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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面对历史的蒙昧，我们常自诩为“现代人”。我们有属于自己的“现代文明”科技文明，飞天探月也不在话下；我们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现代生活：智能手机须臾不离；互联网让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最便利的生活……
然而，妨碍我们成为一个 “现代人”的往往也正是物质的繁盛：
▪ 消费文化，让我们过于追求感观的愉悦，忘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何在；
▪ 沉迷在科技和信息爆炸的“现代性的幻想”里，却忽略了“现代”来自于人的觉醒和理性的启蒙；
▪ 社会秩序和各种思潮变幻无定，让我们来不及思考，以至一叶障目。
我们目光被现实的焦虑牵引，眩惑于生活的表象，很难再保持清醒的洞察。很多人只是活在现代物质文明的躯壳里，不知“人”为何物，何为“现代”，遑论“清醒”。
器物层面的文明，虽然是现代文明最绚丽的“景观”，却只是文明的最表层。相比之下，思想才是永远的奢侈品。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一个族群如果没有现代思想的共识，没有那些有智识、有余力去关注思想、阅读经典的人，只会在痛苦的泥淖里迷惘不前，陷入“现代化的幻象”。
因为只有思想，才可能让我们清醒地认知世界、理解文明的深层逻辑。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却并不一定足够“现代”？因为很多时候，“现代”不是一个指示时间的词汇，而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度量衡。现代性的展开，现代秩序的诞生，都与人的“启蒙”和启蒙运动息息相关。
因此，想要理解现代，学会理性，保持清醒，最好的方式就是重回启蒙时代，深入启蒙的精神本质。
▋什么是启蒙？
启蒙是人脱离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是指人在无他人指导时便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而这种不成熟，其根源不在缺乏理智，而在于无他人指引便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自身的理智。
因此启蒙的箴言便是：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
大自然早已把人类从外界的引导下释放出来，然而仍有大量的人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以至于别人如此轻而易举就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更加安逸。
比如，一本书可以代替我们的知性，一位牧师可以代替我们的良心，一位医生能够替我们安排膳食......我无需自己操心，无需去思想，就已经有人替我将这些事情办妥。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去做这些伤脑筋的事？
绝大部分的人把步入成熟状态看作一件非常艰辛、非常危险的事。这一点早就被那些好心的保护人关注到了。
他们先是使家中饲养的小羊羔蠢笨，并小心翼翼地防着不让他们摆脱学步车的牵引而迈出一步，当他们尝试独自行走时，再告之以危险并使之感到威胁。
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大，人类在跌过几次跤之后总能学会走路。只不过曾经摔跤的例子会让他们畏怯，吓得他们不敢再做出任何尝试。
任何一个人要从不成熟的状态中奋斗出来，都非常艰难，因为那几乎已经成为他们天性的一部分。保护者不允许他们走出，他们自己也爱上了不成熟的感觉。
抛弃不成熟状态后，人哪怕面对一个最浅的水沟也会畏畏缩缩不敢跳过，因为他们已经不习惯于自由的行动。因此，真正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迈出切实步伐来的，真的只有极少数人。
即便如此，人类自己实现整体启蒙的机会很大。只要他们得到自由，启蒙就不可避免。即使以保护者自居的人当中也会存在几个独立思考者，他们在摆脱了不成熟的羁绊之后，将会理性认识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每个人独立思考的光荣使命，并将这种精神传播开来。
但是，启蒙必须渐进完成。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可以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新的偏见在取代旧的偏见之后，仍将禁锢着没有思考能力的大众。
▋何以启蒙？
启蒙无需他物，只要自由。而且是最纯真的那一种“自由”：即在所有事务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
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有对自由的限制。但是哪些限制会妨碍启蒙，以及哪些反而能对启蒙有促进作用呢？ ——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只此一点便可将启蒙带给人类。
对自身理性的公开运用，指的是任何人作为学者，在面对所有听众时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运用的理性，即私下的运用。
公民不能拒绝缴纳规定的税额，如果他对赋税擅行责难，公权力甚至可以当作诽谤而加以惩处。然而当同一个人作为学者公开发表见解，抗议税收的不当，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公民的义务。
同样地，一个牧师也有义务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班上的学生和他的会众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根据这一条件才被委任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有充分的自由、甚至有责任，将他深思熟虑后的建议传达给公众：关于教义的缺点、全部善意的意见，以及如何更好地组织宗教团体和教会团体。
那么，一个神职人员，包括德高望重的教会长老，是否有权通过宣示效忠于某条不可更改的教义，从而获得对其所有成员，进而对其民众的永久性监护资格呢？这是不可能的。达成这种阻止人类进一步启蒙的协议，即使得到了最高权力、帝国议会°以及最庄严的条约的确认，也只能是无效的。因为，它是対人性的犯罪。追求进步是人性的天职。任何时代的人，都没有义务和权力划定一个界限，让后世的人们无法去扩大认知（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知）、清除错误，以至于无法在启蒙中继续进步。
以上节选自康德在1784年在《柏林月刊》上发表的《什么是启蒙？》，从康德的论述中，可以看见启蒙与现代文明应有的样子。
▋重回启蒙时代
01 重新审视信念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古希腊灭亡以后，特别是基督教兴起以后，理性几乎在西方消失了；而在古老的东方，理性甚至从未被提起过。
因而面对传统、权威、社会信念等既有力量，东西方无不都在强调不要思考，只需相信、遵守，乃至信仰。基督教神学中，甚至有过“因为荒谬，所以相信”的说法。
启蒙运动挑战了这种理念。哲人们认为，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经过理性审视的信念，才是可靠的信念。
所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则认为，人类经常会陷入四种思维误区——“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康德甚至写出了一本本厚重的哲学著作审视人类的思维。这些无不都是在强调理性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讲究实验证据、数学量化、对比分析、拒绝矛盾的现代科学得以诞生，其中的巅峰代表就是牛顿。
科学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无需多言。而现在不停呼吁的“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逻辑学重回课堂”，也无不是启蒙理性主张的进一步延续。
