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东南部阿尔金埃梅尔国家公园里的牧羊人，此处距阿拉木图250公里
文|郭建龙，首发于“中信出版”
葱岭向西，便是中亚。
对于这片由五个“斯坦”国组成的土地，当代的我们，实在知之甚少。这里是亚欧大陆腹心，去海千里，风枯云瘦。阿姆河和锡尔河从中缓缓流过，沿路是雪山，草原，和数不尽的荒丘。
荒丘遗忘了历史，历史却从未遗忘这里。千年之前，横贯其间的丝绸之路，走过多少商队的驼铃。向东，是汉唐盛世的日月；向西，是阿拉伯帝国的风云；向南，是波斯古国的烟火；向北，是西伯利亚的冰雪。
千百年间，多少族群在这个十字路口来了又走。希腊人来过，粟特人来过，蒙古人来过，斯拉夫人也来过。一度，汉家衣冠也曾抵达这里，那个生于碎叶城的诗人，后来仗剑远游，为盛唐写下满篇锦绣。
在中亚，每一座荒丘的背后，都是征服与反叛，毁灭与重构。无数辉煌，无数英雄，都沦为野草孤烟，断壁残楼。但当你真正穿行其中，你会发现，千年过去，塔什干的市场，还在叫卖四海珍宝；撒马尔罕的陵墓，还在守护一方绿洲。
河水依旧长流，过客仍在行游。
阿信今天想诚挚推荐的这本《穿越中亚》，汇集了著名作家郭建龙老师行游中亚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在书中，他造访60余处历史遗址，把那些我们熟悉或陌生的名字一一串起，编织成这些古老文明的皇皇长卷。此外，书中还记录了他所遭遇或观察到的种种有趣经历，它们来自一路上所邂逅的各色司机、背包客、无业游民，为我们理解当代中亚社会提供了鲜活的时代样本。
《穿越中亚》
郭建龙 著
2026年5月
正如郭老师在书中所写：
“在我的旅行生涯所见中，中亚的荒城与废墟是独特的。这里的遗址大多没有被保护起来，因此保留了最原始的风貌。在这几十个古城遗址中，我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骸骨、两颗古代的头颅，以及数个头骨的残片。至于砖瓦、琉璃、玻璃和金属，更是触目皆是。那大大小小的土丘，或是古城，或是墓地，都在诉说无数过客的悲伤和无奈。
……回国后，有人问我对中亚的感受，我答道：中亚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陌生的。但愿我们能够睁大眼睛看世界，去了解这些陌生的邻居，体会他们的生活和历史，最终共存于世界秩序之中。”
以下，我们摘选郭老师在哈萨克斯坦游历期间的部分见闻，分享给各位读者。其中一座城市，是令许多历史爱好者深感惋惜的盛唐折戟之所——怛罗斯。
怛罗斯：大唐瓦解之地
在阿拉木图待了两天，适应了中亚的环境，我又迫不及待地想上路了。接下来的目的地是一个和中国渊源很深的地方。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大唐盛世的文治武功至今依然是个迷梦，人们幻想着那个远达碎叶城的强大国家——唐太宗曾经战胜了游牧部族，号称天可汗……但这一切结束于一座小小的城池：当唐朝的军队在一个叫作怛罗斯的地方被阿拉伯人打败之后，中原在中亚逐渐式微，怛罗斯也最终被纳入伊斯兰文明的势力范畴。
怛罗斯，也就是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城，位于阿拉木图以西约五百公里处。
哈萨克斯坦之大，超出了我的预期。事实上，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内陆国，大约有1.6个新疆大，或者说，只比新疆加上西藏小一点儿。在苏联时期，它是领土仅次于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曾经把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比喻成一条大鲨鱼、两条金枪鱼和一群小鲤鱼的组合，哈萨克斯坦就是其中的一条金枪鱼，还是大一点的那只。
在哈萨克斯坦旅游，乘车的时间也比预期要长。阿拉木图和塔拉兹都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在地图上显得并不算远，但坐车需要八个小时。
这里的公路交通工具虽然也有一些大巴，但更多的是私人运营的中巴车，短途则是共享出租车。中巴车往往有七八个座位，共享出租车是四个位置。人们在约定俗成的地方（一般是汽车站）候车，满员就发车。
塔拉兹虽然距离阿拉木图有八个小时车程，但几乎没有按点发车的大巴，只能乘坐中巴车。当我到达车站时，去往塔拉兹的中巴车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意味着我需要等待一两个小时，凑齐人数后才能出发。司机是一位年轻人，他怕我一走了之，一直在安慰我：这个车非常快，只需要六个小时就能到。
