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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羁押（批捕）：传统、演进与现代化改造

摘要

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非刑罚剥夺人身自由措施，未决羁押始终处于国家追诉权的高效行使与公民基本人权保障的冲突前沿。从历史维度看，未决羁押经历了从“坐以待审”的肉体控制向“诉讼保障”的功能复位。从宪制层面审视，未决羁押决定权的归属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法治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台湾地区“释字第392号解释”对检察官羁押权违宪的宣告，以及法国设立独立“自由与羁押法官（JLD）”的改革历程，共同揭示了“未决羁押权回归法院”这一国际法治共识。步入21世纪，伴随国际人权公约的深化与数字技术的勃兴，未决羁押制度正迎来一场以“非羁押替代措施多元化”、“社会危险性算法评估”以及“司法审查实质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改造。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法的视野，系统梳理未决羁押制度的历史脉络、权力配置与全球经验，并结合中国“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实践，探讨现代刑事诉讼中未决羁押强制措施的理性回归与制度重塑。

关键词：未决羁押；司法审查原则；释字第392号；自由与羁押法官；少捕慎诉慎押；现代化改造

引言：未决羁押的宪法学与诉讼法学悖论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建构中，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被奉为刑事司法的黄金法则与宪法级人权保障。其基本内核在于：任何人在经法庭公开审判并确凿证实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均应被推定为无罪之人。然而，作为审前程序核心组件的未决羁押（Pretrial Detention / Remand Detention）制度，却在客观上造成了“未经审判即剥夺基本自由”的既定事实。

这种法理上的天然悖论，决定了未决羁押强制措施自诞生之日起，就必须在两项至关重要的公共价值之间寻求极其脆弱的平衡：

追诉犯罪的高效性（Crime Control：确保被告人到庭受审、防止串供、毁灭证据、甚至阻止其继续实施社会危害行为，维护公共安全。
人权保障的绝对性（Due Process：防止国家机器滥用强制力，保护未决嫌疑人的身体自由权、辩护权以及人格尊严，避免“以押代侦、以押代罚”。

审视这一制度，不仅需要追溯其历史演进的年轮，更需要横向剖析不同法系在权力配置与权利救济上的智慧。本文将从历史、权力归属、全球谱系、中国本土实践及未来技术赋能等维度，系统性地对未决羁押制度进行解构与重塑。

一、历史传统：未决羁押制度的起源与早期范式

未决羁押的历史，是一部从“野蛮肉体控制”走向“理性诉讼保障”的进化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法律文化中，未决羁押承担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与法律功能。

（一）古代与中世纪：作为惩罚工具与“证据逼取”手段的禁锢

在早期纠问式诉讼（Inquisitorial System）盛行的中世纪欧洲，未决羁押并非纯粹的诉讼保障措施，而是兼具惩罚、威吓与逼供功能的综合体。

罗马法时期的纠问萌芽：罗马法早期实行控诉制，未决羁押并不普遍，被告人通常通过提供保证人来维持人身自由。但到了罗马帝国后期，随着皇帝权力的集中，纠问程序抬头，未决羁押开始成为国家公权力压制犯罪嫌疑人的直接手段。
中世纪的黑暗禁锢：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由于“法定证据制度”的确立，口供被誉为“证据之王”（Regina Probationum）。为了获取口供，未决羁押往往与酷刑（Torture）紧密相连。此时的羁押场所（如地牢、要塞）环境极其恶劣，未决羁押在实质上沦为一种先期施加的、不经审判的残酷刑罚，呈现出强烈的惩罚性与行政任意性。

（二）英国《人身保护法》与古典自由主义：司法审查的宪政曙光

与欧洲大陆的纠问传统不同，普通法系（Common Law）由于深受大宪章（Magna Carta, 1215）的影响，很早就确立了“非经依法审判，不得剥夺任何人自由”的原则。

大宪章第39条：“任何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这一传统在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中得到了程序法上的彻底巩固：

