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刘邦就国南郑时“烧绝栈道”考辨|刘邦|南郑|张良|栈道|汉中|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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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汉之际汉王刘邦就国南郑时“烧绝栈道”之处及其行为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史记》的记载考查，刘邦经行子午道，《留侯世家》中的“褒中”为“中”之讹，而《汉书》的失误导致出现张良、刘邦“相送”的矛盾和经行褒斜道的错误观点。“烧绝栈道”发生在子午道并由汉王君臣实施，其他种种说法皆不可信。汉初褒斜道已壅塞四十年，刘邦无缘由此经过，亦毋须破坏此道。

关键词：秦汉之际；汉王刘邦；褒中；蚀中；子午道；褒斜道

公元前206年（史家以其为“汉之元年”）四月，以巴、蜀、汉中为封地的汉王刘邦离开关中，穿越秦岭谷道前往王都南郑（今陕西汉中），行进途中，“烧绝栈道”，以图自固。进入南郑之道路和“烧绝栈道”之史实，原本属于刘邦“王汉中”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枝节问题，但因典籍记载有差异和纰漏，后世取材的偏好和角度不同，且对地理实际的熟悉程度及相应判断有异，出现了许多争议，有必要进行辨析。

一

《史记》中“烧绝栈道”发生于子午道

关于刘邦就国南郑之路线及“烧绝栈道”之史事，司马迁在《史记》的《高祖本纪》和《留侯世家》中都有记载。卷八《高祖本纪》曰：

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蝕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

卷五五《留侯世家》曰：

汉王之国，（张）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对照《高祖本纪》和《留侯世家》，司马迁关于“烧绝栈道”的记载反映了以下史实：其一，汉王率将士自杜县（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之南的蝕中往南郑就国；其二，张良送汉王至此道途中的褒中（为中之误，见下）即返韩，离开前劝汉王烧绝栈道；其三，张良离开后，汉王继续前行，并烧毁所过栈道。

汉王往南郑所行之“蝕”，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引三国时如淳之说释为“入汉中道川谷名”。南宋程大昌《雍录》进一步考证：“以地望求之，关中南面皆碍南山，不可直达，其有微径可达汉中者，惟子午关，子午关在长安正南，其次向西则有骆谷关，······此之蝕中，若非骆谷，即是子午也。”东汉桓帝时镌刻于褒斜道石门隧洞的《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通称《石门颂》）摩崖文中，有“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语，说明刘邦由被后世称为子午道的谷道到汉中，程氏的考证与此吻合。由于骆谷在长安西南二百里外，骆谷道因子午道“途道涩难”于东汉时方出现，而其“大规模开辟利用或曰用于军事行动在三国时期”，后世学者多以汉王沿子午道行进而非骆谷道或其他道路。

汉王行子午道也符合地理实际。一则自关中穿越秦岭到达汉中的几条谷道中，子午道北口距当时刘邦的宿营地最近，刘邦自此入山，有利于很快摆脱项羽乃至其他诸侯王的威胁；二则当时的南郑属于治所设于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北）的汉中郡所辖，此前刘邦已遣将军郦商“攻旬关，定汉中”，大军行子午道，便于郦商接应。近人郭嵩焘《史记札记》、毛凤枝《南山谷口考》等著述和当今严耕望、高景明、林剑鸣、李启良等学者，皆持刘邦、张良行子午道观点。

汉王既行子午道就国，则张良送汉王并劝其“烧绝栈道”也只会发生在子午道上，因为《高祖本纪》中明确记载张良劝刘邦“烧绝栈道”之时序在“至南郑”之前。对所烧之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直）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又南径蓰阁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临深渊。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山南西道一》亦曰：“所绝栈道，在（汉中）郡东。”直水今名池河，发源于秦岭南坡宁陕县腰竹岭，向西南流至石泉县境内注入汉水，与子午道方位和走势一致。《水经注》和《太平寰宇记》都将“烧绝栈道”之处指向子午道。前举严耕望、高景明等学者和《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王开主编）等著作，亦以刘邦、张良烧毁子午谷栈道。至于《留侯世家》中“行烧绝栈道”语，是如唐人颜师古所注，“行”作“行走”解，由刘邦的部伍“且行且烧，所过之处皆烧之也”，抑或如台湾专家王叔岷所论“行犹因也”，即“因”张良之说而刘邦的部伍“烧绝栈道”，于史实均无大碍。

