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谈史局；作者：范西局
本文节选自范西园《复长安》
1 蜀道
据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关于蜀道之难，大唐皇帝李隆基曾经听很多身边人提起过，但却也没有全然相信。
出身蜀地的杨国忠，话语里总是夹杂着精心设计的伪报。而在曾经的宠妃杨玉环口中，那些关于蜀道艰险的讲述也往往带着撒娇般的夸张。至于那个叫李白的诗人，他的诗作更是充斥了浪漫的想象，分辨不出哪一句是真话，哪一句则是酒后的狂言。
直到天宝十四载的这个夏秋之际，在南下的迢迢山路间，李隆基才亲眼见到了这条“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只不过这时的天下早已物是人非。李白在多年前被李隆基下诏“赐金放还”后，只剩下江湖上的传说。而杨贵妃与杨国忠，则已经成了马嵬坡下泥土中正在朽烂的遗骸。
这个夏天，唐帝国经历了一场剧变。驻守潼关的哥舒翰在唐廷反复催促下，出关与安禄山决战，全军覆没，京师长安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六月十三日，李隆基带领少数重臣匆匆撤离长安。虽然这次外出行动号称是“御驾亲征”，但实际上，正常人都能看出，这其实是实打实的“御驾亲奔”。
后来被传奇、杂剧演绎了不知多少遍的“马嵬驿之变”，就发生在出长安后不久的路上。哗变的龙武军将士认为是杨国忠兄妹的奢侈和误国导致了国家的危机，当场将杨国忠打死。为了平息将士们的怒火，李隆基不得不下令赐死了他宠爱的杨贵妃。事变之后，李隆基将太子李亨留在关中，然后启程踏上了去巴蜀的路。
入蜀，要翻越险峻的秦岭。自古以来，由关陇入蜀大抵有四条路，由东向西依次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以及陈仓道。李隆基此番南下，选择的是较为平坦的陈仓道。需要先到扶风（今陕西宝鸡），取道大散关（今宝鸡市陈仓区西南），经河池郡（今陕西凤县）一路向南，直达剑阁天险后，进入四川盆地。
这段旅程成了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历史时刻，诞生了许多奇谈与趣闻。在后来的诗人白居易脍炙人口的《长恨歌》里，这一路黄埃散漫，凄风萧索，年迈的皇帝在萦纡的栈道上前行，身边爱人不在，只留下无尽的怅然。根据传奇小说作家们的描绘，沿途下起了大雨，一连几日霖雨不停。皇帝忧郁地看着漫天的雨，忽听见有铃音缥缈，与山间的雨声融为一体，闭上眼，杨玉环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他于是写下了名叫《雨霖铃》的曲子，让身边留下的最后一个梨园子弟张野狐吹奏，复调哀婉，缠绵悱恻，充满了无尽的离愁别绪。以觜篥吹奏一曲，风雨萧条，鬼神泣涕。
在另一本叫《剧谈录》的唐人笔记里，李隆基的心情同样被悔恨所笼罩。当他车驾行至骆谷山时，登高望远，终于呜咽流涕，对身边的高力士说：“当初吾若是听了张九龄之语，断不会沦落到此。”张九龄是开元年间的宰相，当初被李林甫所排挤，最终黯然退出政坛，李隆基这是在懊悔没有听张九龄的忠言，却惑于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以至于毁掉了他一手缔造的盛唐。在南下的路上，李隆基下诏追赠已故的张九龄为司徒，并派宦官去岭南张九龄的老家祭奠。
但事实上，李隆基并不是一位言情话本里合格的男主角，他没有那么多负面情绪要发泄。陈仓道总共八百余里，李隆基自六月十九日出发，七月十二日便抵达了普安（今四川剑阁）。这段路程他不用车辇，而是自己执辔骑马，在崎岖的山路上日行近六十五里，几乎达到了急行军的标准。大队人马行军与驿马传信的速度不可同日而语，可以想见，他在途中没有丝毫的停留，更谈不上有闲暇登高望远，挥洒自己过剩的悲情。
