应的东西；但做新闻，没有这样的指针，需要在采访和资料中不断发现问题，找到最值得问下去的方向。

记者虽然也在文章中传达自己对事物的理解，但更重要的是还原事实本身。一篇报道，没办法也没必要“把话说尽”，比起学术文章来说，它保留更多让读者自己去理解的空间。如果某个事件让人感到匪夷所思，那么尽可能呈现这个事件的层次，把大家的视角聚焦到几个更具体的问题上，就是记者可以做的工作了。

我觉得做新闻要尽量地离现场近，然后再后退一步，看见单一事件背后的普遍性，或者说制度和社会的底色。这是新闻的公共性所在，也是社会学启发我的一种思维方式。

是我在2025年做的一篇调查报道。最初的切入点是湖南耒阳的一起水污染事件。当时有很多网友讨论这起水污染事件，政府通告称自来水供应没有影响，但大家仍不确定实际影响有多大。

从当时有限的媒体报道里，我注意到几个有意思的点。首先是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当时提到三个“没想到”：一是肇事企业是水泥厂；二是污染发生在雨水口；三是企业拆除现场。这个信息暗示监测系统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漏洞，也说明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着新的现象。通常涉及“铊”的企业多为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水泥厂几乎没有涉“铊”的前例。

和编辑讨论之后，我发现这个题也有时空上的特殊性。

很多湖南网友说自己早就不喝直饮水，从十多年前开始买桶装水，也有人回忆当地过去的污染事件。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曾发生多起全国关注的污染事件，包括2014年儿童血铅超标和石门雄黄矿砷污染。这里有着特殊的环境记忆。

而这起水污染事件发生在一个环境监管已经成熟得多的年代。2011年国务院就批准了一个投资595亿元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方案。我好奇的是，在今天的现代化监管系统中，水污染何以发生，影响又有多大？

带着这些问题，我去了现场，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涉事水泥厂的功能近年发生了转变。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发展减速，水泥厂的功能从建材生产转向固废处理和危险废物焚化。在我采访一位水泥行业协会的专家时，他提到，传统的对水泥厂的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更多关注产品，而非原料的潜在危险性。产业的变化给监管带来了新挑战。

在这次污染事件中，政府通报自来水厂的出水没有受影响。但耒水河边的村子老龄化严重、空心化明显，经济条件落后，有些村庄没有通上自来水。村民直接从河里取水，放入家里的水缸沉淀后烧开饮用，没有过滤。这部分村民的用水，在监控体系之外。

耒水流经耒阳市区的河段（摄影：覃思）

如果不是去到现场，我不会有这些发现，正是这些发现让文章比以往报道有了增量。

而在现场之外，社会学为我提供了一种理解现实的框架。在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联想到了曾经读过的James Scott的《Seeing like a State》（译为《国家的视角》）。这本书提到，自上而下、基于普遍经验和简化规律而设计的系统，往往忽略了局部的复杂性，继而产生意外的结果。它强调地方性知识的重要。

大河滩水质自动监测站（摄影：覃思）

这起污染事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监督机制，但当产业变化撞上特殊的地域环境，这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铊是一种稀有的金属元素，一般也不会出现在固废中。但湖南的土壤稀有金属含量高，冶炼厂、加工厂也多，增大了铊进入环境的风险。

耒水河边，水源监测站是村里最现代的建筑，它与周围老旧砖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中国环保现代化的缩影——尤其是在湖南这个“重金属之乡”，过去十几年，环保在逐步升级，工业也进入新的时代。而这个案例的启示是，污染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隐性。监督机制还需要变得更灵活。