这里只有一点疑问，就是《留侯世家》中有“张良送至褒中”语，因为褒中不在子午道上。对此，学界一般认为，这里的“褒中”系讹文，因为“褒中”作为县，按照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的记载，始置于汉昭帝元凤六年（前75），在司马迁时代还未出现。虽然不能说未置褒中县就绝对没有褒中这个地名，但一部《史记》，“褒中”只在一处出现，却又与历史背景和相关记载冲突，其错讹应属可能。至于“褒中”因何而讹，其原文为何，田静等著文认为：“可能是‘蚀中’之误”，亦能讲通；而辛德勇认为“褒中”“蚀中”皆讹。辛德勇以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中“王劭按：（蝕）《说文》作’，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音力也”为线索，考证“蝕中”乃“中”之讹，因蝕本字与“”字字形相似致误；“”“褒”在《集韵》中同部，读音相近，故“中”又讹为“褒中”。这个考证可信。也就是说，《高祖本纪》中的“蝕中”和《留侯世家》中的“褒中”皆为“中”之讹。“中”是因地名而成为道路名，如另一条古道“故道”也如此命名。至于中的地望，大抵即在近年学界考证的今陕西石泉县池河镇池河东岸谭家湾。

二

褒斜道之说源于《汉书》之失

作为断代西汉史，班固的《汉书》对汉王刘邦就国路线及“烧绝栈道”亦有记载。《汉书》中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历史资料大多沿用《史记》而又有增删损益，而《汉书》对《史记》相关记载的改动，使刘邦就国路线及“烧绝栈道”变得扑朔迷离。

《汉书》卷一《高帝纪上》曰：

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因说汉王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亦示项羽无东意。汉王既至南郑······

卷四○《张陈王周传》（《张良传》）曰：

汉王之国，（张）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与《史记》对照，《汉书》虽然只做了稍许文字改动，却意思大谬，造成混乱。首先，《史记·留侯世家》只有“张良送（汉王）至褒中”之说，而《汉书》中除有“良送（汉王）至褒中”（《张良传》）说，还有“汉王送（张良）至褒中”（《高帝纪》）说，二者形成矛盾。其次，《高帝纪》和《张良传》中两处均言及“褒中”，把本属讹误的地名坐实。《汉书》面世时，褒中县已设置数十年，《汉书·地理志》中，汉中郡褒中县赫然在目。后世不察，遂认为汉王、张良均经过褒中。其三，“从杜南入蚀中”，方位在南郑东北，“褒中”在南郑西北，东、西地名的交织，为后世恣意想象、假设刘邦入南郑路线、张良送刘邦过程、烧绝栈道的事件提供了“依据”。也许有人会说，《汉书》成书于后，抑或其所载比《史记》更准确。实则不然。考查刘邦“王汉中”前后的史事，《汉书》不单对刘邦就国所行道路记载有误，对事件发生月份、“决策东向”出处的记述，也有含混和错误之处，这些都是古人所谓“班踵马体，则才似逊”“班固才识不如司马迁远甚”的体现。

褒中县自西汉中期设置后，除南朝刘宋时短期被废外，两千多年来，一直以褒中、苞中、褒内、褒城等县名存在，直至1958年。稳定的行政设置，使“褒中”之名具有了高度认知，《史记》中的“褒中”之讹，《汉书》对“褒中”的误记，长期被忽视，进而出现了刘邦、张良行经褒中，甚至烧绝栈道发生在褒斜道等纷乱之说。唐代是将这些错误推向极致的时代。先是，魏王李泰《括地志》曰：“褒谷在梁州褒城县北五十里南中山”，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此以注“褒中”；颜师古在《注汉书》中，除申明“（褒中）即今梁州之褒县也”后，并进一步解释：“旧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尔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则谓：“褒斜道，一名石牛道，张良令汉王烧绝栈道，示无还心，即此道也。”宋人不像唐人那样“一边倒”，虽《蜀鉴》《舆地纪胜》部分沿袭了唐人的说法，但《太平寰宇记》《雍录》却主子午道说。明清时，道路交通状况改善，各条蜀道路线基本定型，许多学者官吏得以穿越秦岭，考察巴蜀。他们发现了唐宋典籍记载与实际地理环境的一些冲突，于是提出了新的观点，但由于“褒中”错讹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些新观点仍有纰漏，甚至造成新的混乱。