以往的皇帝出巡时，各地皆有精心而隆重的准备。而此番入蜀，却属于秘密行动，朝廷只在弃长安的前一日，以剑南节度大使颖王李璬将要赴镇成都为由，要求剑南道沿途做好准备。皇帝车驾在数万军队的护送下经过蜀道，补给消耗巨大，各郡县纵然有开元盛世以来积累的家底，仓促间也无法很快准备妥当。这一路的粮马用度，显然是捉襟见肘。或许只有荔枝是充足的，因为当初讨杨贵妃欢心时的一道诏令，无数飞骑正前后相继地将南方的荔枝源源不断送来。
2 卒中的帝国
如此快马加鞭地南下，不是没有缘由的。
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身后难以预测的追兵。安禄山此人，李隆基虽然对其恨之入骨，但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顶尖的统帅。安禄山以善于长驱行军著称，在起兵之初，就在短短一个月间从范阳杀到了洛阳，创造了“闪电战”般的军事奇迹。潼关失陷后，唐廷的情报体系一片混乱，完全不知道安禄山方面的确切动向，谁也无法保证，安禄山会不会再度进行一次“千里袭人”，将这个流亡朝廷最终一网打尽。面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威胁，李隆基最好是马不停蹄地撤离到剑阁以南的安全地带。
更重要的是，李隆基匆忙出逃，几乎是把整个朝廷上下官员全丢在了长安。在马嵬杀了杨国忠后，随侍的高阶朝臣就只剩下了担任武部尚书、同平章事的韦见素。再加上一路行军，沿途随行人员渐渐掉队，他身边的侍臣已经寥寥可数，难以支撑起一个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转。其实，从潼关失陷时起，中央政府就处于瘫痪状态，天下各路州郡根本不知道皇帝在哪里，也不知道向哪里报告军情、输送赋税。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发生什么恶性突发事件，就足以彻底颠覆这个朝廷。
这个帝国就如同一个卒中的病人，在中枢神经被突然破坏之后，陷入了休克状态。皇帝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开始处理各地军情，并向各地发出指令，目前的休克状态就什么时候才会得到解除。
从李隆基在南下途中的一连串举措，可以看出他恢复中央权力机构的运转的迫切渴望。他将大部队分为六军，分别由儿子寿王李瑁等人统领，就是为了化整为零，提高部队在山路栈道上的行军效率。六月二十五日，李隆基在河池遇到了前来迎驾的蜀郡长史崔圆，便立刻加封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进入宰相班子。七月十二日，李隆基到达普安，终于等到了从长安一路追寻来的宪部侍郎房琯，于是当天又加封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继续充实宰相团队。几天之后，又将巴西太守崔涣晋升为宰相。迅速擢升身边的近臣，原因无他，就是为了在最短时间组建杨国忠死后的宰相班子，恢复处理政务的体制机制。
在抵达汉中前后，李隆基还任命自己的儿子永王李璘出任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道四路节度采访等使、江陵大都督，前往江汉地区出镇，以保障从巴蜀到江汉、江淮地区的信息流、物资流通道的安全。
还有更大手笔的一次部署在李隆基的心中酝酿。从普安出发前往巴西（今四川绵阳）的三日后，他正式发出了著名的《命三王制》，传布帝国各处。
这份制令是李隆基在当前局势下，对平叛工作进行的总部署。他将天下分为四大战区。一方面，将留在关中的太子李亨使劲夸赞一番，赞扬其“忠肃恭懿”“好勇多谋”，并特命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路（河北、平卢此时在安禄山手上），负责正面主攻安禄山叛军，收复长安和洛阳。另一方面，他又将自己另外三个皇子往各地，分别统领其他三个战区：永王李璘充任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盛王李琦充任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李珙任武威都督，并兼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的节度都使。按照开元天宝年间的惯例，皇子只是遥领这三个战区，一般不会亲自到战区就任，实际工作都由这份制令里一同任命的节度都使的副职来负责。而且，制令还赋予了包括太子在内的四大战区节度都使极大的节度之权，不仅可以调度兵马、军械、钱粮物资，还能在战区内临时做出人事任免——郡县官员，不再经过吏部的考铨，而是由战区节度都使自行选任，只要事后向中央上奏备案即可。