人身保护令状（Writ of Habeas Corpus：任何被监禁的人或其亲友，均可向高等法院申请发出令状。要求拘留机关在指定时间内将扣押之人带到法官面前，并说明拘留的法律依据。
里程碑意义：该法案第一次在制度上割断了行政权对人身自由的任意剥夺，确立了“未决羁押必须接受中立司法官员审查”这一现代法治的核心原则，成为全球未决羁押制度走向理性化的宪政起点。

二、权力配置的宪制审视：未决羁押决定权的“法院归属”之辩

在刑事诉讼结构中，谁有权决定剥夺一个尚未被定罪之人的自由？这是衡量未决羁押制度是否具备现代法治正当性的核心指针。长期以来，全球法治的发展轨迹表明，将未决羁押决定权交由行使追诉职能的检察机关，必然导致法理悖论与实践灾难；唯有将该权力收归中立的法院，方能彰显正当法律程序之本旨。

（一）控诉与裁判的解构：检察机关行使未决羁押权的法理悖论

从权力属性和诉讼心理学角度审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是追诉职能（Prosecution Function）。作为控方，其天然以搜集有罪证据、证实犯罪、提高诉讼效率为首要追求。

任何人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Nemo judex in causa sua：这一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Natural Justice）构成现代法治的基石。检察官作为控诉一方，本质上是诉讼中的“当事人”。如果允许追诉者自行决定是否羁押其对手（嫌疑人），无异于让运动员兼任裁判员。
职能错位与自我确证：检察官在决定是否羁押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侦查便利、破案压力以及追诉立场的干扰。此时，对社会危险性的评估往往让位于对获取口供、防止嫌疑人串供的实际需要。 Woodward 等学者指出，即使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内部监督职能，这种“左手监督右手”的内部行政化审批，亦无法产生真正的程序抗辩与中立隔离，极易导致“以押代侦”、“一押到底”。

（二）我国台湾地区“释字第392号解释”的里程碑意义与院检体制重塑

在海峡对岸，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曾长期赋予检察官直接签发“押票”（羁押令）的权力。这一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激烈的宪法争议，并最终催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

1.历史背景与违宪争议

在1995年之前，台湾地区沿袭旧制，认为检察官属于广义的“司法机关”成员，为了便利侦查、打击犯罪，可以自行决定对嫌疑人实施未决羁押。然而，司法实践中检察官滥用未决羁押权逼取口供、超期羁押的现象屡见不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人权保障的强烈质疑。

2.释字第392号解释的法理雷霆

1995年12月22日，司法院大法官做出“释字第392号解释”，明确宣告检察官拥有未决羁押权的规定违宪。该解释展现了极其严密的宪法学论证：

核心法理：台湾地区“宪法”第8条关于人身自由保障的条款中，所谓“法院”，在涉及审问、处罚及羁押等剥夺人民基本自由的重大处分时，必须且仅能指“有审判权之法官所构成之法院”。

大法官认为：

检察机关虽然在广义上属于刑事司法过程的一部分，但其本质职权在于“侦查”与“诉讼提起”（诉追），不具备“审判”的职能。
未决羁押属于对人身自由最深刻之侵害，其性质属于司法裁判行为。
“宪法”第8条第2项规定，逮捕机关至迟于24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问”，此处的移送，目的就是为了让中立的法官来裁决是否继续拘禁。检察官不是法官，因此无权截留嫌疑人并自行签发押票。

3.改革成效与历史回响

释字第392号解释给予立法机关两年期限进行修正。1997年，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完成大修，彻底剥夺了检察官的未决羁押决定权，确立了“检察官声请、法官裁定”的强制措施新体制。这一改革不仅带来了审前未决羁押率的断崖式下降，更重构了审前程序的控辩审大三角构造，成为华人社会刑事司法走向现代化的经典范例。

（三）国际范式的演进：法国“自由与羁押法官（JLD）”及乌特罗案的反思

在传统大陆法系职权主义（Inquisitorial System）的典型代表——法国，未决羁押权的演进同样经历了一条从“追诉主导”到“司法官分离制衡”的痛苦转型。