我当天的计划是坐车前往塔拉兹，或许还可以多去一些地方。在距离塔拉兹三十几公里处，有一条向南的岔路，通往一个叫作阿克亚塔斯的神秘古城，也就是“红石城”。要去往这个古城，下车后还需要向着天山方向走七公里，来回十四公里。如果能够早点出发，在三点之前到塔拉兹，我就可以提前在岔路口下车，步行去“红石城”；如果太晚出发，我就只能先前往塔拉兹，第二天再想办法回头了。
那天等了两个小时才终于凑够人，出发时已接近十点，这意味着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红石城”了。
不过，汽车出发后，一路上的风景弥补了遗憾。这些风景展现了怛罗斯的重要性，也解答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么重要的战争会发生在这里。
离开阿拉木图一路向西，在路的南面一直是戴雪的西天山。这些雪峰如同一道屏障，将天山以北的草原和中亚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中亚的核心地区是西南面的锡尔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这里被称为河中地区，在唐代之前是粟特人居住的地方。历史上中国和中亚的关系，最主要的就体现在与粟特人的联系。
碍于天山，从中国出发的人们无法直接穿越天山南行，只能沿天山北麓一路向西，首先绕过天山。但天山的尽头在哪儿呢？车快到塔拉兹的时候，天山突然变小了，这里的山已经没有了雪帽子，看上去不再那么不近人情。这样的地貌清楚地表明了怛罗斯的战略地位：在它以东，由于天山的阻挡，人们只能沿着天山北麓，从东向西行军；到了怛罗斯的西面，由于天山矮下去了，行人可以南北向翻越天山。就这样，怛罗斯构成了一个东西南北的交叉点。
天山的尾闾接近羽毛状，分出了几个叉，形成了一系列山谷，其中一个西偏北的山谷里流出了一条河，就是塔拉斯河（唐时称怛罗斯河），塔拉兹就在这条河的下游。而在河的上游，靠近天山的位置，还有一个叫作塔拉斯的城市，属于吉尔吉斯斯坦。
正是在怛罗斯，在安史之乱之前的数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战役——怛罗斯之战。这场战役中，唐朝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和突厥联军，与阿拉伯人和粟特联军作战，唐军败北。从此之后，唐朝的势力退出中亚，阿拉伯人则将中亚逐渐伊斯兰化。这场战役之所以影响深远，还在于它发生的时间非常特殊，原本唐朝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毕竟一次战役不足以完全反映双方的实力差距。但不幸的是，几年后的安史之乱让唐朝再也腾不出手来，只好放弃了边疆地区，就连新疆境内的领土都被吐蕃人抢走了。从此之后，汉文化再也没有机会对中亚造成重大的影响。
怛罗斯之战的具体地点已经无从知晓，我们只能从地形判断，唐军从东方来到这里，而阿拉伯和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联军从西南方赶来，两方在怛罗斯河畔相遇。现在发现古战场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游牧民族已把死人的武器、盔甲、衣服，甚至金属片都剥走，只留下没有价值的尸骨，而且恐怕也很难保存至今。
现在，塔拉兹已经成了一个工业城市。那么，这座城市又剩下多少当年的遗迹呢？
今日塔拉兹
遗憾的是，剩下的遗迹很少，所以人们从现在的遗址中很难体会到当年这座城市的战略价值。在塔拉兹的市中心，称得上遗迹的恐怕只有两座小小的墓葬。这两座墓葬被人们称为“圣陵”。在伊斯兰世界里，这种圣陵很多。大多数时候，墓中的人或是当地名流，或是偏安一隅的统治者，或是富裕家族的成员。当时的人会给家族中死去的人在墓穴之上修建一座遮风避雨的建筑，久而久之，这座建筑就附着了无数的传说，变成所谓的圣陵。
根据考古学家奥雷尔·斯坦因的说法，穆斯林的许多居住地都是从圣陵发展而来的。墓葬旁多有巴扎（集市）和商栈。更有甚者，在新疆，许多圣陵其实就是之前的僧人墓或者名人墓。在历史发展中，人们仍崇拜这些之前的墓葬，只是传来传去，将这些墓葬传成了伊斯兰教的圣陵，把建筑稍微改造一下，就继续崇拜了。
塔拉兹的两座圣陵在20世纪都经过了重修，按渊源来说，一座可能属于喀喇汗王朝的某个当地统治者，而另一座可追溯到蒙古统治时期。
在中亚的历史上，喀喇汗王朝是一个充满了迷雾色彩的汗国，它处于唐代后期、元代之前，与宋代大致同期。而这时由于宋朝与西域的关系几乎断绝，因此和其他国家相比，喀喇汗王朝在中国古籍中记叙不多。《宋史》将它记载于于阗之下。
