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直在整理一批1931年汉口水灾的历史影像。昨天把修复好的片子又看了一遍，心里头沉甸甸的。那些画面里，浑浊的江水漫过街道，人们在屋顶上求生的身影，看得人心里不是滋味。
这场水灾，如今知道细节的人不多了。但在当年，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夏天，老天爷像是发了疯。从六月底开始，长江中上游就没完没了地下雨。那雨下得邪乎，不是咱们平常见的淅淅沥沥，是瓢泼似的往下倒，一下就是几十天。有人统计过，汉口那个地方，7月份的降雨量是往年同期的两倍还多。你想想，天上下这么多水，地上哪还盛得下？
当时汉口的情况，用“危如累卵”四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到了7月底，长江水位已经高得吓人。7月28号，法租界和大智门火车站一带先成了泽国。老百姓开始慌了，但当时主事的人里头，偏偏有几个不信邪的，或者说是心存侥幸，觉得水未必能进得来。这种心理，在咱们面对大事的时候，最是要不得。它一冒头，准坏事。
果不其然，8月2号凌晨，要命的时刻来了。汉口后湖方向的单洞门铁路路基，因为泡水太久，轰隆一声就垮了。据说决口的地方起初并不大，但因为负责监工的和工人闹别扭，几块钱的宵夜费没谈拢，大家伙儿消极怠工，硬是看着那口子越撕越大，最后“轰然一声，水势倾注，骤若奔马”。
当时天还没亮，城里几十万人在睡梦里就被洪水给淹了。那种绝望，你没法想象。水不是慢慢涨上来的，是像一堵墙一样拍进来的。
这一下，汉口算是彻底完了。整个市区，除了地势最高的几处地方，全泡在了水里。最深处能有一丈多，浅的也有好几尺。那些平日里车水马龙的街道，像中山大道、江汉路，转眼间就成了河道，汽车漂在水里，人们划着小船在楼房间穿行。一个在武汉生活了八十多年的老人说，这场水比1870年那次还要大三尺。繁华的“东方芝加哥”，一夜间成了水乡泽国。
水灾里头，最见人心，也最见世态。
当时武汉警备司令叫夏斗寅，算是个大人物。水一来，这位将军没去指挥抢险，反倒信起了迷信。他听人说，1931年这场大水，是因为先前拆了汉江边上的龙王庙，龙王爷发怒了。为了消灾，这位夏司令居然亲自跑到龙王庙的旧址，摆上香案，冒着大雨，扑通一声跪在泥水里，冲着江面三跪九叩，嘴里还念念有词，求龙王爷大发慈悲。
你说这事儿荒唐不荒唐？可在那样的巨灾面前，人就显得特别渺小，什么主义、什么科学，都顶不上心里头那点求生的念想来得实在。
比夏斗寅跪龙王庙更荒唐的，是当时中日两方在汉口租界里的对比。同样是面对大水，日租界因为防范得力，水势一直堵在外头。而华人居住的市区，由于当局事先漠不关心，事后又手忙脚乱，一溃千里。当时有报纸就感叹，日租界的地势明明比华界还低，人家却偏偏能守住，这脸打得，啪啪响。
大水一来，社会秩序也跟着乱了套。开始是有人偷东西，趁着人家房子倒了，去捞浮财。后来就发展成公开的抢劫，甚至有人组了“匪船”在积水里打劫，闹得人心惶惶。汉口市商会本来组织了不少义渡船接送难民，结果军队一来，二话不说先扣下几条。你说这兵荒马乱的，谁说了算？枪杆子说了算。
这场水灾，还恰好赶上了一个要命的时间点——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那边嗷嗷叫着要动手，这边厢却借着“人道主义”的名义，派出医疗队、送来赈灾粮，假惺惺地表演“救灾恤邻”。日本天皇还捐了十万日元，在当时可是笔巨款。中国老百姓不傻，报纸上直接骂他们是“猫哭老鼠的假慈悲”。果然，9月18号那天，水还没退利索，沈阳那边的炮声就响了。
大水给汉口留下的，除了满目疮痍，还有沉痛的教训。洪水退后，国民政府总算明白过来，光靠求神拜佛没用。后来成立了湖北水灾善后委员会，开始正经修堤。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就是修筑环市防水堤，全堤高度要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5公分。当时修的这段堤，一直沿用到解放后。
还有一个让人心里暖一点的事儿。为了安置水灾里失去父母的孤儿，武汉商界的头面人物陈经畬、贺衡夫等人，在武昌胭脂山搭起席棚，收容了五百多个孩子。后来，又把这些孩子并入了慈善会孤儿院，改名叫“汉口孤儿院”。这个孤儿院一直办到1955年，前后养大了上千个孩子。咱们今天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歌颂谁，而是说，在任何巨大的灾难面前，只要人心里头那点善念没被洪水冲走，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
1931年汉口水灾，死了多少人，倒了多少房，现在说起来，就是些冷冰冰的数字。可你要是看那些老照片，看水面上漂着的木板，看屋顶上蹲着的灾民，看他们脸上那种欲哭无泪的神情，你就能明白，那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劫难。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一面镜子，照见过去，也照见咱们自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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