1.预审法官权力的恶性膨胀

法国刑事诉讼长期实行预审制度。传统的预审法官（Juge d'instruction）是一个独特的角色，他既负责搜集证据、调查案情（侦查职能），又握有决定是否将嫌疑人关进监狱的权力（未决羁押决定权）。这种“神明般”的权力组合，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视为法国刑事司法的特色，但也埋下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2. 2000年《无罪推定保护法》与JLD的设立

为了回应欧洲人权法院（ECHR）对法国审前未决羁押缺乏中立性的批评，法国于2000年6月15日通过了《关于加强保障无罪推定和被害人权利的法律》。

权力剥离：该法彻底废除了预审法官的先行未决羁押权，在法院内部新设了一个专门的司法官职位——自由与羁押法官（Juge des libertés et de la détention,简称JLD
机制运行：预审法官如果认为案件有未决羁押必要，只能向JLD提出声请。JLD必须召集检察官、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举行公开的、具有对抗性的对席辩论（Débat contradictoire，在听取双方意见后，独立作出是否未决羁押的裁决。

3. “乌特罗冤案”（Affaire d'Outreau）的血泪催化

2000年至2005年间轰动全法的“乌特罗恋童癖冤案”，给这一改革提供了震撼性的注脚。该案中，一名年轻的预审法官因陷入偏见，主导了一场针对十多名无辜村民的灾难性追诉。尽管当时已设立JLD，但由于制度惯性，JLD未能实质性地发挥制衡作用，盲目信任了预审法官和检察官的指控，导致10多名无辜公民被无端未决羁押长达数年，数个家庭家破人亡。

乌特罗案爆发后，法国司法界进行了沉痛反思，促使2004年和2007年连续颁布修正案：

进一步强化JLD的独立性与实质审查义务。
明确规定JLD在审查未决羁押时，必须严格贯彻比例原则，且整个听证过程必须录音录像。

法国的这一轨迹再次向世人昭示：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追诉职能与未决羁押决定职能必须实施物理上的分离与组织法上的隔离，任何将二者混同的尝试，都会对公民人身自由造成无可挽回的滥用。

三、全球谱系：当代主要法系的未决羁押控制模式

随着法治文明的交融，当今世界在未决羁押控制上虽然均坚守法院主导原则，但在具体的操作路径与控制逻辑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依然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制度风貌。

（一）英美法系：“保释为主、未决羁押为例外”与风险评估工具的反思

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核心逻辑是对抗制（Adversarial System）。在审前阶段，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法官作为中立裁判者，其核心任务是决定被告人在审前是否应当获得释放，形成了独特的保释（Bail）文化。

1.美国：从“金钱保释”到“风险评估”的阶级反思

美国的审前释放制度长期严重依赖保释金（Financial Bail）。被告人通过向法院交纳一定数额的押金或通过保释当铺（Bail Bondsman）购买担保来获得人身自由。

然而，传统的金钱保释遭遇了当代法理学的猛烈批判：它导致了“因贫困而受未决羁押”的社会不公——有钱的毒贩可以大摇大摆地保释出狱，而贫困的轻微盗窃犯却因为交不起几百美元的保释金而在看守所中长期关押。

为此，美国通过了《1984年联邦保释改革法》（Bail Reform Act of 1984），引入了预防性羁押（Preventive Detention）机制，并开启了当代去金钱化的改革转向：

释放推定：除非控方能证明被告人具有高度的“潜逃风险”（Risk of Flight）或“社会危险性”（Danger to the Community），否则法院应当允许其非羁押释放。
量化评估：现代美国广泛采用“审前安全评估工具”（PSA, Pretrial Safety Assessment），利用大数据算法分析被告人的犯罪史、出庭记录等，为法官提供客观的释放或未决羁押建议，逐步取代金钱保释。

2.英国：1976年《保释法》的法定权利推定

英国通过1976年《保释法》（Bail Act 1976）确立了“法定保释权利”。这意味着法官在审前聆讯中，必须推定被告人享有保释权，除非控方能够举证证明存在特定法定例外情形（如极有可能再次犯罪、危害证人、破坏司法公正等）。英国司法更倾向于设立限制性条件（如宵禁、定期到警局报到）来代替直接的物理未决羁押。