明正德时何景明在其蜀道“四道三谷”说中，称“今连云栈道，汉王至南郑由之”，实际上仍以汉王行经褒中，并将唐宋时方兴起的连云栈道凤州段也误入刘邦的行进路线。稍后的王士性《广志绎》和清代王士禛《蜀道驿程记》、陶澍《蜀輶日记》延续了何氏的错误。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在“子午道”条下明确记述：“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盖即此。”但困于“褒中”之名，在“褒斜道”条下又曰“汉王就封南郑，张良送至褒中”、“张良送高祖至褒中，说之以烧绝栈道”云云，形成自相矛盾。清代以降的府、县志和当今一些学人的研究，受《史记》错讹的影响，特别是困惑于《汉书》及唐宋以来地理典籍中正确、错误论述的交织，或为“省事”，或为使桑梓生色，或为“替”《汉书》周全，置基本的历史背景和地情人事于不顾，削足适履，以期“蚀中”“褒中”两全，从而出现了许多脱离实际、照顾字面之说。

三

种种歧见皆不符合史实

在刘邦沿子午道行进之外，为给本属矛盾的“蚀中”与“褒中”，“张良送汉王”与“汉王送张良”以“合理"解释，为论述“烧绝栈道”，出现了几种观点。但考之以史实和地理实际，这类观点都有待商榷。

或曰刘邦自褒斜道至南郑。如果不察关中、汉中间山势地理，持这一观点最“轻松”，因为“蚀中”的地望模糊或有异议，而“褒中”赫然在目，就位于褒斜道上。张大可、徐日辉《张良萧何韩信评传》即以刘邦自褒斜道至南郑，且场景描写生动，但却非史家笔法。郭清华《浅谈褒斜栈道在历代战争中的运用》，抛开蚀中地望不谈，只说：“谋士张良劝刘邦‘烧绝’了所过的褒斜栈道。”而黄盛璋《褒斜道与石门石刻》则采毫无依据的“蚀中当是褒中传抄笔误”说，推测“《高祖本纪》文有脱讹，应以《留侯世家》为正”，即刘邦以取道褒斜入汉中。黄文的推测没有依据，“褒中”之有无尚存疑问，岂可臆断其讹为“蚀中”！且史籍既言“由杜南入”，而褒斜之北口远在“杜南”以西数百里，如何进“入”！晏波《再论刘邦赴汉中道路》曰：“刘邦和诸侯在戏下罢兵后，正月从杜南出发，沿秦岭北坡向西，经褒斜道过褒中入汉中。"此说最早见于清贺仲瑊《留坝厅志》，属曲解历史、曲解史料。明明是“兵罢戏下”“从杜南入蚀中”，岂能理解为“在戏下罢兵后”，又“从杜南出发”；且塞王司马欣、雍王章邯岂能放心，被逼于山南一隅的刘邦又岂敢自东而西穿越关中平原。至于晏文将三国时魏延“子午谷之谋”中“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解释为“从褒中出兵后，越秦岭向东，走子午谷北面”，亦属于误读史料，当然也不能作为自己观点的辅证。显然，自褒斜道至南郑之说与史实相悖。

或曰刘邦自子午道入而由褒斜道出至南郑。台湾大学教授刘德汉在2007年汉中“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发言时即如是说，但他没有进一步阐述。籍大阳《刘邦赴汉中所行的道路》曰：从子午道向西南经过洋县龙亭山附近后沿秦岭南坡向西南就取道褒中到了南郑。熟悉汉中地理交通者都明白，从子午道到南郑，根本没必要也不可能这样舍近求远，迂回前进。此说只是为了将“子午道”“褒中”都拉进刘邦行进路线的牵强之论。