《宋史》对于阗的记载也颇显鸵鸟心态。宋建立时，位于今新疆和田地区的于阗国还是一个佛教国家，曾经是唐朝的属国。北宋统一后，于阗和北宋恢复了联系，国王接受北宋的册封，号称大宝于阗国王，双方往来不绝。事实上，北宋的统治无法覆盖如此遥远之地，也不关心对方的国土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满足于遥封的虚荣。然而，到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再次遣使时，于阗的国王已经换了世系，这时的国王号称“黑韩王”，有时又被记为“黑汗王”，这是喀喇汗的别称，因为“喀喇”就是“黑”的意思。皇帝没有在意，依然接受了对方的贡奉，之后双方往来不绝，皇帝还封对方为“特进、归忠保顺鳞黑韩王”，对方则自称“于阗国偻㑩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称北宋皇帝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这种交往直到北宋灭亡前才停止。
在这样的交往中，宋真宗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那时的于阗国已经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改朝换代。真实的情况是，早在黑韩王遣使北宋几年前，这个占据了中亚的王朝发动了一场针对佛教于阗国的圣战，将这个硕果仅存的佛教国家灭亡了，从此以后，与宋朝打交道的其实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也不是只占据了于阗，事实上，于阗只是其庞大疆土的一小部分，算是东部的边疆地区。喀喇汗王朝的疆域远达中亚和天山南北。但宋真宗即便有所耳闻，也一定不会在意，他宁肯不知道这些复杂的情形。在他的眼中，没有什么喀喇汗王朝，只有一个固定在地图上的于阗国，谁占据了这里，谁就是于阗国的国王，有资格向朝廷贡奉。
在北宋皇帝不知道也不关心的历史脉络中，喀喇汗王朝的创建者可能是从漠北逃到西域的回纥人。唐代后期，曾经称霸一时的回纥人衰落了，被黠戛斯人（吉尔吉斯人）从位于蒙古的老巢赶出，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一支迁往新疆境内，一支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联合葛逻禄人、样磨人等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在伊斯兰历史中，喀喇汗王朝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历史上第一个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操突厥语王朝。在这之前，虽然中亚皈依了伊斯兰教，但那时的人口以粟特人为主。随着战争频发以及其他多种因素，粟特人的人口逐渐减少，中亚也慢慢被突厥系人口占据，这样的人种更迭发生在从唐代到元代的漫长时期。回纥人属于突厥系，曾信奉摩尼教，而960年，喀喇汗王朝确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喀喇汗王朝之前，兴盛的是中亚最后一个伊朗语系民族建立的王朝：萨曼王朝。
在瓜分了中亚的萨曼王朝，灭亡于阗国，又挫败高昌之后，喀喇汗王朝的疆域达到了顶峰。宋朝初期，喀喇汗王朝一度成为整个新疆西部、中亚的霸主，但后来在11世纪中期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东喀喇汗国定都于八剌沙衮，这座城市位于唐代的碎叶城旁边（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也在我的行程中），而西喀喇汗国则定都于布哈拉，后来又移至撒马尔罕。
之后，当金国灭亡辽国之后，辽国王室后裔耶律大石率众西逃，来到西域，建立了西辽，也就是喀喇契丹国。西辽占领了东喀喇汗国的首都八剌沙衮，将东喀喇汗国变成附庸。西喀喇汗国为花剌子模帝国所灭，这个帝国在蒙古帝国之前崛起，并成为蒙古人在西方最大的对手，由此历史进入了东西方争霸时期。
今日撒马尔罕
在喀喇汗王朝早期，怛罗斯曾经是这个王朝的著名城市，但最终留下的，只有两座小型的陵墓而已。这两座被认为是早期遗存的陵墓，可追溯到与五代和宋同时期的喀喇汗王朝。那么，这座城市在唐朝时期的遗迹是否还能找到呢？
幸运的是，人们在两座陵墓的旁边又挖掘出一部分旧城的遗迹，得以更加了解这座城市建立的历史。这些旧城遗迹可以追溯到唐朝甚至更早的时期，必然见证了当年的战争。