这是步大胆的险棋，李隆基所代表的皇权放弃了至关重要的地方兵权、人事权以及财政权，其核心目的就是在中央政府机构瘫痪后，赋予战区自主决策的权力，以便适应瞬息万变的军情。李隆基没有像常规制度那样由太子对全天下履行“监国”职责，这样对他来说风险太大，而是让所有战区统帅都承担起类似于监国的角色。而且战区之间相互制衡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影响中央权力在将来的正常行使。
从这一系列的部署中，也可以看到李隆基重整河山的雄心。这位七十二岁的老皇帝有着极强的自我调愈能力，虽然经过了安禄山之乱开始时的短暂低谷，但很快就重新找回了一代雄主的心理状态。当初他们匆忙弃长安，逃至延秋门外时，还驻马对高力士说，“今日之事，朕之历数尚亦有余，不须忧惧。”此时他虽然还在颠簸的长路上，就立刻开始紧张地部署起来，勾画出了一张清晰明确的平叛战略新图景。
史书上也记载了各郡地方接收到此诏之后的情景。这份制令如夏日的清风吹遍各地，原本因为不知圣驾所在而“众心震骇”的情绪登时一扫而空，远近郡县都欢天喜地地开始庆祝，都想着要为将来兴复大唐而积极效忠；而远在洛阳的安禄山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则感慨自己灭亡唐朝的计划泡汤——这里的记载虽然有着很大的歌功颂德成分，但也可以看出，李隆基的制令确实起到了正本清源、稳定思想与人心的政治效果。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份《命三王制》对此后两三百年的历史都有着深远影响。从此之后，地方政权在军事、经济、人事方面的职权被大大加强，具有了与中央叫板的底气。在不久的将来，一种名叫“藩镇”的政治体出现在了帝国境内的广大地区。而这一切，都可以溯源到《命三王制》这里。
3 重建中枢
七月二十八日，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皇帝的御驾终于抵达了西南经济政治中心——成都。但是由于连续的高强度行军，整个队伍中的士兵、官员总计只剩下了一千三百人。
抵达成都的有多少人，这其实不重要。靠着南下的这一个多月时间，李隆基已经重新搭建了中央决策中枢，并且通过向各地传诏，初步恢复了帝国的政令系统，相信不久之后，就能得到天下各路郡县的积极反馈。只要这套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没有被摧毁，大唐帝国就依然屹立，天下就绝非一个“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乱世。
四天后的八月初二日，李隆基再次向各地颁布制令，大赦天下。这同时是他正式发出的一份“罪己诏”，承认了如今叛贼扰乱华夏，他要承担处事不明之过。
如果简单总结从安禄山起兵叛乱到弃守长安的这段灾难性的历史，也许可以粗暴地归咎于朝政腐朽昏暗、皇帝年迈昏聩等简单原因，但其实，真实的原因在于帝国更深层次的治理危机。战乱开启前夕，帝国已经处于朝廷对边将边军逐渐失控、皇帝对朝中派系斗争逐渐失控的尴尬处境，而安禄山的叛乱恰好进一步起了催化作用，带来了诸多危机的总爆发。弃守长安之前，唐廷反复催促驻守在潼关的哥舒翰出兵，以至于使者拥塞于道，正是由于哥舒翰与杨国忠的矛盾日趋白热化，以至于连李隆基都愈发担忧于哥舒翰大军的失控。皇帝、宰臣、将领之间互相猜疑，最终酿成了潼关外的惨败。
