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60年后，他给AI时代留下了一杯茶|东洋|夏目漱石|日本|西田|金泽|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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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现代日本“知的巨人”铃木大拙去世60周年。

明治/大正/昭和。在日本和美国之间跨越一个世纪的男人。

明治3年生人，昭和41年走人，一个尽享天寿的老人。

铃木大拙，1953年

铃木大拙为何人？现在的年轻一代中知道其人其事的可能不会很多。但说起“禅与日本文化”这个话题，知道的人可能会很多。其实，这个话题的引爆者和叙事者就是铃木大拙。在去世60年的今天，笔者读到佛教研究者、武藏野大学教授碧海寿广的新著《铃木大拙——孕育世界禅的男人》（筑摩书房 2026）。对于这本书，出版方筑摩书房给予推荐与评价的文字如下：

引发全球“禅”热潮的铃木大拙，是现代佛教中一位尤为耀眼的存在。他大学辍学后独自远赴美国，对既存的宗派持怀疑态度，在西方与东方、神秘主义与传统之间大胆穿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与海德格尔、荣格、弗洛姆等世界级知识分子交流，在不断追问‘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的同时，在美国讲授禅宗，成为时代的宠儿。‘禅’究竟是如何迷倒世界的？本书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描绘了这位打破常规的佛教家多层次的思想及其曲折的一生，堪称权威之作。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时代。这个不确定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已有的标准答案不再适用，用日语的说法就是缺乏“正解”。技术加速发展，环境加速恶化，AI对人类生活的介入，主体与客体界限的消融，导致“人是什么”这一命题都在发生本质的改变。或者说，以前的标准答案，如，公平与不公平之间，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甚至侵略与被侵略之间等，这些边界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模糊、在消失。太阳从东方升起，若转换观察视角，甚至可以说太阳从西方升起。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显然能够成为我们精神支柱的并非是作为历史遗产的哲学，而是能够洞穿当下这一瞬间的“动态智慧”。何谓“动态智慧”？经过漫长的思考，铃木大拙最后说出的话竟是如此简单、如此形象：“就是要好好品尝这杯茶啊”。

铃木大拙纪念馆，石川县金泽市（图｜库索）

这句话的意思是，真理并非是遥不可及的神秘之物，而是此刻眼前的一杯茶、一次呼吸、一次邂逅。要将这些每“一”个，都以“空”的境界“行动性”地接受之。知的巨人留下的“知的OS”（智慧操作系统），是让我们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不迷失自我、脚踏实地行走的“坚韧之杖”。

1870年出生的铃木大拙，与西田几多郎同年。同时代的前辈还有1861年出生的内村鉴三、1863年出生的冈仓天心、1863年出生的清泽满之、1867年出生的夏目漱石。他们都在不同的方面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大拙理论与实践的彻底性与直接性也未负于这个时代，其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与近代日本动荡的历史高度重叠。

铃木大拙与西田几多郎互为影响，互为力量。他们都重视禅性体验，引导出新的日本人论。西田用“纯粹经验”来说明主客未分，即日本人的世界经验与其他民族相比，是无媒介的，直接的，非二元的。一般而言，我们总是透过“语言”这一过滤镜来观察世界。“这是花”、“这是工作”、“这是我”。然而，西田几多郎告诉我们，在标签被贴上之前，那份纯净的体验——即“纯粹经验”——才是真相。铃木大拙则主张日本禅不仅是佛教的本质，更是日本人精神的本质。日本人精神性特质正是这种禅的直接性与禅的非二元经验。知性视野开阔的大拙，看出了禅的精神不仅来自日本人的灵魂，也来自人类的灵魂深处。