理性的力量，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信仰。以至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一书中，称启蒙运动为“现代异教精神”，并单独列出一卷梳理其科学成就。
02 重新审视“人与社会”
人是什么？古代社会，几乎一致的答案都是，人是集体的动物。
每一个人或者从属于家族，或者从属于教会，或者从属于领主，甚至有些人明确就是奴隶，和牲口没有区别。
总之，人不是独立的，是集体的一部分。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称之为“身份社会”。
启蒙运动挑战了这一理念。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哲人们明确认为，每个人生来都享有“生命、自由与财产”等基本权利，这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保障人权的理念，后来明确写入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
从此，人是自由的、独立的个体，大写的人站起来了。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一书中，称之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而在人与集体的关系上，启蒙运动也发起了挑战。洛克提出“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卢梭主张人民主权，认为政治权力应该从人民本身出发。这是民主制度的理论根源。
孟德斯鸠更是提出了权力分散的理论，认为政府权力必须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分，相互监督、相互制衡。这是现代西方政府架构基石，尤其在美国宪法中得到了具体实施。
启蒙还倡导法治精神，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说，启蒙运动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公权力的边界。现代政治文明得以诞生。
03 重新审视“全人类”
启蒙哲人们认为，理性不仅力量强大，而且是普世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以，启蒙运动诞生不久，就传遍了西方乃至全球，改写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徐贲《与时俱进的启蒙》一书中认为，就时间上而言，启蒙运动最早起源于英国，英国启蒙关注的是自由与保守，洛克、斯密、休谟是其中的代表；
随后传到了法国，法国启蒙关注的是理性与革命，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是其中的代表；
同时传到了美国，美国启蒙关注的是制度与人性，富兰克林、华盛顿、汉密尔顿等一众美国国父是代表；
最后则传到了德国，德国启蒙关注的是国家与普世，康德、黑格尔、费希特是代表。
等到了19世纪，启蒙运动超越西方，波及到了世界各地。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诸多传统国家的内部革命、现代化转型，无不都是启蒙运动的直接后果。
甚至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场向启蒙运动看齐的历史。戊戌变法是对启蒙政治中立宪主义的看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启蒙文化中科学、民主的看齐；就连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也有着启蒙运动中民族主义的影子。80年代的文化热，更是直接喊出了二次启蒙的口号。
正因如此，百年以来无数中国仁人志士、思想家们念兹在兹的都是——我的国家需要启蒙。中国的未来之路，唯有一条道路，就是启蒙之路。
04 重新审视“理性”自身
理性的力量如此强大，但并不意味着理性可以主导一切。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变成血流成河的大屠杀，是滥用理性结出的恶果；那么启蒙哲人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弘扬理性的时候，同时也发现了理性的边界甚至困境，特别是英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罗伊·波特曾说：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人类的非理性因素，对于生存至关重要，不能用理性过度反思情感、情绪等人类本能。所以他说“理性是且应该是激情的奴隶”；
爱尔兰思想家埃德蒙·柏克认为习惯、风俗、宗教的价值巨大，理性如果过度否定宗教和传统，只会带来对传统的全面否定，一切对现实的约束都会荡然无存。所以他说“传统是人类智慧的宝库”；
经济学之父、苏格兰的亚当·斯密，大力赞扬利己、自由贸易、小政府的市场经济之余，同时也警惕市场对道德的侵害，因此比起《国富论》，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论》的价值，并认为美德需要良好的公共教育来保卫。
“理性思维不可过度滥用”，其实是一种高阶理性，哈耶克称之为“演化理性”。这种思维是演化论的前身，让人们意识到了时间、变化的力量；是系统思维的前身，让人们意识到了社会有机体的复杂性、不可通约性；是不确定思维的前身，让人们意识到了理性的边界。
事实上，启蒙运动还是现代教育的推动者。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等哲人主张教育是实现人人平等、个人自由的关键，应该开创公共教育，而非局限于贵族和教士阶层，以培养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
所以说，启蒙运动的精神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秉持启蒙运动的理念，一个人才能说是真正的现代人。
我们应该把理性看成一种怀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掌控一切的能力。这是一条与主流启蒙理论不同的思想资源，以审慎和批判的态度，质疑那“理性能够认识一切、规划一切”的独断论，保持一种清醒的警惕。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标志着现代的开端，于其时，对科学方法、理性以及进步的信仰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进入20世纪，启蒙运动则受到了苛刻的批评，批评者称其怀有明显的、过分简单的乐观主义。
现代史学巨擘彼得•盖伊追根溯源，先后花费了七年时间撰写《启蒙时代》，运用极其丰富的史料，呈现了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对启蒙运动的成就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本关于启蒙运动最权威的巨著，书甫一出版，就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它让我们得以客观地看待“启蒙时代”—一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场人类的心灵革命，就此起航。
周濂：本书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我们对启蒙运动的一些刻板印象。
余英时：盖伊的经典之作，为我们认识启蒙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一座桥梁。
邓晓芒：对那一段启蒙运动，还没有看到过这么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么精细地还原历史的原貌，让人身历其境。书中对当时启蒙学者的个性描写，栩栩如生，没有刻意美化，也不作道德谴责，特别适合我们当代人的口味。读了这本书，“什么是启蒙运动”，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和几个空洞的命题，而是进到历史记忆的深处，怀着对一群过世的老朋友的亲切怀念，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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