（二）大陆法系：严格法定理由、比例原则（Verhältnismäßigkeit）与定期复审

大陆法系国家强调国家追诉的主动性与职权主义，但其通过严密的职权划分与高位阶的宪法原则，对未决羁押施加了严苛的控制。

1.德国：层层递进的法定未决羁押理由

德国《刑事诉讼法》（StPO）第112条以下对未决羁押（Untersuchungshaft）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在德国，启动未决羁押必须满足三个层层递进的法定条件：

[重大犯罪嫌疑] ──> [法定未决羁押理由] ──> [比例原则裁量] ──> 签发未决羁押令(Haftbefehl)

(高概率有罪) (逃嫌/湮灭证据/重犯) (损害与案情相平衡)

重大犯罪嫌疑（Dringender Tatverdacht：有高概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
法定未决羁押理由（Haftgrund：仅限于逃跑嫌疑（Fluchtgefahr）、湮灭证据嫌疑（Verdunkelungsgefahr）或针对特定严重犯罪的重复犯罪危险（Wiederholungsgefahr）。
比例原则（Verhältnismäßigkeit：即使满足上述条件，如果未决羁押带来的损害与案件的重大程度以及预期的刑罚不成比例，亦不得实施未决羁押。这一原则包含三个子原则：合适性（Geeignetheit）、必要性（Erforderlichkeit）以及狭义比例原则（Angemessenheit，即手段与目的相称）。

2.定期自动复审机制

为了防止未决羁押无限期延长，大陆法系普遍建立了严格的审间司法复审机制。例如在德国，未决羁押超过3个月时，法院通常需要复审；而超过6个月时，必须由高等法院（OLG）进行特别的司法审查。控方如果不能证明案件由于极度复杂或由于客观障碍导致侦查延误，法院必须无条件释放被告人。

四、中国本土实践：从“捕押合一”到“少捕慎诉慎押”的时代跨越

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未决羁押制度，具有独特的本土制度变迁与政治经济学逻辑。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从传统高未决羁押率向现代轻罪治理转型的深刻变革。

（一）传统“捕押合一”体制对未决羁押造成的结构性负效应

在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传统构造中，未决羁押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强制措施类型，而是逮捕（Arrest）这一强制措施带来的必然法律后果。这种独特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表现为：

捕押一体化：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或决定逮捕后，被告人即被交付公安机关管理的看守所进行未决羁押。通常情况下，逮捕的期限直接等同于未决羁押的期限，这导致了“只要逮捕，就必然一押到底”的结构性惯性。
未决羁押率的历史高位：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取保候审适用条件在实践中受到严格控制，司法机关为了防止被告人脱管、串供，降低自身的办案风险，倾向于过度依赖逮捕和未决羁押手段，审前未决羁押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形成了“关久了就判多久”的异化现象。

（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的未决羁押缩减

面对轻罪案件（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已超过80%的犯罪结构历史性变化，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多部委推行了“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这一政策的推出，标志着中国刑事司法理念从“重刑期盼”向“人权保障与诉讼保障并重”的理性跨越。

政策对未决羁押的定位：能不捕的不捕，能不押的不押。将未决羁押限定为真正具有严重社会危险性、不未决羁押不足以防止危害诉讼或社会发生危险的少数犯罪嫌疑人。

（三）社会危险性条件实质化与未决羁押必要性动态审查

为了将“少捕慎诉慎押”从政策转化为可操作的司法程序，新时代的中国刑事诉讼引入了以下数项关键的现代化改造机制：

社会危险性的实质化举证与审查：刑事诉讼法第81条规定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当前改革明确要求，办案机关不能仅凭“涉嫌罪名严重”就推定具有社会危险性，必须对嫌疑人是否具体具有“企图自杀、逃跑”、“毁灭证据、串供”、“实施新犯罪”或“危害公共安全”等客观事实进行逐项举证。没有具体事实支撑的，检察机关一律不予批准逮捕。
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Detention Necessity Review）的全面激活：刑事诉讼法第95条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整个未决羁押阶段，随时对嫌疑人是否仍有必要继续未决羁押进行审查的权力。

