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平安，今年三十四岁，在省城开了家小装修公司，十六年没来往的二叔周建民，突然一通电话，把我早就以为烂在心底的旧事，全给翻了出来。

我这个名字，是我爸起的。他说人这辈子，不求大富大贵，求个平安就行。可偏偏我这一路走过来，最少的就是这两个字。九岁那年，我妈没了。十八岁那年，我爸也走了。家里那口气，就像被人硬生生掐断了，只剩下我和奶奶，大眼瞪小眼地过日子。

我爸走的时候，我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红纸黑字，盖着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可那会儿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通知书送到家的那天，我爸躺在医院病床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把那张纸攥在手里，攥得皱巴巴的，嘴角勉强往上扯了扯，先指了指我，又指了指奶奶。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他不是在为我高兴，他是在交代后事。

我爸这辈子老实，老实得有点窝囊，别人占他一点便宜，他都能笑呵呵地说算了。可就是这么个人，命却不好。年轻时在工地上干活，风里来雨里去，把腰熬坏了，把肺也熬坏了。后来一病，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家里的积蓄往里扔，跟往河里撒沙子没两样，连个响都听不见。

那几年，我妈还活着的时候，家里虽然穷，至少还有点人气。她一走，日子就更像被霜打过一样。到我爸病重那阵，家里该卖的卖了，该借的借了，亲戚邻居能张口的都张过口。可有一个人，我们求了，却跟没求一样。

这个人就是我二叔，周建民。

他是我爸的亲弟弟，一个爹妈生的，小时候奶奶总说我爸疼他疼得跟亲儿子似的。家里有个鸡蛋，得让给他；有件新衣服，先紧着他穿；连上学的机会，都是我爸让出去的。可就是这样一个弟弟，在我爸病得最重的时候，躲得比谁都远。

那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拎着家里唯一舍得拿出去的一只老母鸡，去了镇上找他。她原本想着，兄弟之间，借点钱救命，总不至于太难看。结果连门都没进去，只听见二婶隔着门帘子说：“我们家也紧巴，这病花多少钱都打不住，借了也白借。”

我妈回来以后，把自己关在厨房里哭。我那时就在外头坐着，假装什么都没听见。可她那种压着嗓子的哭声，一下一下，跟针扎似的，全扎进了我耳朵里。

从那天起，我心里就记下了。

后来我爸没撑住，走了。办丧事的时候，天阴得厉害，村里人来了不少，嘴上说是来帮忙，其实看热闹的也多。老周家就这么垮了，一个老太太，一个刚成年的小子，谁看都觉得往后没啥指望。偏偏我二叔，连人影都没见着。后来有人说，他那几天跟家里人出去玩了，提前定好的，退票可惜。

这话我听完，没吵也没闹，只在心里下了个死结。我告诉自己，从那天起，我没有二叔了。他以后是穷是富，是死是活，跟我周平安没关系。

这话说着容易，真正熬日子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叫难。

大学四年，我没敢松过一口气。白天上课，晚上打工，周末再去工地搬东西。发过传单，送过外卖，给人补过课，也在饭店里刷过盘子。冬天冷得手上起冻疮，夏天热得后背全是痱子。别人大学里谈恋爱、逛街、打游戏，我连买双像样的鞋都得掂量半天。每个月除了自己的开销，还得给奶奶寄点钱回去，不多，二百三百，至少让她手里不至于一点活钱都没有。

有一回我在工地上连干了几个夜班，困得坐公交车都能睡过去。醒来一看，到终点站了，外头还下着雪。我一个人裹着破羽绒服往回走，鞋都湿透了。那时候我掏出手机翻了半天通讯录，突然发现自己连个能说句“我太累了”的人都没有。后来我把手机塞回口袋里，继续走。因为我知道，累也得走，没人能替你。

毕业以后，我没去坐办公室，直接进了装修公司，从最底层干起。扛水泥，运瓷砖，拆旧墙，铲腻子，什么活脏我干什么，什么活累我也干。有时候回到出租屋，手酸得连筷子都捏不住，只能用勺扒拉两口饭。工友总笑我，说我这人太拼。我也笑笑，不解释。不是我爱拼，是我后头没人撑着，我不拼就得趴下。

