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16日清晨，东京羽田机场雾气弥漫。身着旧式军服的何应钦步下舷梯，他急切地四下张望，片刻后，与久违的冈村宁次紧紧握手。这一幕让在场的日本记者颇为惊讶：这位曾主持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前国军上将，如今竟然千里迢迢来探望昔日的侵华总司令。
两年前的1949年春天，局势已天翻地覆。辽沈、淮海、平津鏖战告终，国民党精锐七零八落。1月，蒋介石被迫“引退”，代总统李宗仁临危受命，推荐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临近耳顺之年的他，短暂品尝了一回权力的余温，却也亲眼见证了版图如雪崩般溃散。
前线接连败报，政治中心一日三变。南昌失守，南京危急，指挥系统一片紊乱。何应钦想调用宋希濂防守湘西，却被一句“只听委员长命令”顶了回去。上海和南京相继失守，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时，南京的官邸里弥漫着绝望的气息。5月30日，何应钦带着全体阁员递上辞呈，对李宗仁摇头苦笑，不谈军政，只说“再干下去，不是远走，就是寻短见”。
原打算去美国养老的计划被迫搁浅。蒋介石电令：“速来台湾，患难与共。”特派飞机，似恩赐亦似召令。落地台北，他才发现宾主之情止于舷梯。临时安置他的，竟是旧部钮先铭借来的牯岭街小楼；家具简陋，天花板漏水，昔日“陆军之父”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被带来充数。
蒋氏父子在岛内忙着清洗旧部、铺设世袭道路。太子系扶摇直上，阎锡山、白崇禧、薛岳纷纷被边缘化。何应钦见风使舵，多次表态“绝对追随领袖”，主动在“弹劾李宗仁案”上大做文章，以示赤胆忠心。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名衔，实权零，俸禄也不丰，他却依旧感恩图报。
自知无缘重掌兵符，他改用笔墨弥补：年年为蒋介石写颂辞，时时在讲坛讴歌“领袖如日如岳”。一次军训班演讲，他把蒋比作“日月光辉”，台下新军官面面相觑；掌声虽起，却听得出客套多于钦佩。即便如此卖力，他仍未能走进权力核心。
有意思的是，被排斥的同时，何应钦却成了“外交奇兵”。国民党当局急于在国际上突围，他便利用自己在日本的旧交。1951年、1956年两次访日，与冈村宁次把酒言欢。酒席间，冈村感慨：“若阁下早在公馆屋顶画个记号，我们就不炸那里了。”何应钦陪笑答：“那时也顾不得了。”这一番插科打诨，日媒大肆报道，在岛内却引来愤懑与非议。
追根溯源，蒋介石对何应钦从未释怀。当年两度“逼宫”留下阴影，西安事变时何的“主战论”更让蒋心生戒备。加之蒋培植陈诚取而代之，黄埔旧将的显赫光环早被尘封。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会——步步远离实权，步步走向陈设，成了宿命。
闲居岁月里，他把精力投向“世界道德重整会”“红十字会”，更成台北殡仪馆常客。有人半开玩笑：“敬公若开家丧葬公司，生意兴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他已懒得辩解，只在猎场上与白崇禧、杨森比射猎物，或在高尔夫球道挥杆消磨。
进入70年代末，身边亲友凋零，形单影只的滋味难言。每有贵州老乡来访，他总要反复询问家乡的山、水、祠堂，语速急切，像个离家太久的游子。改革开放的消息传到岛内时，他动过回乡省墓的念头，却终因种种顾虑未能成行。
1987年10月21日清晨7时30分，台北荣民总医院传出消息：97岁的何应钦心肺衰竭离世。对这位一生在“忠蒋”与自保之间反复横跳的老将军，台湾报纸仅以简短讣文致哀。吹捧的辞藻未能换来重新登场的可能，远赴东瀛的“深交”也救不了晚年的寂寞。尘埃落定后，人们才发现，权力的舞台留给他的，只剩下一张无主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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