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腊月二十八，我刚生下闺女才第三天，月子里身子骨虚得像晒蔫的菜叶，躺在炕上连翻身都费劲。屋外北风呼呼地刮着，窗户纸被吹得"啪嗒啪嗒"响，屋里炉子烧得正旺，可我心里头却是拔凉拔凉的。
婆婆端着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碗推门进来，一股子腥味儿直冲鼻子。我探头一瞧，又是那黑乎乎的猪肝汤，上头还飘着几片姜，连葱花都懒得撒一把。
"小芳啊，趁热喝，下奶。"婆婆把碗往炕沿上一搁，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喉咙里直犯恶心。打小我就闻不得猪肝那股子味儿，结婚前就跟丈夫建国念叨过好几回。可这一个月子坐下来，婆婆顿顿不是猪肝汤就是猪腰子，再不就是那盐齁得发苦的老咸菜炖豆腐。我跟她说过，她"嗯"一声，第二天照样端上来。
"妈，我能不能喝点小米粥，卧个鸡蛋……"我小声地央求。
婆婆把脸一沉，那满是皱纹的脸像揉皱的旧报纸："你当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嫌我做的不好？我当年生你男人，月子里连个鸡蛋都没捞着吃，不也把他拉扯这么大？你们年轻人，事儿就是多！"
说完，她把门"砰"地一摔，留下我一个人对着那碗冒着白气的猪肝汤，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掉进汤里，咸的腥的，全混在一块儿。
建国在城里打工，半个月才回来一趟。我跟他诉苦，他叹口气说："妈那人就那样，你忍忍，出了月子就好了。"
可我心里那根刺，从那时候就扎下了。
整整一个月，我瘦了十二斤，奶水也少得可怜，闺女饿得直哭。出月子那天，我抱着孩子站在院子里，看着婆婆在灶台前忙活，心里头发了狠——这笔账，我记下了。
一晃二十八年过去了。
闺女考上大学那年，我们一家三口搬到了县城。建国跑长途挣了些钱，给我开了个小卖部，日子总算宽裕起来。婆婆呢，一个人留在乡下老屋，公公走得早，她身边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
去年开春，村里来电话，说婆婆中风了，半边身子不能动，得有人伺候。
电话是建国接的，他握着话筒，眼圈红了，回过头看我："小芳，你看……"
我手里正择着芹菜，那"咔嚓咔嚓"的声音突然停了。二十八年前那碗猪肝汤的腥味儿，"噌"地一下又涌上来，堵在喉咙口。
我没吭声，把芹菜根一扔，进了里屋。
那一宿我没睡着。建国在旁边翻来覆去，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屋里呛得人睁不开眼。后半夜，他突然说："小芳，妈她……当年是不懂事。她娘家穷，从小没人疼，嫁过来又赶上闹饥荒，她不是故意磋磨你……"
我背对着他，眼泪把枕巾洇湿了一大片。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烙了一摞葱花饼，装了两罐子自己腌的酱菜，跟建国说："走吧，回乡下。"
建国愣住了。
把婆婆接到县城那天，她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地凸出来，嘴歪着，看见我，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嘴里"啊啊"地说不出话，那只能动的手死死地抓着我的袖子。
我心里头那块石头，"咯噔"一下，松动了。
伺候中风的老人，比坐月子还磨人。喂饭得一勺一勺地吹凉，擦身得里里外外翻三遍，半夜还得起来两三回换尿垫。婆婆嘴歪，吃东西总往下淌，弄得前襟全是。
有天中午，我熬了小米粥，卧了个荷包蛋，一勺一勺喂她。她忽然不吃了，浑浊的眼睛盯着我，那只好手哆哆嗦嗦地比划着，嘴里"呜呜"地哭。
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她在跟我说对不起。
那一瞬间，二十八年的委屈，跟开了闸的水似的，全涌出来了。我扶着她的肩膀，娘儿俩抱头哭了一场。
街坊邻居都说我傻，说当年婆婆那么对我，如今她中风了，我把她送养老院，谁也说不出我一个不字。可我心里明白，人这辈子，有些气咽下去了，就化了；有些恨放下了，自己才能轻省。
婆婆走的那天，是去年腊月。她拉着我的手，眼神清亮得很，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好闺女"，就闭了眼。
我趴在她炕头上，哭得像个孩子。
办完丧事，建国搂着我说："小芳，谢谢你。"
我摇摇头，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心里头空落落的，又踏实得很。
什么报应不报应的，到头来，不过是一碗热汤，一句"对不起"，和一份放不下的良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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