现阶段，这一制度已发展为动态的、常态化的审查：

检察官、看守所、辩护律师均可提起审查。
重点考量嫌疑人是否达成了民事赔偿谅解、是否真诚悔罪、案件事实是否已基本查清、证据是否已固定。
一旦确认社会危险性降低或消失，应当及时建议办案机关将未决羁押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彻底打破了“一押到底”的宿命。

五、现代化改造与技术赋能：21世纪未决羁押制度的数字化转型与伦理边界

迈入21世纪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全方位的数字化变革。未决羁押制度的现代化改造，其最显著的技术特征便是：运用信息技术的“高敏度、全时空”监控，去消解物理高墙对未决犯肉体的粗暴禁锢。

（一）数字化虚拟监管：电子监控与中国本土的“非羁押码”

数字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打破了传统刑事诉讼中“要么关押在看守所（绝对控制），要么取保在外（相对失控）”的二元对立，开辟了第三条道路——数字化、虚拟化的社会化精准监管。

1.电子监控（Electronic Monitoring, EM）的国际经验

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和无线射频（RF）技术研发的电子脚镣（Electronic Anklet），已成为西方国家最普遍的非羁押替代手段。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在系统中设定“地理围栏”（Geo-fencing），限制被告人的活动范围（如禁止接近被害人住所、禁止在夜间离开特定区域）。一旦被告人违反边界或试图破坏设备，系统将自动向监管后台发出警报，实现全天候、实时的精准轨迹掌控。

2.中国本土的“非羁押码”创新

在“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中国多地检察机关与科技企业合作开发了基于智能手机端和物联网技术的“非羁押码”（或“数字非羁押”管理系统）。

[被监管人手机APP] ──(人脸/声纹验证)──> [云端管理后台] ──(自动触发)──> [异常行为预警]

│ ▲

└───────(实时GPS轨迹流)──────────────┘

该系统展现了极高的科技集成度：

多维身份锁：集成了人脸识别定期打卡、不定时随机传唤、声纹识别等多项防顶替技术。
动态轨迹栅栏：实时监测被告人的活动轨迹，超出特定行政区域（如跨市、跨省）会自动限制并向办案人员报警。
三色动态码管理：系统根据被告人的日常表现、是否按时打卡、是否配合传唤等行为特征，自动生成“绿、黄、红”三色动态管理码。
制度效能：这一数字化创新极大地缓解了基层办案人员由于担心被告人脱管、潜逃而“不敢取保、只能依赖物理未决羁押”的传统心理恐慌，用数字锁链替代了钢筋铁网。

（二）大数据预测与AI风险评估工具的伦理防线

人工智能（AI）的引入，使得对被告人“社会危险性”的预测从法官的主观经验走向了量化算法模型。然而，现代化改造必须保持对技术的审慎和批判，守护刑事诉讼的价值底线。

1.算法带来的效能飞跃与学术澄清

美国的PSA（Pretrial Safety Assessment）工具和COMPAS 系统，通过抓取嫌疑人的年龄、前科次数、过往出庭违约记录等数十个维度的历史数据，能够迅速输出一个嫌疑人涉嫌再次犯罪或潜逃的概率得分，协助法官做出更具客观性的审前释放裁决。

学术准确性提示：轰动全球的State v. Loomis (2016)案，虽然其核心争议聚焦于 COMPAS 系统在量刑（Sentencing）阶段的应用，但该案所确立的法理原则——即算法黑箱对正当法律程序的挑战、算法可能造成的系统性偏见，迅速成为了全球刑事司法评估未决羁押风险工具（如PSA）时必须遵循的宪制前案。

2.算法偏见（Algorithmic Bias）与伦理危机

研究表明，算法模型可能暗含深层的结构性偏见：

如果输入模型的历史训练数据中包含社会对特定族裔、贫困人口或特定社区的过度执法数据，AI就会将这些“不平等标签”内化为评估模型中的高风险因子。
这导致弱势群体群体在算法面前更容易被评为“高危险性”，从而在客观上通过“科学的外衣”加剧了社会阶层的过度未决羁押与司法不公。

