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到1527年前后，亨利决意解除与凯瑟琳婚姻的消息已不再是秘密，但国王想要迎娶的女子究竟是谁，仍是一个充满猜测的谜题。沃尔西对此有着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一场政治婚姻，新娘可能是法国王室中的一位公主，用以巩固刚刚达成的英法和约。安妮·博林在他眼中不过是国王诸多情妇中的一个，和此前的玛丽·博林、伊丽莎白·布朗特并无本质区别。然而，沃尔西的估计完全错了。当他奉命出访法国、为国王筹划联姻事宜时，亨利趁他不在国内，派遣自己的书记官秘密前往罗马，带去一份教宗诏书草稿。这份草稿写明：在教会的祝福与权威之下，允许亨利国王同另一个“未具名的女子”成婚。亨利特别叮嘱书记官此事必须保密，“运用一切手段不得让枢机或他人发现”。这是亨利第一次在重大事务上背着沃尔西行动，矛头直指这位首席大臣。当沃尔西日后得知真相时，他势必意识到两人之间曾经的亲密无间已不复存在。更糟的是，他所处的政治位置要求他既要满足国王的意愿以获得生存，又要维护教会的法统以履行职责——这两个目标在亨利的离婚案中恰恰水火不容。
2、1527年春，亨利正式启动解除婚姻的法律程序，首先求助于教宗克来孟七世。然而此时的教宗处境极为尴尬。就在这年五月，查理五世的军队惨无人道地洗劫了罗马城，教宗本人实际上沦为被囚禁在圣天使城堡中的战俘。查理五世可以任意摆布教宗，而查理恰恰是凯瑟琳王后的亲侄子。在这种力量对比下，要让教宗宣布查理姨母的婚姻无效，希望何其渺茫。沃尔西的使者不断催促教宗做出裁决，克来孟则以各种理由推诿。在一次会面中，使者对教宗说，整部宗教法都锁在教宗陛下心中。“或许如此，”教宗克来孟答道，“但，啊呀，天主忘记给我打开这把锁的钥匙了。”这句半开玩笑的托词背后，是一个被世俗强权绑架的精神领袖的无奈。经过无数次推诿与施压，到1527年末，教宗终于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安排：授权沃尔西与另一位枢机坎佩齐奥共同审理此案，验明事实后做出“不可申诉之裁定”。教宗特意指定坎佩齐奥参与，表面上是协助沃尔西，实则是安插一双监视的眼睛。
3、教宗在批准沃尔西与坎佩齐奥共同审理此案的同时，已经私下给坎佩齐奥下达了秘密指令：无限期拖延，使对英格兰国王婚姻的裁定永远不会实际做出。坎佩齐奥谨遵圣命，开始绞尽脑汁地设计各种拖延方案。他从罗马出发时的行进速度便慢得令人绝望，每经过一个城镇都要停留数日。到达英格兰后，他又以需要研读案卷、请教神学家、等待罗马进一步指示等种种理由，将审理日期一推再推。沃尔西在焦急中给坎佩齐奥写信，恳求他尽快动身：“我希望一切事都应秉承天主的旨意，满足国王的意愿，还国家以安宁，许自身以荣光，且要不违良心。”写完后，他划去了最后六个字。“不违良心”这个限定，在国王的急迫需求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沃尔西心知肚明：如果此案久拖不决，亨利便会怀疑他的忠诚。他在与坎佩齐奥私下交谈时无奈地耸耸肩说：“不论结果如何，我必须满足国王的意愿。事情总有一天会有解决方案的。”这位曾经掌控一切的首席大臣，如今也只能在国王的意志与教宗的权威之间艰难摇摆。
4、1528年初，正当离婚案陷入僵局之际，安妮·博林主动向沃尔西示好。她亲笔写信感谢沃尔西“为我承受日夜不断的巨大痛苦与不幸”。在第二封信中，她的言辞更加谦卑：“除了对陛下的恩宠我感念最深以外，这天底下我最敬爱、最愿服侍的是大人您啊。”这些信件表明，安妮深知沃尔西在离婚案中的关键作用，试图争取他的支持。然而沃尔西并未认真对待这些信号。在他心目中，安妮只是一个暂时得宠的情妇，不值得投入真正的政治资本。他对坎佩齐奥坦言，自己“其实并不同意国王的情事”，只是“不敢公开承认，也无法阻止；反而只得隐藏自己的想法，假装热心满足国王的意愿”。这番话如果传到安妮耳中，后果不堪设想。而事实上，宫廷中的消息流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安妮的父亲托马斯·博林此时已被亨利纳入核心决策圈，亨利甚至开始将沃尔西的密信公开给博林过目。沃尔西浑然不知，他已经被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国王对他日渐疏远，而未来的王后对他心怀戒备。