最早，怛罗斯只是一个从属于河中地区粟特人的贸易点。商人们在这里建了一个商栈。由于商人有进行宗教仪式的需求，于是，一座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寺庙在商栈旁建立了起来。到了伊斯兰时期，这座寺庙又被改成了清真寺。
随着怛罗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开始在商栈四周加建围墙，形成了一座具有防御工事的城市。一旦它变成了城市，就引起了周围政权的兴趣，于是，它又被纳入位于南方的石国的统治下，成为石国的一座边境城市。唐朝和石国之间的战争之所以发生在怛罗斯，就是因为它已经属于石国了。也正因为有了军事价值，之后，它曾先后属于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帝国，最后被蒙古人并吞。
在中国，关于怛罗斯最早的记载来自玄奘。玄奘从新疆出境后，首先经过伊塞克湖到达碎叶城，然后向西经过一个叫千泉的地方，最后到达怛罗斯，他称之为呾逻斯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叫呾逻私城（《大唐西域记》）。玄奘对怛罗斯的印象并不算深，只提到这里和碎叶城的气候差不多，城墙周长大约八九里，是各个国家的商人杂居的地方。
另外，在怛罗斯以南十余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叫小孤城。这个城市里居住着三百多户居民，事实上它是一个中国移民的聚居区。被突厥人劫掠而来的中国人聚居在一起，共同保卫这座城池。玄奘观察到，这些中国人的言谈举止还带着汉风，但是衣着服饰却都已胡化了。
中国人在中亚的存在，应该和隋代末年的混乱有关。根据记载，在这段时期，突厥人不断地劫掠中原人口，总数应该达到了十万人。小孤城的中国人显然就是在这段时间被劫掠至此并定居的。到了唐初（贞观五年），太宗皇帝从突厥赎回八万人，将他们迁回内地。玄奘到达小孤城的时间在太宗皇帝赎人之前，不知道他遇到的这些人后来是被赎回去了还是永久地留在了当地。
除了两座小陵墓和商栈，在不远处还有一个19世纪的浴场，这些就是这座古城残存的一切。在遗址附近，人们建设了一座新的塔拉兹广场，显然是为游客而建的，配备漂亮的建筑、巨大的门廊，以及开阔的街道和广场。在这一片几乎没有人的壮观场所之外，当地人居住的却是一个破破烂烂的苏式小城。
虽然广场是为游客而建的，但这里隐藏的一个小型博物馆里依然有值得一观的文物。在草原地区旅行时，有两种文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称为“巴巴”的草原石人和库尔干。
我最早见到石人和墓葬是在10年前骑行蒙古国时，在蒙古国西部的阿尔泰山区，有大量石堆墓葬和石人。它们往往就在路边，无人看管，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有的甚至达两千多年。在蒙古国境内著名的风景区乌雷格湖旁边，考古学者发掘了一座巨大的石堆墓，墓中埋葬的是个女人，人们称她为女王。
我国境内库尔干的典型代表是位于新疆青河县的三道海子大墓，古人几乎劈下了半座山，修建了这处石堆大墓。曾经有人以为这是蒙古大汗贵由之墓，但现在，从墓葬形制、墓前的鹿石判断，人们倾向于认为它属于某个游牧民族之王。
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几乎每一个博物馆中都收藏了当地大量草原石人。这些石人的典型形象是：留着胡子，一只手扶着腰间的长剑，另一只手拿着酒杯。塔拉兹博物馆中的草原石人有几十个，表明这里曾经是游牧民族纵横的地方。
草原石人已经看过，接下来自然要去拜访郊外的库尔干了。
在到达塔拉兹的第二天，我去了一个特殊的地点：来历不明的红石城。这座城市距离塔拉兹有四十多公里，要到这里，需要先搭乘当地的共享出租车到一个叫阿克舒拉克的地方，再从这里出主路，向南方的天山方向行走七公里。这一天恰好下雨，几乎没有去往红石城的车辆，于是我不得不来回走了十几公里，体验了一次当年古人的行路之难。
红石城的来历充满了神秘色彩：俄国征服中亚时期，人们在塔拉兹周边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用红色石头垒筑的城市，但在这之前，没有考古学家提及过它，也没有人知道它是由谁所建、建于何时。
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巴托尔德是中亚历史研究的权威。他曾来到这里考察了这座城市，但他也无法完全确定这座城市的年代。他提出，这可能是当年长春真人丘处机曾经记载的一个城市。
蒙古人的第一次西征击败了花剌子模帝国，世界历史从此转向。在元代之前，从蒙古草原出发的游牧民族往往会建立一个汉化的帝国，但由于成吉思汗在完全拿下中国北方前就先攻克了中亚，蒙古人引进了大量伊斯兰人才，建立了一个不同于汉地的制度体系。