3.现代化的伦理防线

因此，刑事比较法学界对AI在未决羁押领域的应用达成了以下共识：

算法辅助，人类决策：算法得分绝对不能直接作为签发未决羁押令的自动依据，最终裁决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法官手中。
算法黑箱的破解（Transparency：控辩双方必须对AI生成风险报告的底层逻辑和数据源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质证权
坚持个案正义：法官必须根据庭审听证中了解到的被告人具体、微观的现实表现，去修正甚至推翻冷冰冰的算法模型输出，防止司法裁判权被黑箱代码所篡夺。

结论：法治文明视野下未决羁押制度的理想图景

未决羁押强制措施的发展史，是人类法治文明演进的缩影。它从古代、中世纪野蛮时期的威权镇压与逼供工具，逐步蜕变为现代法治国家受到“司法审查原则”与“比例原则”双重钳制的正当诉讼程序。

通过比较法的横向解构与历史的纵向观察，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未决羁押制度现代化改造的必由之路：

权力配置的司法化：彻底告别追诉机关自行决定未决羁押的旧体制，将逮捕和未决羁押的终局裁决权完整归属于中立的法院。通过构建实质化的审前听证程序，让控辩双方在法官面前展开平等的对抗与理性的说理。
制度控制的比例化：严格限制法定未决羁押理由，将物理监禁真正还原为刑事诉讼中的Ultima Ratio（最后手段）。严禁“以罪名推定未决羁押”，实现捕后未决羁押必要性的常态化、动态化司法复审。
监管手段的智能化与人道化：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发展以电子监控、数字非羁押码为代表的虚拟化、社会化监管，最大限度地减少高墙监禁对未决犯社会关系的撕裂。同时，建立严密的算法伦理审查机制，捍卫人的尊严与个案正义。

未决羁押制度的重塑，本质上是一场在“秩序的安全需求”与“自由的人权防线”之间寻找精细平衡的漫长旅程。无论是西方世界对金钱保释阶级性的深刻反思，还是中国司法机关对“少捕慎诉慎押”以及数字非羁押科技的深度探索，都共同指向了一个终极的法治理想：让高墙内的未决羁押真正还原为万不得已的例外，让无罪推定的宪法光芒照亮刑事诉讼的每一个审前角落。

（全文完）

作者：

庄玉武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学，是⿊龙江⼴播电视台历任⼤庆、牡丹江、齐齐哈尔记者站站长，前著名调查记者，曾在⼴东盛唐律师事务所执业；曾是⿊龙江省海国龙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独⽴董事、微博法律频道嘉宾律师、哈尔滨市南岗区青联法律界别主任、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法律专家顾问。正在或者曾担任中食农业发展公司、外资丹富仕饲料公司、甘南县国税局、哈尔滨道外区征收服务中心、中国⼤地保险公司等法律顾问；曾为浙商资产公司、工大集团、工大后勤集团、深圳华控赛格公司、深圳时代装饰股份公司、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政府、哈尔滨市租车协会、深圳市福田区街道办等提供法律服务。

庄⽟武律师致力于为私权呐喊，并办理了大量重大热点案件、刑事无罪案件、征收补偿赔偿、撤销行政处罚等案件；执业领域为高端经济刑事犯罪辩护，征地拆迁及行政处罚案行政诉讼，重⼤商事诉讼等。部分案件有：齐齐哈尔王某涉嫌四起敲诈勒索全部无罪案、昆明马某涉嫌请托型诈骗罪无罪案、新疆杜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无罪案、农垦系统曲某某涉嫌贷款诈骗罪无罪案；深圳宝安区某厂房征收拆迁案、江西某公路数十家居民征收拆迁案、绥芬河某公司农民工保证金行政处罚违法被撤销案、深圳某上市公司违法建筑行政处罚违法被撤销案、黑龙江某地闲置土地处罚案等；深圳某上市公司4 亿元股权纠纷案、贵州某拟上市公司股权协议纠纷案等。除此之外，还代理过大量刑事案件减轻处罚、缓刑，或者刑事控告成功，或者行政拘留暂缓执行或减轻处罚等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