熬了几年，慢慢学会了门道，也攒了点人脉，我就自己出来干了。说是开公司，其实刚开始就是个小门脸，一张旧桌子，一把转椅，带着几个熟人接零活。好在这行靠手艺也靠口碑，我干活实在，不糊弄人，单子就一点点多起来。到现在，手底下也有七八个固定工人了，日子总算像个样子。

奶奶年纪大了以后，我把她接到省城来住。她腿脚不方便，我特意给她租了个一楼。平时我在外头忙，她就在家里看看电视，择择菜，等我晚上回去。说句实在话，这些年要不是还有奶奶，我可能早就活得像块石头了。她在家，家就还像个家。

只是她偶尔会提起周建民。

她不劝我，也不逼我，就是会问一句：“平安，你二叔最近有消息没？”我说没有。她就哦一声，不往下说。可我知道，她心里挂着。再不是东西，那也是她生的小儿子。一个当妈的，怎么可能真当没有。

我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谁也别碰谁，各过各的。可偏偏去年十月，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把这潭死水搅得翻了底。

那天我在一个毛坯房里量尺寸，满手灰，手机一响，我顺手就接了。电话那头先是停了两秒，然后有人叫了我一声：“平安。”

那一声，听得我后背都绷紧了。

多少年没人这么叫我了。外头的人喊我周总，工人喊我平安哥，奶奶叫我小安。可电话那头那个声音，带着老家口音，沙沙的，发虚，却还是让我一下就听出来了。

“我是周建民。”

我站在空房子里，窗户没封，冷风直往里灌，可我脑门上那会儿全是热气。

十六年没联系的人，突然来找我，不用想都知道，不会是为了叙旧。

我就回了他一句：“有事说事。”

他先是东拉西扯，问我过得怎么样，问奶奶身体好不好，又说自己最近血压高，睡眠不好，店里生意也越来越差。那股子绕弯子的劲，跟当年一个样。我听得心烦，直接打断他：“叔，你到底想干什么？”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平安，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我一听就明白了。无非是遇上难处了，没人可找，想起我了。

我那口气一下顶上来，话说得也硬：“咱俩十六年没联系了，你有事没事都别找我。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说完我就挂了。

挂完以后，我心里也没轻松。反倒像有什么东西被撬开了，老往外冒。那些年积在心里的火，平时不碰还好，一碰就往上蹿。晚上我睡觉都开始做梦，梦见我妈站在周建民家门口，手里提着那只鸡，瘦得肩膀都塌下去了。每次梦到这儿，我都会惊醒。

后来，他又打了几次电话，我一个都没接。

奶奶知道以后，只是坐那儿沉默了很久。过了半天，她说：“我听人说，你二婶前年走了，走得挺急。”我没说话。她又说：“他现在一个人过。”

听到这句，我心里确实动了一下，可那一下很快就压过去了。一个人怎么了？当年我和奶奶，不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以为我扛得住，结果没过几天，老家黄婶给我来了电话，说周建民住院了，情况不太好，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她在电话里说得急，我听得发懵。后来才知道，二婶没了以后，他儿子周浩又因为犯事进去了，家里算是彻底散了。到头来，他真成了孤零零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坐到天亮，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奶奶半夜起来，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只说了一句：“明天我跟你一起回去。”

她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带着奶奶回了县城。一路上谁都没怎么说话。奶奶手里捻着佛珠，嘴唇轻轻动，我猜她是在念佛。她这一辈子苦太多了，所以总信点什么，大概也是给自己一个念想。

到了医院，找到病房，我站在门口往里一看，心里那股硬撑着的劲，突然就散了一半。

床上那个人，瘦得都快没人样了。头发白了一大片，脸黄得厉害，手上全是青筋，喝口水都打颤。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眉眼还有点从前的影子，我真不敢认。

奶奶先进去，喊了声“建民”。他一回头，看见奶奶，整个人都傻了。再看到我，眼神立马躲开，像是没脸见人。

我本来一路上都在想，见了他，我得说什么。我想过骂他，想过冷着脸，甚至想过转头就走。可真看到他那个样子，我一句都说不出来了。火是有，可更多的是一种说不上来的酸堵在胸口，让人难受得慌。

奶奶坐在床边，一摸他的脸，眼泪就下来了。周建民也哭，哭得像个小孩，反反复复就一句：“妈，我没脸见你们。”

我受不了那场面，转身出去，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后来进去的时候，他才跟我说，医生建议做手术，费用不低，他自己手里钱不够，又没人照顾。我听着，心里跟压了块石头似的。说到底，我恨他，可我也清楚，眼前这个人，确实已经被日子收拾得差不多了。