但这并不是说蒙古人不重视与汉人的交流，就在成吉思汗出兵中亚之后，他还派人把中国北方地区一位著名的道士接到中亚去见他。这个道士就是长春真人丘处机。
丘处机从山东出发，经过北京，从北方进入蒙古，再向西进入新疆北部，从赛里木湖之南进入了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
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首先到达了大石林牙城（又称虎思斡耳朵），也就是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的都城（原为八剌沙衮），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东南的布拉纳古城。丘处机一行从这里出发向西走十八天，之后山突然转向偏南，再走七八天就来到了一座石头城，“石色尽赤，有驻军古迹”。他们从这里沿山西南而行，又走了五程到达奇姆肯特的塞兰城。
按照距离推算，丘处机经过的城市显然就是红石城。
这座城市之所以神秘，还和葛逻禄人有关。葛逻禄人属于突厥系人种，在历史上，这个部落长期从属于各个强权，不仅曾臣服于西突厥汗国，也曾向唐朝进贡，但在唐朝对战阿拉伯、石国联军的怛罗斯之战中，他们最终投向了阿拉伯人。
之后，葛逻禄人长期占据怛罗斯、碎叶城一带，并帮助后来的回纥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的副都在怛罗斯，而葛逻禄人就占据了距离怛罗斯只有四十多公里的红石城。
人们之所以认定红石城就是丘处机经过的那座城市，还因为那些位于城市周边的古墓遗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这座城市周边有大量古墓：“西有大冢，若斗星相连。”也就是说，虽然这座石头城很古老，但在城市出现之前，这里已是游牧民族的坟场，游牧民族在此建了大量库尔干。
从红石城出来，我勘察四周的地形，寻找丘处机见过的大冢。事实上，这里的墓葬比丘处机当年见到的分布更广泛。在城市西边有一座小山丘，显然就是城中红色石头的来源，而在山丘的平坦侧面，就分布着几座库尔干。遗憾的是，由于岁月的侵蚀，这些墓葬的规模比丘处机当年所见小了不少，不过它们错落散布，确实像斗星一样相连。
更壮观的墓葬群在城市的南面。从城市向南走数百米，就有一排明显的库尔干，比西面的要大很多。这些墓虽然因为坍塌，高度已经不足一米，直径却还在十米上下，长长的一排通向远方，在现场看非常壮观。
奇姆肯特遭遇陀思妥耶夫斯基
从现在的塔拉兹向西南行，过两个小山口，就到了丝路上的塞兰城，从塞兰去往塔什干只有一百多公里。
如今的塞兰城只是大城市奇姆肯特的一个郊区而已。而所谓的大城市，一百多年前还不存在。不过，这里的确存在过一个小镇，作为当年的大城市塞兰的附庸。到了蒙古人时期，这个小镇被夷平。随后中亚换了两次统治者，从蒙古人到突厥化的蒙古人，之后，此地又从属于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汗国，在这一时期才又再次起步。如今在城市的南部，还有一片奇姆肯特古城遗址，但其历史也是极其短暂的。在古城遗址旁边，还修建了供人们旅游参观的堡垒，类似于中国大量新修的古城景区。
今日奇姆肯特
俄国征服浩罕汗国之后，奇姆肯特逐步扩张，如今已成了一座典型的俄式城市。特别是在城市北部，那里的大街非常宽广，却由于缺乏商业设施，生活非常不便。如果想看一下所谓体量宏大却缺乏活力的俄式城市，奇姆肯特显然是不错的样本。
奇姆肯特是一个工业城市，盛产哈萨克斯坦最好的啤酒和香烟，因而成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劳动力聚集的地方。这里有乌兹别克斯坦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和塔吉克斯坦人，还有俄罗斯人，甚至从印度、中东来的人。
这里的旅馆是哈萨克斯坦最便宜的。作为旅行者，我习惯住在青年旅舍。与普通旅馆相比，青年旅舍里大都是宿舍间，每个房间有四到八个床位，甚至更多。旅行者在这里留宿能够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当地的生活。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奇姆肯特，青旅中居住的大部分并不是真正的旅行者，而是打工人。我一走进房间，就碰上一位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和一位哈萨克斯坦青年。几句话之后，我就看出来，这位自称是哈萨克斯坦人的青年，其实也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不过为了便于区分，我还是称他为哈萨克斯坦青年。由于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存在跨国打工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发展较好，就成了劳务输入国，而经济稍差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就充当了劳务输出国。
