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北平的梧桐叶被风卷进未名湖。北大教务长胡适在办公室里接到上海来的长电，发信人是徐志摩，口气急切，主题却只有一个字——“缺”。缺钱、缺课时、缺去路，这一年三十三岁的诗人已被生活追得满身风雨。
胡适心软，回电不出十分钟：“来北平，课已排好，住宿管够。”电报发出后，他回到西城丰盛胡同的宅子，把二楼朝南最大的房间空出来。房间有壁炉，带落地窗，原是胡家小孩的游戏室。夫人江冬秀有些迟疑，胡适摆摆手：“朋友先要有炭火。”
半个月后，徐志摩背着一只旧皮箱进了胡宅。箱里三件长衫，其中一件领口已泛黄，是他准备熬过整个夏天的“白褂”。北大给的月薪300元已到账；女子文理学院再给280元；另有稿费、中介费，换成今日币值大约十二万元。账面漂亮，口袋却总是空着，他自己都觉得荒诞。
钱去了哪里？徐志摩同年六月写给陆小曼的信堪称活账本：两个月房租三百，佣工薪水一百五十，鸦片是“要最好的”，月度消耗近百；车马、牌桌、化妆品、进口点心，每一项都体面，每一项都如漏砂。信长两千字，他用了七成篇幅算账，末尾一句“借钱又无处开口”，读来冰凉。
胡适看在眼里，私下劝他：“让小曼吃点苦，总归年轻。”徐志摩摇头。“只要她肯离开上海，什么难处都能过去。”他的世界观依旧浪漫，相信搬一次家就能换一段人生。可陆小曼的答案永远是：“我是场面上的人，省不出。”
为了求人，徐志摩不得不再当“空中飞人”。那年月铁路慢，飞机虽贵却省时，他给民航写过《想飞》，得了几张免费票。当时的民机多是木壳双翼，安全系数低得吓人，他心知肚明，却别无选择。1931年早春，他已经往返京沪七次，腰带一再抽紧，北平街头的西装也被他穿成了廓形。
六月十四日，他熬夜给陆小曼写信。灯油摇曳，稿纸堆在木桌，他写下：“自阳历三月，已寄去二千零五十元，还欠四百五十元。”末了又补上一句：“眉眉，连五百都不够，我还能怎样？”字迹潦草，墨色深浅不一，仿佛能听见他的长叹。
财务焦灼，情感亦摇摆。入夏后，两地分居让争吵愈演愈烈。一次回沪，他劝妻子北上：“我独在北平，像个和尚。”陆小曼冷笑，“你身边不是还有那位病着的？”话锋直指林徽因。气氛瞬间凝固，徐志摩的眼镜被烟枪击落，镜片裂成蛛网。
挫败感包围他。北平的讲台不能给诗人带来诗意，反倒逼他去筹办《诗刊》、出《猛虎集》补贴负债。那年盛夏，他站在西长安街邮局排队寄稿，身上的白褂经反复搓洗已薄至半透明，风一吹贴在瘦削的肩胛，旁人皆以为他是穿了雪纺衫。
10月，上海到北平的航线增加了徐州经停。11月19日清晨，他背上那只旧皮箱，忘了从枕头下取走早已停摆的怀表，只带着日记和几封未寄出的信。登机前，他给林徽因拍电报：“午后三时，南苑候君。”这是他对时间的最后一次预约。
飞机飞到徐州加油，他在货车板上写信：“头痛欲裂，不想再飞，只盼回去枕你手臂。”短短几十字，是他给陆小曼的告别。大雾压境，气压骤降，下午两点四十七分，飞机在济宁北郊触山起火，机上三人无一生还。徐志摩终年三十四岁。
消息传到北平，胡适木然半日，只叹“飞得太早”。陆小曼痛绝，声称“志摩之死，死于情”，而世人多指责她挥霍成灾。冰心写道：“他像蝴蝶，不采蜜，却为香气折翼。”语言锋利，却也道出了无奈的宿命。
葬礼上，三位女子各献挽联。陆小曼字字血泪，长卷几乎拖地；林徽因只落一行署名，寂静无声胜似万语；张幼仪让人提笔：“万里快鹏飞，独撼翳云遂失路。”旁人说她最冷淡，可往后十几年，是她替徐家照拂高堂，抚养阿欢，还帮前夫整理全集。若无她，《徐志摩全集》未必能面世。
从1930年胡宅的暖炕，到1931年济宁的荒山，十四个月间，徐志摩写下了上百首诗，也递出了数以百计的求助信。他自称“风裹篷帆”，一句话贴切至今。诗人的羽翼能托起浪漫，却撑不起日常的柴米；爱情可燃亮夜色，却难抵债主清晨的敲门。诗行留在人间，白褂灰去，世事俱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