铃木大拙纪念馆内，一个“禅”的片段（图｜库索）

神说“要有光”。但在看到光的那个瞬间，或者还未浮现“光”的那个刹那，主客融为一体，世界与自我合而为一的那种感觉，铃木大拙说就是人的理智从这里开始建构之时，就是通往真正自由的入口之时。铃木大拙，这位活了95岁的世界级思想家，他的最大的一个学术贡献就是向西方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禅的根扎在中国，禅的花开在日本。禅花盛开的同时，唤醒了日本人的灵性自觉。西方人知禅是因为铃木大拙。英语世界里通用“Zen”而不是“Chan”，就与他不懈推广日本禅有关。铃木大拙有全集40卷，但是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对禅、对灵性的论述。禅通过提出打破常识的悖论，摇动人类僵化凝固的思维，使人能够直观地感知以前无法意识到的世界和自我的真相。来自遥远东方国家的大拙，他所讲述的悖论性理念，对当时渴望突破现状的美国年轻人来说，显得非常具有吸引力。

对大拙而言，第一次开悟的体验发生在1892年左右，那时他才刚满20岁。据记载，当时他在堪称禅宗总本山的镰仓圆觉寺修行时，开悟突然降临。那是他结束坐禅，漫步于林间之时。当时他写道：“树与我之间毫无分别，树即我，我即树，本来的面目，历然在心。”这是一种在自我与树木的界限消失、万物合而为一的意识中，清晰洞察到自我本质——本真面目——的体验。

学生时代的铃木大拙

当时28岁的大拙，翻译过美国宗教学者保罗·凯勒思的佛教伦理故事集《因果的小车》。作家芥川龙之介借用这个翻译文本，重新构思创作了小说《蜘蛛之丝》，里面的主角“犍陀多”的汉字译名就是来自铃木大拙。小说中有这句话：“此时，唯有极乐世界净土的蜘蛛丝，依然细细的，闪着一缕银光，半短不长的，飘垂在没有星月的半空中”。在那一刻，年轻的大拙已用文化的丝线，将西方与日本连接在了一起。

令人惊讶的是，铃木大拙对净土真宗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佛教界，最接近基督教教义和活动的是净土真宗。”笔者以为，正是这个结论，使得将禅引入基督教世界成为可能。在这里，禅并非是超越或主导人类的单纯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禅既不是神，也不是佛，它更像是一剂心灵良方，指引人们如何让个人的意识获得无限自由，从而达到妙不可言的幸福境界。弗洛姆显然从大拙的话语中获得了这样的启示，并热情洋溢地谈论了禅与精神分析的共通之处。在回答“仅仅通过静坐所能获得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大拙认为，那是应对自身“无意识”的一种力量。这是一个难以通过意识加以控制的领域，人们会在梦中看到无意识自由奔放的运作。然而，通过坐禅便能洞察无意识的本质。只要进行坐禅，就能捕捉到无意识即将开始运作的瞬间。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拙称“禅不是宗教或哲学，而是所有宗教和哲学的精神”。它具有神秘而普世的价值，存在于所有宗教。这里，大拙或许源于一种历史性的推想而得出结论，但恰恰是这么一种推想，令一种积极的东方主义话语模式在西方得以出现。西洋人对东洋智慧和东洋视角感兴趣并加以认识，正是从这个话语模式开始的。而大拙所宣导的禅，就成了一个特别适合的目标。这就如同他在《东洋思想的不二性》中写道：“我深信，最能直截了当传递东洋入不二法门状况的，正是禅者。”

大拙在196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东洋和西洋，在他看来，并非对立的谁强于谁，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二元对立之前的那个本源是什么？是否就是东洋的“不二”？大拙的思考是从这里出发的。虽然大拙在灵性的前面冠上“日本式”，但这并不表明灵性只有日本式，它还有中国式、还有印度式。只是日本式灵性自有它发生的机缘和起作用的机制。这样说来，与其说大拙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还不如说他在本质上是一个东洋主义者。他言说日本式，并没有脱离东洋区域的语境。他再三强调禅与净土思想是日本式灵性的两个基本点，而这两个基本点的来源，恰恰就是印度和中国。大拙在《日本式灵性》中，对奈良时代的《万叶集》和对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评价不高，他甚至对日本固有的神道评价也不高，表明他自有自己的尺度：日本土生土长的东西越多，感性之光就越难以焕发。因为很显然，“日本式”本身，并不能先验地导出日本式灵性，如果没有东洋佛教的输入在先，再是日本式灵性也是无法在镰仓时代被唤醒的。东洋性与日本性，在某种因缘下的那么一种投合与同一，使得大拙的禅学理论，有了空前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他在1961年写文章说因某种因缘，我特别想强调和弘扬东洋的看法。他说这是他的主张。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宣扬、实践这个主张。

