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晚年住在什么地方，1967年去世时，家里还有多少钱？|李淑贤|杜聿明|沈醉|溥仪|满洲国

晚年溥仪定居在什么地方？1967年逝世后，他家里实际剩多少钱，你了解吗

1964年10月的一天，北京协和医院的过道里，61岁的病人低头捧着化验单，神色有些恍惚。护士提醒道：“溥先生，轮到您了。”他轻轻应了一声，起身时背脊微弯，谁能相信这位看似普通的病人，昔日曾坐在紫禁城金銮殿的龙椅上。

溥仪在北京的落脚处，是西城区东冠英胡同40号的一进小院。三间瓦房、一条青砖甬道、几盆半枯的盆景，算得上全部家当。院门外经常有人驻足张望，可推门进去，映入眼帘的却只是旧木柜、脱漆桌和一台从文史资料委员会废旧仓库里挑出的收音机。这里距离他的旧日皇宫不过几站公交，可那道高墙里金碧辉煌的岁月已被尘封，他自己也刻意不去触碰。

人们好奇他怎么会住在这样普通的胡同。答案要追溯到1959年12月4日——新中国首次特赦的名单公示那天。对溥仪来说，敲开监狱铁门的不只是自由，也是彻底的身份重排。从“战犯乙-二十号”到“北京市民”，短短几个字的变化，却需要他用余生去消化。那时他连系鞋带、买铺盖卷都不会，管理所的管教干脆给他安排了“生活训练课”。在食堂窗口，他常常摸着布口袋，却找不到正确的饭票，“这张换馒头？还是这张？”他小声问旁边的杜聿明。后者递了张绿色饭票，笑道：“别紧张，你早晚会熟练的。”

工作是再社会化的关键。1960年春天，中央将他安排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图书管理员。工资每月100元，按当时物价水平，只够维持温饱。钱打到手里，他第一件事是在西四牌楼买了双布鞋；第二件事，是在自行车行分期付款挑了一辆飞鸽。别人骑车风驰电掣，他却小心翼翼地蹬着，生怕压到路边小孩。有人看见了小声嘀咕：“那可是真正的皇帝啊。”溥仪听见，脚下一慌，险些撞上电线杆，连声说：“别开玩笑，我就是普通职员。”

与过去道别并不容易。一次单位组织参观故宫，同事们排队买票，他也老老实实站在后面。轮到时，他掏出一块钱，却把票递回售票员：“我能不能多买两张？想带家里人再来看看。”售票员愣了几秒，还是照章办了。推开午门，同行的沈醉压低声音：“真是物是人非啊。”溥仪抬头望着朱漆门洞，沉默良久，只吐出一句：“这里也要交票，这就对了。”

新的生活节奏平缓，孤独却如影随形。若非周振强几番撮合，他大概不会认识比自己小十七岁的李淑贤。这位在北京医院上夜班的护士，过去两段婚姻无疾而终，见多了生离死别，对“皇帝”二字并不敏感。第一次见面，她甚至打趣：“听说您以前最大的本事是盖章？那可不够养家呀。”溥仪被逗乐，脸上一红，随即认真回答：“现在我也会扫院子、换煤饼了。”

婚后矛盾很快暴露。溥仪因少年阉割，身体虚弱，外加多病缠身，没有生育可能，却迟迟未向妻子说明；李淑贤担心自己再次成为“无儿无女”的妇人，两口子因此冷战。1963年的一个雨夜，李淑贤摔门而出。溥仪追到胡同口，低声求道：“别走，我怕黑。”这一幕被邻居看在眼里，摇头叹息。几日后，两人应邀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招待会。席间，总理侧过身轻声劝两人要“互相关心、共同生活”，话虽简短，却让夫妻俩都红了眼圈。从那以后，李淑贤不再计较生育问题，溥仪也把存折交给她保管，算是重新缝合了这段婚姻。

然而病痛没有给他们太多修补裂缝的时间。1964年底，溥仪因排尿带血再次住进协和。起初被判为前列腺炎，对症吃药不见好转，转科检查后才发现右肾被不明肿块吞噬。那年，北京能做肾脏切除的医院并不多，医生手术时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只能切一侧保命。术后，溥仪需靠激素维持，身体每况愈下，常常一夜要起床十几次。李淑贤轮班之余，拎着热水袋奔波在家与医院之间。

1967年春天，他的病灶扩散至膀胱，医生坦言“最多半年”。溥仪听后点点头，扭头问妻子：“还能回家养花吗？”李淑贤握着他的手：“你喜欢的仙人球还在开花，等你回去。”三天后，他坐着救护车回到东冠英胡同。整整一个夏天，他把竹椅搬到院子里，伴着蝈蝈声写回忆录，每写一会儿就得停笔喘气。邻居大婶给他送来半篮香瓜，他笑着说：“现在吃瓜，不必奏章准许，真好。”

10月17日凌晨，窗外刚起秋风，溥仪静静咽了最后一口气。临终前，他留给李淑贤一句话：“我什么都没留下，唯有名姓，你不必背负。”整理遗物时，她才发现柜角的旧皮箱里只有几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枚劳模奖章、两本《我这一生》的手稿，以及不足300元的存款。那个深色大衣柜因木料上乘，被估价三百多元，是家中最贵的物件，也成为后来外界热议的“末代皇帝遗产”。

为何会如此清贫？先是官府抄没清室财产，再有伪满洲国覆灭时的仓皇出逃，余钱被战火吞噬。特赦后他每月工资一百，交完房租、水电，剩下的用来买药补贴家用，几乎无力积蓄；偶尔稿费入账，也多半贴在住院费上。有人质疑他暗藏珠宝，李淑贤苦笑回应：“别说夜明珠，连个完整的茶杯都找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