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日，淮北阴冷的夜风卷着泥土钻入指挥部的门缝，油灯跳动，映出阙汉骞微微发白的鬓角。他正伏案校阅伤亡数字，眼圈熬得通红。忽然，值班军官推门而入，压低声音一句：“阙座，蒋科长明天就到。”短短几个字像一瓢冷水泼下，屋内所有人都沉默了。那位“科长”正是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也就是战车团的上校团长。与其说他是来支援，不如说是“带刀侍卫”，专盯谁打得慢、谁缩手缩脚。
一周前的11月24日，阙汉骞刚被调进第六兵团出任副司令。辽沈战役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定，东北55万大军化为云烟；现在，淮海战场又在燃烧。李延年、刘汝明两位兵团司令奉命沿津浦路北进，企图解黄维于双堆集之围，却被华野六纵牢牢钉在湖沟集、新桥一线。兵役折损、后路吃紧，已让这位黄埔四期出身的54军军长神经紧绷。谁料此时还要分心应付一个少壮“监军”，阙汉骞心里暗暗叫苦。
3日拂晓，蒋纬国抵达蚌埠。机轮尚未停稳，他已扶杖跳下，扯着嗓子问：“李总座，战车团归谁指挥？”场面尴尬，无人敢抢。刘峙犹豫半晌，微微侧身：“就配李延年兵团吧，让战车和54军、39军合作。”一句话把阙汉骞推上了火线，李延年苦笑，心中却明白——父子连心，小蒋一定要放在最前沿才算“表现”。随即战车团调入54军序列，目标：撕开湖沟集防线。
4日一早，雾散未尽，战车履带轧得泥浆飞溅。蒋纬国干脆亲自登上指挥车，握着话筒吼道：“坦克为矛，步兵随进！”火炮开道，装甲突击，一度冲破了华野六纵的前沿。可对面早把榆木楔子钉进土地，爆破筒、集束手榴弹往履带底下飞，坦克一旦栽进反坦克壕，就像被钉死的钢龟。短短半天，战车团损失六辆，前机枪手、装填手折在狙击点。蒋纬国第一次感到头皮发麻，看着熊熊燃起的稻草火墙，脱口道：“真是不要命啊！”
前沿溃不成军的54军198师一度被打退。傍晚，蚌埠指挥部内酒菜初摆，蒋纬国却接到汇报：一辆M3坦克被丢在龙王庙阵地，车组阵亡，已被共军拖走。几个灰头土脸的坦克兵叉腰叫苦：“长官，给咱做主！”小蒋杯子一摔，脸色铁青。
再回到54军军部，他一句“阙军座，龙王庙怎么回事？”把阙汉骞问得张口结舌。接着又是一串逼问：“师长是谁？战车协同训练他没学过？尸体就丢在那儿？”阙汉骞满头汗，只能赔着笑撑场面，嘴上连称“马上夺回”。等蒋纬国离开，阙汉骞狠捏电话听筒，命198师师长张纯“务必在天黑前把坦克拖回来，否则提头来见。”
当天夜里，198师顶着炮火扑进龙王庙，付出近六百人的代价，终于把那辆报废坦克拖回本阵。张纯两眼通红，浑身沾满泥浆和血迹，踉跄着向军长报告，声音沙哑：“坦克找回来了，人没了。”阙汉骞抬手拍了拍他肩膀，“歇一歇吧。”语气却难掩颓然。因为就在同一时间，华野各纵的火力已重新布防，前线仍旧纹丝不动。
接下来的几日，蒋纬国的战车团与54军肩并肩强攻。坦克在水网稻田里转不过身，履带陷进泥沼。战车必须沿少数堤埂前进，反而成了最好的靶子。阙汉骞在观察所冷眼旁观：每次小蒋跳下车亲自督战，炮声确实密集了，可前沿推进不过几百米，又被迫退回原线。日落时，战车一辆接一辆拖着冒烟的尾巴回来，工兵团忙着抢修履带，医护连担架成山。每一次失利，蒋纬国就召集临时检讨会，发火、骂人，弄得所有团长、营长噤若寒蝉。
有意思的是，李延年这位黄埔第一期的“老资格”，本应镇得住场，但在蒋介石之子面前也只得赔笑啜茶。师长们背后小声嘀咕：这仗是打黄维兵团的“救援战”还是打给南京看的？阙汉骞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若把攻击迟缓的锅全扣在自己头上，前程不妙。
时间一天一夜往前爬，双堆集包围圈却越缩越小。粟裕晚间调进二纵和渤海纵队，稳固了六纵的阵脚。此时第六、第八兵团已经折损两万余人，坦克也在泥泞里报废十余辆。战线越陷越深，兵力越打越散，高层会议上，李延年终于放下面子说出心里话：“再这么打下去，别说救人，咱自己都走不掉。”
12月10日晚，李延年与阙汉骞对坐，桌上茶水已凉，两人默然无语。半晌，李放下茶碗：“要不，你去电南京吧。”阙汉骞会意，提笔写下电文，措辞却极为讲究——“战车受限地形，效能难展，请示调回后方整备，俟机再用。”字里行间丝毫未提对蒋纬国不满，只强调“装备安全”与“战场适宜度”。
电报发出两日，南京回信：准其所请，战车团即刻撤回江南整训。批示里只寥寥数语，却等于给了前线极大解脱。蒋纬国收到命令，有些恍惚。他转身问随员：“怎么回事？”随员摇头：“听说是阙军长的建议。”小蒋沉默良久，登车勘点损毁的坦克，再无当日意气风发。
12日拂晓，战车引擎轰鸣后迅速远去，留下深深履带痕。有战士在壕沟里悄声嘀咕：“这下耳根子清净了。”可清净不过两天，华野已在西南侧反包，包围圈再收缩。阙汉骞少了坦克掩护，进攻更加艰难，他却暗自松快：至少不必在众目睽睽之下挨骂。与此同时，他命人把部队缩编防守，口头禅成了“保存实力要紧”。
战场另一端，黄维兵团已陷绝境。12月15日，陈官庄硝烟蔓延，黄维被迫突围未果，整编第十二兵团覆灭。黄百韬早在双堆集战斗中被击毙；李弥、邱清泉两兵团北援失败；杜聿明被包围圈死死困在永城以东。淮北的冬季泥水掺雪，车辙凝冰，一切都指向一个注定的结局。
这一切，阙汉骞在电台耳机里听得清清楚楚。他偶尔想起半月前蒋介石在锦西指着鼻子痛骂“你不是黄埔，你是蝗虫”的情形，又想到蒋纬国那句“若夺不回战车，要严惩”，心口发堵。可是，他能做的不过是不断调整防线、清点弹药、向后方要粮。战势如此，也只能随波逐流。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大幕落下，杜聿明十万余人缴械。此时的蒋纬国已在南京担任装甲兵校副校长；阙汉骞随败军退守四川，终究再无翻身之望。细想起来，短短一个月，战车教学与前线血战之间的温差，何其讽刺。蒋纬国的“科长”架势、阙汉骞的牢骚电报，不过是那支军队官僚作风的缩影。若问战争结局为何如此，多半答案都写在这封“请将战车调回”的密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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