5、1528年的某一天，亨利用“十分难听的话”训斥沃尔西，令这位权倾朝野的枢机心中不快，不知如何是好。两人之间曾经那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已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另一次，沃尔西不顾亨利反对，为一所修女院指派了一位新院牧。按惯例这本是枢机职权范围内的寻常事务，但亨利反应激烈，回了一封言辞异常刻薄的信：“噫，大人哟，乖张已是罪，诡辩是罪上加罪……是故恳请大人切勿再犯，朕对此恨之入骨。”这段话的措辞之严厉，远超对一次普通违命的责备，更像是一种全面的警告。亨利在信中不再将沃尔西视为可以信赖的导师和伙伴，而是用训斥下属的口吻敲打这位曾经的“另一个国王”。沃尔西的政治嗅觉极其灵敏，他一定从这封信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曾几何时，亨利用“我们将会如此如此”来表达两人的一体关系；如今，变成“朕恨之入骨”的切齿声明。这段曾经牢不可破的君臣关系，正随着离婚案的拖延而走向破裂。沃尔西的悲剧在于，他用来获取权力的手段是绝对的忠诚，而当这份忠诚无法兑现国王最迫切的愿望时，他便失去了存在的全部价值。
6、1528年春，王室成员在沃尔西位于泰腾汉各尔的官邸聚会，靠近圣奥尔本斯。这座官邸是沃尔西权势的象征，以奢华的陈设和庞大的园林闻名。据玛丽公主描述，这是一次开心的聚会，宴会不断，歌舞升平。然而，表面的欢乐掩盖不了暗中的紧张。就在这一年，据记载，亨利与安妮·博林成婚一事已经“敲定”，婚礼的准备工作也在秘密进行。沃尔西在聚会期间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如果教宗不顺从国王的意愿与要求，“我能够预见，罗马教廷的尊严将被粉碎，评价将一落千丈，变得一文不值”。这既是警告，也是预言。沃尔西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局势的走向：亨利的耐心正在耗尽，一旦教宗最终拒绝，这位国王完全有可能采取比任何前任君主都更激进的行动。然而，即使预见到了这一切，沃尔西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他必须在国王与教宗之间做出选择，而无论选择哪一方，另一方的怒火都将把他吞噬。泰腾汉各尔的欢宴，是这位权倾一时的枢机最后一次以主人身份招待王室成员。很快，失宠的阴影将从四面八方笼罩过来，而他为自己精心构筑的权力堡垒，将在国王意志的风暴中土崩瓦解。
7、亨利不再信任沃尔西的第一个明确信号，是他趁沃尔西出访法国之际，秘密派遣自己的书记官奈特前往罗马。奈特随身携带了一份由亨利亲自审定的教宗诏书草稿，这份草稿的核心内容是：在教会的祝福与权威之下，允许国王同另一位“未具名的女子”成婚。亨利特别叮嘱奈特此事必须严格保密，“运用一切手段不得让枢机或他人发现”。这一举动意味深长。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沃尔西一直是亨利处理一切重大事务的中介，国王从未绕过他直接与罗马打交道。如今，在关乎王朝存续的最重大事务上，亨利选择了背着自己的首席大臣行动。这说明亨利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沃尔西的教宗特使身份使他在离婚案中不可能完全站在英格兰国王的立场上。亨利需要一个人绕开沃尔西的监管，直接与教宗沟通。而这个被派往罗马的书记官，只是一个开始。此后，亨利将越来越多地依赖博林家族及其盟友，而沃尔西在决策核心中的位置将日益边缘化。
