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旅居南京一段时间，遍访风景名胜与名人故居，成为我的一大乐趣。近日，走进四条巷77号，修缮一新的李公祠朱柱黛瓦，雕梁画栋，照壁高七米，成为南京现存祠堂照壁中尺寸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这是纪念谁的地方？答案是李鸿章。但见参观者进进出出，有拍照打卡的年轻人，也有扶杖细读的老人。站在享殿正中，仰头望着那八根大红柱和镏金菩萨雕塑时，一个问题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挥之不去：李鸿章有何德何能，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配享如此规格的纪念？
这座祠堂始建于1901年，是慈禧太后下令敕建的十处专祠之一。晚清腐败政府纪念李鸿章可以理解，毕竟李鸿章是为这个政权服务的，不管他办过多少害国害民的缺德事，他都是于清政府有功的。但李鸿章这个人，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看，可不能算是“有功之臣”。相反，他是一个可以与蔡京、秦桧、严嵩这些大奸臣并肩而坐的人物。我的看法，修他的祠堂如果是为了“保护文物”，应设跪像，李公祠改为李贼祠才对。
李鸿章的“功”是经不起细看的。他作为晚清首辅办了三件大事，一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二是操办洋务，三是筹建北洋水师并与日本作战，但没有一样是成功的。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为腐朽的清王朝续命，其经营和领导的淮军攻破天京后大规模屠城，李鸿章的顶戴花翎沾满了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洋务运动，他确实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了近代化先河，但那些企业“由封建官僚掌权，机构庞大，经营不善”，且“从未向外国侵略者发射过一枪一炮，屠杀的尽是中国人民”；北洋水师，他倾注心血，号称亚洲第一，结果甲午一战全军覆没，丁汝昌自杀殉国，邓世昌撞船殉国，李鸿章在战后代表清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就是经他的手割让出去的。
若论李鸿章之“过”，他的“过”是怎么洗都洗不白的。从签署《中法新约》到《马关条约》，从《中俄密约》到《辛丑条约》，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页，签字栏里都有“李鸿章”的大名。有人辩解说“他是替慈禧背锅，本人做不了主”。这话只对了一半。签约确实要朝廷点头，但列强为什么每次都点名要他？因为他的表现一贯“符合列强的利益要求”，他的脊梁向来是软的。更令人痛恨的是，李鸿章竟借签约发国难财，据史料记载，李鸿章签署《中俄密约》时，曾收受沙俄方面巨额贿赂，俄国外交部官员在回忆录中直言“在东方，良心有它的价钱”。民间讥讽“宰相合肥天下瘦”，并非空穴来风。梁启超估算其家产逾千万两，容闳称其私产达四千万两，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李鸿章绝对不是清官，他是历史上可与和珅比肩的大贪官之一。
把“李公祠”升格为省级文保单位，保存的是建筑，不是历史评价。但这个地方叫“李公祠”太尊敬他了，他何德何能可称“李公”，叫李奸祠或李贼祠都更贴切。修缮团队在技术上做得很好，“新旧可读、原真可辨”，甚至刻意用现代材料复建缺损部分，让参观者一眼分辨真假文物。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历史建筑应该被保护，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但李鸿章这个人，是不值得被歌颂的。
我是不认可李鸿章这个人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远大于他办洋务的那点“贡献”。他曾亲手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把东北的铁路权卖给沙俄，把几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压在中国百姓头上。这样一个人，怎么配叫“李公”？我的建议，“李公祠”不必拆，但名字必须改，应该把历史真相写清楚：这里纪念的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在民族危亡时刻，选择了保全自己而非国家的人。并且我认为：如果给他设一个“跪像”并把名字改为“李贼祠”，应该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来看看这个地方，顺便打他的跪像几个耳光，以泄心中的怨气，如西湖边上秦桧四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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