社会学能帮我把“人”放回社会中去理解。一个事件，一旦置于社会背景中审视，选题的纵深就被拉长了。

我写过《一场沉船事故背后的乡村旅游隐患》：在“意外”两个字背后，可以问的是，为什么船长们会在极端天气预警下冒险出航？他们来自哪里，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有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我记得当时和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的聊天给了我启发。他提到，尽管近几年当地旅游业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游客，但经济收益大多被外地投资者获取，本地居民大多数只能作为打工人参与其中。后来我的采访证实了这一点，当地村民没钱买船、开店，开船是他们可以参与进去的零工。许多村民平时在城里工作，想趁着五一等短暂旺季回乡开船以增加收入，他们是新手，不熟水性，女性居多。正是这种短期、临时的经济参与模式，加上缺乏安全保障制度，让本地居民面临隐性风险。

社科的训练也让我不会轻易在一件事情上下道德判断。

我写过。这个事件中，一个和尚利用收养孩子获取慈善捐赠，并将资金用于个人消费。而那些弃养孩子的女孩，容易被简单地解读为缺乏责任感。

道禄曾经的采访片段截图

然而，如果将事件置于社会背景中观察，情况则更为复杂。我写了另一篇《“和尚爸爸”被查，被收养的孩子们何去何从?》，呈现女孩将孩子交给和尚道禄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国家收养制度门槛较高，父母仍健在且具有经济能力时，若随意送养，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未婚先孕在社会中饱受污名，女孩们往往担心留下孩子并登记在自己户口上，对未来婚姻和社会生活有不利影响。在这种制度与文化双重压力下，女孩们才不得不将孩子交给道禄。

Q：在选题过程中，社会学的想象力（即洞察社会结构与个人处境之间联系的能力）是怎么介入并发挥作用的？

A：报题时，我们需要说服编辑：为什么要做这个题？对于深度调查来说，需要提前通过资料去想象一个题能走多远。它是不是陈词滥调？是不是众所周知？是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完？它的复杂性、它的时代代表性，是否足以支撑一篇8000字的文章？

Q：在写作当中，您认为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社科知识融进故事里？

A：我引用学者的发现，通常是为了建立个案与宏观现象之间的联系。在解释“为什么”时，需要将个体置于相对位置来考察。例如，一个事件发生后，当事人的选择是否普遍？身边的人是否也做出类似选择？如果是普遍现象，背后的因素可能包括阶层、性别或其他社会条件，这些都促成了该选择。数据和专家的观察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

Q：什么时候应该把社科概念直接写出来呢？

A：作为读者来讲，其实不希望被居高临下地输出。从传播效果来说，我觉得不放概念是更好的，让读者通过我们展示的事实得到自己的判断。

Q：有哪些书能帮助非新闻系出身的同学学习新闻写作？

A：在还不懂如何收集和组织新闻材料的阶段，我会找一些专门讲新闻写作的书，比如《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

还有就是细读自己喜欢的媒体的经典文章。比如，三联的《现场与在场》汇集了每年的优秀报道，展示了不同类型新闻在现场感和叙事上的处理技巧。《南方周末》的一些写作手册也值得参考，从中可以看到记者如何在不同题材和场景下组织材料、捕捉细节。阅读同行的手记也很有价值，尤其是那些非常详细地还原报道过程的文章。

小说类的虚构作品在如何使用细节上，也给了我很多灵感。

Q：在从事新闻记者工作两三年后，与那些选择继续读博、仍在学术道路上的朋友相比，你们在思考问题的方式、关注的议题以及讨论问题的方式上，有哪些不同？

A：我觉得我身边的同学大家都很不相同，我也不能做一个准确的概括。所以我只能说我自己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做记者，是一个让自己从零开始的过程。真正去做调查报道，到现场接触不同的人，那种复杂性远远超过我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程度。我不知道的东西更多了，但我觉得我在更靠近真实。

以前做研究时，为了跟其他学者对话、为了在学术体系里找到一个位置，你必须接受某些框架。比如，在一个性别的框架里研究家庭问题，或者在一个阶级的框架里研究婚姻问题。

但新闻不一样。它给你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没有哪个理论或结论是你必须去回应的。你可以带着那种陌生的感觉，尽可能地去寻找理解事情的角度。

我觉得这是新闻带给我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它让我发现问题是无限的，人的可能也是无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是一个会让人保持好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