8、从1527年起，亨利在推动离婚案的同时，着手进行一项系统性的学术工程。他雇用了一批学者和神学家，搜集古今所有关于婚姻禁忌的判例和教令，将支持他立场的论据汇集成册。亨利称这部论据集为“我们的书”。书中不仅摘录了《肋未纪》中禁止娶兄弟之妻的经文，还收集了多位教父和经院神学家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在亨利的计划中，这部书将被印刷出版，分发到欧洲各大学的神学院，争取学术界的支持。亨利采取这一策略，是因为他深知仅凭国王的个人意愿不足以推翻教宗此前颁发的婚姻特许状，他必须在神学层面证明那份特许状本身是无效的。这份工作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折射出亨利性格中严谨甚至执拗的一面。他不是在被动等待裁决，而是主动构建一个不可辩驳的论证体系。这种将法律和学术手段用于个人目的的举动，既体现了文艺复兴君主的博学风范，也暴露了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酷决心。当这部论据集最终完成时，亨利已经不是在请求教宗裁决，而是在通知教宗一个他早已确定的结论。
9、在泰腾汉各尔聚会期间写下那段关于教廷命运的文字时，沃尔西实际上已经预见到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到来。他写道，如果教宗不顺从国王的意愿，“罗马教廷的尊严将被粉碎，评价将一落千丈，变得一文不值”。这句话的准确程度令人惊异。在随后的几年中，亨利八世正是通过议会立法，一步步剥夺了罗马教廷在英格兰的司法权、征税权和人事任免权，最终自封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沃尔西之所以能做出如此精准的预言，并非因为他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亨利八世。他知道这位君主一旦下定决心，便不会容忍任何阻碍，哪怕是来自圣彼得的宝座。然而，沃尔西预见到了结局，却无法阻止它的发生。他的全部权力建立在国王的信任之上，当国王的需要与教宗的法统发生冲突时，他要么背叛国王，要么背叛教会。他选择了拖延，希望时间能创造奇迹——比如凯瑟琳同意隐退，或安妮失宠，或教宗奇迹般地获得自由。但这些奇迹都没有发生。沃尔西在绝望中看着自己预言的那一幕上演，而他自己正是这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
10、在被国王冷落、被沃尔西监视的日子里，阿拉贡的凯瑟琳并非被动忍受。她利用自己西班牙公主的身份，通过西班牙驻英格兰大使的渠道，与侄子查理五世保持着秘密联系。沃尔西和亨利在她的侍从中安插了耳目，查阅她的信件，甚至在她与查理的代表会面时坚持不肯离场。但凯瑟琳仍然设法将消息传出英格兰。当查理五世的军队在1527年5月洗劫罗马、将教宗囚禁于圣天使城堡时，凯瑟琳的命运便与大欧洲的政治格局紧密绑在了一起。查理五世得知姨母的婚姻受到威胁后，向教宗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不得做出任何不利于凯瑟琳的裁决。这是亨利离婚案从家庭纠纷演变为国际政治事件的关键转折点。凯瑟琳的坚韧与谋略，使她在道义上占据了优势：她是一位被丈夫无故抛弃的忠贞妻子，是西班牙公主，是查理五世的亲姨母。当亨利在宫廷中逼迫她承认婚姻无效时，她哭着发誓自己与阿瑟王子从未圆房，并于此后拒绝在任何妥协方案上签字。她的抵抗，让亨利精心设计的法律程序陷入了漫长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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