在中亚，人们都已习惯了用翻译软件交流，只要在手机上打开翻译软件，呜哩哇啦说一通，手机就能自动将之翻译成目标语，这成了我们交流的基础。
两位青年知道我来自中国，寒暄过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突然用手机说：“哥们儿，给我2500坚戈。”这大约相当于人民币40元。
我微笑着拒绝了。在路上碰到要钱的，我都当作在开玩笑，一笑了之。
“哥们儿，给我2500坚戈，我就可以付一天的房费，要不然就被赶走了。”他又通过手机说。
我再次一笑了之，他也没有坚持。随后，我们坐在床沿上闲聊，我得知他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城市塔拉斯。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找点活儿干。
正谈着话，服务员走了进来，她大声地和两位青年吵了一会儿，真的把他们赶走了。就在他们拖着行李箱离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刚才跟我说的是实话：他们真的连一晚的房费都付不起了。
直到夜间，我还在为自己的吝啬感到后悔。和远方的妻子谈起来时，她也认为我应该帮助他们。但细思后，我回答：“除非我住两天而和他们熟悉了，也了解他们的状况，才可能帮他们出房费。但我刚到，出于谨慎肯定不会随便给钱的。再说，就算出一天房费又有什么用？人不可能靠别人偶尔的善意支撑下去。”
当然，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到了深夜，旅馆房间的一扇窗户突然开了，两位青年试图偷偷爬进来睡觉。不想服务员不知突然从哪儿冒了出来，关上窗户，将二人挡在窗外，他们才怏怏离去。
第二天，我前往位于奇姆肯特郊区的塞兰，这里距离新城区只有十几公里，乘坐公交车就可到达。
塞兰曾是丝路上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直到近代，商贸中心才转移到奇姆肯特，塞兰也变得越来越不起眼。不过，这座城市的城墙还在。这是一圈略呈圆形的城墙，城墙内外还残存着一些穆斯林的陵墓，还有一座不算高大的宣礼塔，城墙外面还能看到一条护城河。爱好古迹的我对塞兰印象最深的地方，还是那道破破烂烂的土城墙。城墙的西北侧还有十几米高，其余各侧偶有残缺，但基本保持了完整。
可惜的是，城墙由于是土筑的，早已坍塌成了一圈高埂，城内比城外的地势更高，城墙上甚至建满了房子。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这里变成了一片建在小丘之上的居住区，看不出“城”的痕迹了。
塞兰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丝绸之路与中亚草原文明交汇的重要枢纽，从玄奘到丘处机都有记载，但对于现代哈萨克斯坦来说，这里有更加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整个游历中亚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民族兴起时的造神运动。任何一个新兴民族在形成时都渴望两种人的出现：一种是能救民族于水火的大英雄，另一种则是凝聚民族精神的圣徒。
哈萨克族形成于中国的明朝时期，是晚近成形的民族。它在形成过程中，同样离不开英雄人物和圣徒体系。先说哈萨克人尊崇的圣徒。整个哈萨克社会普遍崇拜的圣徒叫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他是一位伊斯兰教苏菲派教士。亚萨维生活在12世纪，他的童年就是在塞兰城度过的。也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苏菲派老师，当地人称阿尔斯兰巴巴，也就是狮子老人。
之后，亚萨维前往布哈拉学习苏菲派理论，成为中亚地区著名的经学家之一。但很快，他放弃一切名利，搬到故乡以北的一座小城——亚瑟（位于今哈萨克斯坦突厥斯坦市）定居，直到去世。“亚萨维”，意即“来自亚瑟的人”。