我想起我爸临走前说过的话。他那时候已经喘得很费劲了，还拉着我的手说：“平安，别记恨太深。人活着，恨多了累。”

这话我这些年一直没当回事，直到那一刻，突然就想起来了。

我最后还是去楼下把住院费先交了。

可事情到这儿，还没完。

我本来以为，周建民只是走投无路了。结果我从楼下回来，在病房门口听到里面有个“医生”在跟他说话，那声音我越听越不对。推门进去一看，哪是什么医生，分明是二婶的弟弟赵福田，套了件白大褂在那装模作样。

那一下，我心里刚软下来的地方，又硬回去了。

赵福田一看见我，灰溜溜就跑了。病房里只剩下我和周建民。我盯着他，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低着头，半天才说，病是真的，手术也是真的，但没黄婶说得那么凶，也没到立马不行的地步。那些夸张的话，是赵福田出的主意，说只有把事情说重一点，我才会回来。

说完以后，他连头都不敢抬。

要说不气，那是假的。人都这样了，还想着算计。可我站在窗边冷静了一阵，又觉得这事说到底，也透着一股可怜。他不是想骗我一大笔钱跑路，也不是存心拿我当冤大头，他就是怕。我不来，他真就一个人耗在医院里了。

我转过身，只跟他说了一句：“手术照做，钱我已经交了。以后有话直说，别再耍这些花样。”

他当场就哭了，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跟上回一样，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手术后来做得还算顺利。我给他换了个单间，找了护工，也抽空过去看两眼。他每次见我，都是那副想说不敢说的样子。其实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无非就是后悔、对不起、谢谢。可这几句话，太轻了，轻得压不住那十六年的份量。

我没逼他，也没顺着他。我只是把该办的事办了。

出院那天，他忽然跟我说，想去看看我爸。

我没拒绝。

那天下午我开车带他回了村。墓地还是老样子，风一吹，草叶子来回摆，四周安安静静的。周建民走到我爸坟前，愣愣站了好久，最后把拐杖一丢，自己慢慢跪下去了。

他跪得很实，膝盖砸在地上，我听得见那一声闷响。

他一句话都没说，就那么跪着。可我知道，有些话不用说。我爸听不见了，我也不需要他在坟前演那套兄弟情深。可那一跪，至少说明他心里那点人味，还没彻底死干净。

下山的时候，太阳快落了，山路上全是碎金子似的光。走到半道，他忽然回头跟我说：“平安，等我以后没了，也埋你爸边上吧。”

我愣了一下，最后还是应了：“行。”

那一声说出口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平静。

回省城以后，周建民先住到了我这儿。奶奶嘴上没说什么，第二天一早却让我去市场买只鸡，说他身子亏了，得补补。她这个人就这样，心里再多事，落到嘴上也还是那几句家常话。

有一天晚上，我忙完活回家，看见周建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手里端着杯热茶，望着外头发呆。灯光照在他脸上，那些皱纹深一条浅一条，像岁月拿刀刻出来的。他忽然问我：“平安，你说人活这一辈子，到底图啥呢？”

我没立刻接话。

图啥呢？年轻的时候图出头，图面子，图钱，图不被人看不起。可真到了这个岁数，再回头看，那些东西好像都没那么要紧了。说到底，图的不过是落难时还有人管你一口饭，生病时床边还有个人坐着，死了以后还有个地方埋，逢年过节有人记得给你烧张纸。

我没把这些说出来，只是走过去，把阳台窗户往里关了关。

风小了，屋里暖和些了。

厨房里，奶奶在喊我：“平安，明天记得把药给你二叔买回来，别又忙忘了。”

我应了一声：“知道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人这辈子有些结，未必要解得多漂亮。有的结，是时间慢慢磨开的；有的结，是一场病、一趟回乡、一顿热饭给化开的。至于原谅不原谅，有时候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心里那股一直拧着的劲，终于能松一松了。

窗外灯火连成一片，远远看过去，像夜里散开的河。周建民低头喝了口茶，奶奶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忙，屋子不大，声音却很满。那种满，不是热闹，是人还在，日子就还接得上。

我站在那儿，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爸给我起名字时说的话。

人这一辈子，不求别的，求个平安就行。

以前我不信，现在我有点信了。至少这一晚，屋里屋外，风没那么冷，心也没那么硬。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