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式回应对方四辩的观点。
王天罡的声音沉了下来，不再像之前那样轻佻。
他开始认真了。
我反而有点高兴。
跟敷衍我的人吵架没意思，跟认真的人吵才有劲。
【不对，我为什么会觉得吵架有劲？我平时连跟外卖小哥确认地址都要纠结半天。】
这个想法在脑子里闪了一秒就被酒精淹没了。
管他呢。
对方辩友用'来参加辩论赛'来类比冒险，我认为这个类比站不住脚。王天罡拿起一张资料卡，辩论赛有规则、有评委、有明确的胜负标准，风险是可控的。而真正的人生冒险——比如放弃稳定工作去创业——没有裁判，没有规则，失败了也没人给你打分。
好。
他学聪明了。
他不再偷换概念了，而是开始对我的类比进行精准拆解。
如果我是清醒的许白，大概会欣赏这段论证的缜密，然后坐在那里默默鼓掌。
但我不是清醒的许白。
我站起来。
对方辩友说辩论赛风险可控。那我换个例子。
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毕业后面对两个选择——进一家国企拿五千块月薪，干到退休；或者去一家刚成立的科技公司，工资不稳定，随时可能倒闭。
按照对方的逻辑，当然应该选国企。稳定嘛。
可如果我告诉你，那家科技公司叫华为呢？
全场安静了一秒。
然后评委席上有人轻轻叹了口气。
那种叹气不是失望——是这一刀扎得漂亮的感慨。
王天罡的反应很快——他确实是全国水平的辩手，不可能被一个例子打趴下。
个案不能代表整体。对方辩友用幸存者偏差来论证冒险的价值——
我当然知道这是幸存者偏差。我说。
他顿住了。
幸存者偏差是统计学概念，用于描述'只看到成功案例而忽略失败样本'的认知错误。对方辩友用这个概念来反驳我，说明对方的统计学基础不错。
但请对方辩友注意——幸存者偏差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亚伯拉罕·瓦尔德，他自己就是一个冒险者。他在二战期间从奥地利逃到美国，冒着生命危险为盟军做弹道分析。如果他追求稳定，留在维也纳，今天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法拿来怼我。
台下彻底炸了。
那种笑声和掌声搅在一起的声浪从六百人的喉咙里同时涌出来，像海啸拍上堤岸。
我余光扫了一眼评委席——三个人全都直起了身。
最左边那位老教授拿起笔飞速写着什么，嘴角压了又压。
最右边的女评委已经放弃伪装了，直接笑出了声。
中间那位主评委推了推眼镜，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在评分表上重重写了个数字。
王天罡站在原地。
他的嘴张着，呈一个未完成的音节。
那个音节始终没有发出来。
三秒后他坐了下去。
整个过程中他的手在桌面下面攥成了拳头——指节发白。
沈清辞终于动了。
她一直坐在四辩的位置上没出声，但此刻她站了起来。
全场的气氛瞬间变了。
刚才的笑声消退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紧绷的、带着期待的沉默。
像是拳击比赛里，外围选手被KO之后，真正的拳王终于走进了擂台。
沈清辞看着我。
目光清澈、冷静，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湖。
对方四辩发言很精彩。她说。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落地有声。
不过，辩论赛不是脱口秀。光有漂亮的例子还不够。
她停顿了一秒。
我想请问对方四辩——你鼓励年轻人冒险，那由此产生的失败成本，谁来承担？
简单的问题。
致命的问题。
这一刀，直接劈在我整套论点的承重墙上。
我感觉胃里的酒精翻涌了一下。
然后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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