亚萨维死后才获得很大的名声。两百多年后，帖木儿征战至此，为了纪念，命人从公共墓区里找到了他的坟墓，下令将其翻修成一座巨大而辉煌的陵墓。哈萨克斯坦民族出现时，最初便是定都在亚瑟城，这也恰逢亚萨维崇拜从兴起到最盛的阶段，于是这个以亚瑟为中心的新兴民族就把亚萨维当成了他们的圣徒（更何况这个圣徒还是经过了帖木儿认证的），而曾经的亚瑟也改为“突厥斯坦”这个更具有民族和政治意义的名字。
哈萨克斯坦人民选择崇拜亚萨维之后，塞兰城和突厥斯坦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当地的朝圣之路。虔诚的人们从亚萨维的出生地塞兰城出发，向北去往讹答剌拜谒阿尔斯兰巴巴的陵墓，从这里继续向北，就是亚萨维的死地——矗立着巨大陵墓的突厥斯坦。
今日突厥斯坦
自从这条通道形成后，塞兰就不再以商道重镇闻名，转而成为世人心中的“圣徒之乡”。当地除了一些统治者的陵墓之外，还有亚萨维母亲的墓，吸引朝圣者前来拜谒。
在塞兰的墓园里，各个时期的墓葬层层叠叠，地表上不时可以看见人的肋骨、股骨甚至头盖骨的残片。根据伊斯兰习俗，人的一生总要离开家乡到外闯荡，或是经商，或是朝圣，许多人最终客死他乡。他们也没有归乡安葬的习俗，而是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大部分人墓前只是简单立块石头，但有钱人会修一座墓庐。
有的人生前默默无闻，只葬在普通的墓穴中，却因为亲朋故旧的追忆而突然被记起。这时，人们就会找到他的墓穴，为其加建陵墓。历史上的许多圣陵就是这样出现的。
这造成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每个地方的墓园总是空间不足。人们为了修建新墓葬，无意中会将之前的墓葬毁掉。塞兰城的墓园便是如此，空间很小，明显带着被反复使用的痕迹，那满地的骨碴儿就是前人墓地被挖掘之后留下的残迹。
埋在圣陵旁边未必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墓地会更快被翻动。被翻动的原因可能是圣陵要扩建，也可能是有人看上了这块地方，急于把亲人埋在圣徒旁边。从塞兰到讹答剌，再到突厥斯坦的墓园，遍地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痕迹。
当天下午，我回到奇姆肯特的住处。当进入房间时，我惊奇地发现前天遇到的那位哈萨克斯坦青年正在一张床上睡觉。我高兴地和他拥抱了一下，以为他又回来住了。
年轻人睡了一下午，起来洗了个澡，又离开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群青年是这个旅舍的“惯犯”，白天进来睡觉、洗澡，到了夜间就离开。他们和几个常住的客人也认识，一直在互相帮助，服务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才会稍加干预。这里就像一个小小的社群，大家心照不宣地帮助这些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却又避免过于破坏规矩，不能让他们真的留在这里过夜。
在几个常住客人中，还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他没有家，所有的行李都塞在一个小柜子里：一件坏了拉链的风衣、几件换洗衣物。他的柜子里总是有一些吃的：几包方便面，有时候还有一些当地的油炸食品、几个苹果。年轻人总是从他的柜子里偷吃的，即便被抓了个正着，彼此也乐呵呵，一笑了之。
老人发现了我的洗发水，高兴地说“香波，香波”。每天他都会借走洗个头，享受那香喷喷的感觉。为了修补他的风衣，他还曾向我借针，可惜我没有。为了感谢我的洗发水，他总想着塞给我一两包方便面，我拒绝了。
直到他向我借刮胡刀时，我终于忍不住带他去了超市，给他买了一个刮胡刀和两个饼，他激动地拥抱了我。之后，我本想再给他买瓶洗发水，并留点钱，但没来得及就离开了。
在奇姆肯特住宿时，我仿佛置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在他的笔下，穷人总是各自以一种稀奇古怪的方式生活着，他们有时候敏感，有时候无赖，有时候又充满了温情，在困顿中形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圈子，遵循着独有的生存逻辑，卑微却不失尊严。不管是几位找工作的青年，还是这位老人，都像是从俄国文豪的书页中跳出来的，贫穷、对生活不做预期，却又带着一丝无奈的温情。
我自嘲带着一颗寻找托尔斯泰式传奇的心，却撞见了一群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角色一般鲜活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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