这次失败，在心理上对李隆基造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也驱散了他维持表面盛世的最后一丝幻想，竟然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李隆基御宇多年，自信已经积累起了无与伦比的威望，此时公开“罪己”并不会影响他的权威，反而更增添他的圣明。赦文中，他一面勉励太子及负责各战区的诸王尽快“诛夷凶丑”，平定叛乱；另一面还表示，自己将与群臣“重弘理道”，恢复天下的稳定秩序。
大唐帝国的中央政权就暂时在成都府衙重新运转起来，以韦见素为首的宰相班子以下，数百人的三省六部团队相比过去在长安，就显得尤其精简而高效。李隆基打起精神重拾治国理政之道，在府衙正堂升堂朝会。
此时的他，还丝毫不知道发生在北方灵武的变故。
直到十天后，来自朔方的使者终于跨越三千里山河，来到了成都，传来了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皇太子李亨已经在群臣的恳请下，于灵武即位为帝！
4 回旋镖
当使者把太子李亨已在灵武即位的情况报告递交到了李隆基的案前时，没有人能猜出李隆基当时的真实想法。这位年迈的皇帝看不出任何失态的迹象，只是欢喜地说道：“吾儿顺天应人，继承大统，吾又复有何忧！”
他深沉的面容始终波澜不惊，倒像是太子所做的一切都在他的预想当中。
马嵬之变后，李亨导演了一出父老夹道阻拦的戏码来让自己留下，其实已经显露出了他深藏的野心，而后他可能会趁着天高皇帝远，借着部众的呼声进一步即位为帝，其实并不难猜想。但是，作为一条在最高权位上盘踞四十余年的老龙，甫一得知自己的权力失去了控制，儿子在一帮中低层官员的起哄下便窃据帝位，李隆基的心中难道不会有愤怒和不甘？这样的内心波澜，即使李隆基的城府再深，后来的史官们再费劲修饰，都难以将其掩饰得完全波澜不惊。
李亨传报即位这件事情，做得并不漂亮。除了先斩后奏，装作是被群臣拥戴而迫不得已之外，还让信使附送了一份自己起草好的传位诏书，请李隆基阅示后发布。这份文件由曾经担任太子司议郎的大书法家徐浩起草，楷法工整，行文晓畅。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李亨和近臣们生怕李隆基这边让人自己写的话，容易不小心穿帮，所以要事先拟好稿子，把“马嵬驿早有意传位”这个故事对上口径，生怕“太上皇”这边写了一些不能说的东西，让灵武君臣们精心粉饰的即位理由不幸穿帮。
在权谋方面炉火纯青的李隆基面前，李亨这样略显幼稚的操作自然进不了法眼，不屑于搭理。他没有接受李亨的这篇稿子，而是令随侍的起居舍人贾至起草一篇。贾至当即写就，呈送给李隆基，李隆基读罢，略带幽默地对贾至说道：“昔日先天年间睿宗传位的诰命，是你父起草。如今的这份册命，又是你来负责。两朝盛典，都出自卿家父子之手，可谓是‘美美相继’矣。”
这看似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玩笑，但细品起来却有别样的意味。李隆基隐隐有着把眼前的境况与四十五年前睿宗李旦传位给自己时相比拟，熟悉历史掌故的人自然知道，当年睿宗传位，也是在重重压力之下迫不得已之举。时任太子的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一党斗得不可开交，睿宗李旦只能通过主动禅位，来化解朝中剑拔弩张的局面，保住李唐复辟之后来之不易的和平。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两京沦陷，天下乱起，如果唐廷内部再出现纷争，导致“二帝并存”的形势，那就无异于将已然岌岌可危的唐帝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李隆基只能接受儿子李亨造就的既成事实，承认灵武的新朝廷。
他在四十五年前扔出的那一支回旋镖，终于在今日飞了回来，精准地扎在了自己的心头。
贾至何等聪明，听了李隆基的这句玩笑，半晌也不能应对，只是伏地顿首，呜咽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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