或曰张良先自子午道送汉王到南郑，汉王再送张良到褒中由褒斜道返韩，子午道、褒斜道皆被烧毁。清光朝魁《褒城县志》即倡其说。林初乾《汉王就封南郑所过栈道考辨》曰：“烧绝所过的栈道，一条是汉王从杜南穿越秦岭所走过的蚀中（子午）道，另一条则是张良即将北走归韩所走的褒斜道。”这些论述看起来圆满，也解决了“蚀中”“褒中”矛盾的问题，但错误更明显。因为无论是《史记》讹误之文“（张）良送（汉王）至褒中”，抑或《汉书》谬误之说“汉王送（张良）至褒中”，系时均在汉王至南郑之前，前文转录的《史》《汉》文字中十分明确。也就是说，司马迁、班固都认为“褒中之事”发生在“汉王既至南郑”之前，既如此，哪有可能“汉王送（张良）至褒中”。所以，刘邦不可能送张良到褒中，张良也未经褒斜道返韩。诚如杨树达先生所论：“《张良传》云：‘臣为汉王送沛公。’今云汉王送良，情事地理皆不合。"至于有人认为：“汉王将之国，张良将归韩，彼此互送，至褒中而别。······正见君臣情义之笃”，属于讲故事，而非辨史实。马强认为：“烧断栈道实际上在赴汉中途中即已进行。······‘杜南入蚀中’是连接子午道的路线，则这次烧毁断绝的自然是子午栈道。······到汉中后，又根据张良建议，烧毁褒斜栈道。”“根据张良建议烧毁褒斜栈道”之事有可能发生，但似乎当时没有发生（见后文）。或曰张良返回时烧绝了褒斜道。李子勤先生亦持汉王由子午道至南郑、张良自褒斜道返韩说，但他认为子午道未被烧毁，“褒斜栈道被烧毁倒是实有其事的，这是刘邦到汉中后采纳张良的建议，并委托张良来执行的。······既然张良和刘邦分别的地点是褒中，也就是褒斜道的南口，那以刘邦委托张良烧毁的栈道自然只能是褒斜道无疑了。”李先生同样被“褒中”所惑，不得不对张良和刘邦的分别地点做出并不符合史实的解释。明明是张良劝刘邦烧绝“所过”栈道，岂能变成刘邦委托张良烧毁栈道。其实，像烧绝栈道这样的破坏行为，在当时付诸实施难度很大，不可能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来完成。

出现上述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一则因《史记》过于简约、《汉书》又误记，二则因秦岭山势险峻，道路复杂，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很难亲履考察，但今人只要身临其地，且不被典籍讹误所惑，不难得出正确结论。

四

秦末汉初“至蜀自故道”，褒斜道毋须烧绝

刘邦经子午道就国南郑，经故道出定三秦，那么，作为跨越秦岭的交通干线褒斜道在秦末汉初情况如何，为什么未被刘邦大军利用呢？因为此时褒斜道壅塞，无法通行。

褒斜谷道形成时代很早，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已成为通衢大道，在范雎相秦的秦昭王时期又被开凿为栈道，它长期是秦、蜀争战和两地商品交换的通道，也是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的道路。但是，从秦王政以降四十年，却未见对这条道路予以维修。两千多年前秦岭山间的道路，特别是栈道，如不经常修葺，不但不能保证畅通，而且很快会壅塞。而据史籍记载，秦王政时期，气候恶劣，秦地还发生两次地震，对道路的破坏严重；至于始皇帝营造阿房宫，因褒中之山以出产大木而著名，遂于此取材，以致“蜀山兀，阿房出”，更会对随后褒谷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加之褒斜道有“褒斜綰毂其口”、七盘路逶迤之艰，有褒水“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之险，到秦汉之际，已经壅塞日久，不可通行。

汉武帝时期一次朝议，颇能说明汉初褒斜道的状况：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使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近便，而水湍石，不可漕。

此议发生在武帝元狩三年至元鼎二年（前120—前115）之间，距刘邦到南郑100年稍多。“抵蜀从故道”，说明自长安经故道到汉中历时已久，而这一时期只能是自秦王政之初（前246年）至汉武帝元狩年间的大约140年，因为再往前追溯，褒斜道、故道皆能同行，并非只能行故道。就在秦孝公、昭襄王治理咸阳期间（约前361—前251年之间），巴蜀、关中之间仍然通过褒斜道频繁地进行商品交换。之所以后来出现“抵蜀从故道”现象，显然因为褒斜道在此之后长期壅塞而子午道又在汉初被焚毁。由于褒斜道长期失修，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所以才有“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之举，且惊叹“道果近便”。因此，刘邦驻南郑，毋须烧毁褒斜道，因为其本身处于废弃状态。亦正因为如此，刘邦出三秦时未与褒斜道发生关系。同时，也为元人想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