根据在其晚年担任大拙秘书的冈村美穗子女士回忆，大约90岁时的大拙在被问到长寿之道时，他认真地回答“工作即人生”，并且还这样说过：“害怕死亡，是因为没有想做的工作。如果持续专注于有意义、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死亡。只要比死亡追来的速度更早地继续工作就可以了。”身体力行的是，大拙在90岁时应印度政府的邀请前往印度，并在94岁再访印度，直到最后都成为东西方思想的桥梁。在晚年，他住在圆觉寺山门后的松丘文库，据说能轻松地登上有130级台阶的石阶。1966年，当冈村秘书用英语问他是否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时，他回答道：“No, nothing, thank you（没，什么都不需要，谢谢）”。并在当年结束了他的一生。生死一如——这是这位知的巨人的形象。

镰仓圆觉寺（图｜库索）

在这里，比这想起铃木大拙与胡适的世纪之争。这场论争可以追溯到1949年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1953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东西方哲学》第二卷第一期，其中包括胡适《禅在中国——其历史与方法论》的文章以及大拙的回应文章《禅——答胡适博士》。

胡适对大拙最大的失望在于：铃木及其弟子们认为禅是非逻辑、非理性的，因此超出了我们的知识理解。（参照胡适《在中国的禅——其历史与方法论》）对此，大拙的回应要点有二：

（1）禅，仅凭纯粹的知识分析是无法加以解释的。只要理性还停留在语言和概念上，那么理性本身就绝不可能达到禅。

（2）即使从历史上来看，禅是可以被处理的。但胡先生的处理方式，即建立在历史装置之上的方式，是否正确是有问题的。因为胡先生并不明白禅是什么。我强烈主张的一点是，禅必须首先从其内部来理解，只要有了这种理解，才能进一步像胡先生那样，将禅历史化、客观化并进行研究。（参照铃木大拙《禅——答胡适博士》）

胡适与铃木大拙，摄于他 1934 年访华期间

现在回首看这场争论，就禅本身而论，铃木大拙对禅的把握和理解应该说是正确的，也是有学术新意的。禅也由此成为世界性的思想，仅这点而言，站住脚的是大拙而不是胡适。这也正如日本佛教学者（中国禅）、古典中国文学研究者、驹泽大学教授小川隆在《胡适博士的禅宗史研究》一书中所言：“双方对禅的理解之差异，其实并非在于历史学与开悟的区别，而是在于：虽然双方都立足于西方现代的基础之上，但一方试图用西方现代的思维来剖析禅，另一方则试图将禅作为西方现代的倒影加以重构。”

就是这样一位知的巨人，作为日本金泽市孕育出来的杰出人物，其纪念馆——铃木大拙馆——如今在金泽作为一个人人皆可造访的空间向公众开放，这实在令人赞叹。在我们走过的道路上，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遗忘了。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大拙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就会像永不枯竭的泉水一样涌现出来。大拙的学术定位是向西方推广“东方禅”并重新思考精神为何物、灵性为何物？东洋智慧是何物？他庞大的作品群，无不显现出对无限的憧憬和对无处不对立的二元构造的忧虑。希求无限的人，是无限的宗教者。忧虑二元构造的人，是忧虑的哲学者。大拙的生涯和思想，无不集约在这两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