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3年春,京城城墙外还笼着薄雾,钟鼓一响,考生鱼贯而入贡院。门口执事传来低低的催促声,“快些进场”,匆匆脚步踏破石阶的清冷。那一年,康熙十二年,来自江西的举人韩菼就坐在东号房里,准备书写随后名列第一的卷子。许多故事,便从这天清晨起笔。

会试三场:先四书制义兼五言八韵,次五经制义,末场策问五道。表面看似并重,实则重心全压在第一场。一篇八股文写得精到,胜过后两场多答十篇策问。考官们摊开卷子,往往只看首篇,不必等到第三场,名次已大体有数。韩菼之所以能一鸣惊人,靠的正是那篇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为中心的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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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八股?先得说它的“股”字。古人论事,喜分层立骨。八段格局,层层嵌套,好比严整的榫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节一气呵成。句子要对仗,语气须仿古,连字数都得暗暗合乎声律。稍有错漏,满卷皆废。以今人眼光观之,这是写作比赛;在当时却是攸关家国命运的选官关口。

康熙朝的考题出自《论语》,短短十三字,却像一把锁:“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意思并不难,难在八段文章要写出新意,还要滴水不漏地扣题。韩菼下笔先用“圣人行藏之宜”作破题,提醒考官:此处谈的是“进与退”的大道而非市井权谋;继而承题,说到颜渊“几于圣”,故能得孔子倾心告诫。短短几十字,一口气点出论点,也亮出自己的学养。考官看至此,往往已经停笔标号。传说那天的主考拿到卷子时喃喃自语:“字甚整,意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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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起讲与入手,是八股文的显功夫。韩菼先罗列“毕生阅历”“独处无与言”诸情状,宛如提纲,又似铺陈,把“行”“藏”放到人生困顿与自励的对比里。随后起股、中股两段,他抛出设问:“用耶?舍耶?行耶?藏耶?”连珠之辞,读来如铎声击石,荡气回肠。再用“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两句典故,暗合《易经》“需”“蹇”二卦,文气顿生波澜。后三股则宕开一笔:“惟我与尔”四字,被他巧妙反复,既点明圣人对弟子颜渊的知遇,也映照自己与座师的默契。至束股一句“亦怡然得、默然解”,戛然而止,把“言尽而意有余”的古典风味推到极致。

能不能看懂?实话说,连当年的御史阅后也只觉“文采斐然”,至于义理深浅,仁者见仁。古文旧语,层层回环,若无汲古工夫,纵然满腹经纶,也常被绕得晕头转向。更何况八股 writer 常借用典故、谐音、倒装,一句出错,整篇皆废,这才是“文字迷宫”的可怕之处。

然而,这种被骂作“文字枷锁”的格局,为何能红火五个多世纪?原因并不神秘。对皇权而言,八股是稳妥筛子。所有题目出自圣贤经典,所有格式按部就班,考生在格子里移动,却不敢逾矩半步。这种约束在政治上极其安全,不会有人借考卷鼓动异端,也不会有人泄漏时政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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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阅卷。八段有定程,评卷官只消盯住破题是否切题、声韵是否谐和、对仗是否平 偏,再衡量辞采气韵,心里立刻有方寸。甲乙丙等,顿可画线分隔。比起主观作文,八股的确减少了“情面分”与“眼缘分”。对千里赴京的寒门书生成说,这点“讲理”比什么都重要。因而即便怨声载道,地方仍难说服中央轻易废除。

不过,公平并非万能。朝考过后,许多新科进士奔赴外任,发现自己连乡间祠堂的租税局面都理不清。钱粮、户籍、讼牍、文移,个个陌生。地方父老质疑:“以对仗句治县政?怕不行吧。”事实证明,适应期漫长,有人干脆寄情诗酒,营建园林,庶务交给胥吏。百姓看在眼里,偶有非议,也只能无奈。

到了清末,列强逼关,洋务自强,八股的弊端彻底暴露。张之洞就写檄文痛斥:“坐一室之隅,凿八行之槛,安能救万里之危?”科举废除的序曲由此拉开——1905年,礼部奏准,800余年旧制寿终正寝。但在那之前,八股对人才选拔仍有隐秘贡献。严谨引据、迅疾成文的训练,让一部分学子日后转入经世致用的方向,推开报刊、外交、法制等新领域的大门。不少晚清新政倡导者,恰恰出自八股炉火纯青的进士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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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韩菼的那份考卷,可以看到两重影子:一边是古典修辞的巅峰技巧,一边是时代列车的刹车声。对热衷进场赶考的士子而言,它象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对渴望变革的人士而言,它又像一根拴住思维的缰绳。八段之内,乾坤自小;八段之外,正是翻滚的历史长河。

如今书读至此,康熙十二年的纸墨犹带墨香,仿佛窗外春寒未消。考官已经登坐,考生们纷纷泼墨落笔。一场与命运缠斗的文字角力,就在几百字的格律中酝酿。能看懂也好,看不懂也罢,那些或拗口或精妙的章句,都曾决定过无数人的一生。八股如今只剩纸上风声,可它在当年,的确是锦绣与枷锁并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