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陵大盗孙殿英被活捉后，刘伯承为何吩咐：他对我军有恩，不能杀|东陵大盗|孙殿英

东陵大盗孙殿英被活捉，刘伯承却特意交代不能杀他，原来孙殿英曾对我军有大恩

1933年初春，热河的山路被寒雾笼住，老乡李旺看到一支杂牌军护着几辆装满罂粟膏的大车呼啸而过。有人低声嘟囔：“又是孙部的货，真是要钱不要命。”身旁的小伙子回了一句：“可他们前脚刚打了日本人，咱也说不清究竟是敌是友。”这一幕，把孙殿英的矛盾身影明晃晃地定格在中国军阀史的尴尬角落。

孙殿英起家靠的是鸦片银子和东陵古物。挖陵抢宝的事传遍北方，他却借此扩军置炮，从私掠走向半官方武装。在热河、赤峰抗日的战报里，孙部用缴获的德造机枪狠狠撕开了日军防线；可刚刚打完仗，他又把毒品沿商路大批倾销。经济和武力交织，让这支队伍时而成“抗日义师”，时而又沦为“土匪买卖”，名声因此极坏。

1939年，太行深处的129师想通过豫北往冀南运动，孙殿英意外地开了防区，还送来几门旧炮。陈赓到场时，两人并排喝茶，“陈司令，别把我当外人，打日本我绝不含糊。”孙殿英的话听来慷慨，实际上他也想借共军的威望稳住地盘。对于刘伯承、邓小平来说，这段灰色合作虽算不得亲密，却让他们记下了一笔“可用之情”。

1943年春，华北战势骤紧，日军对后方清剿空前严厉。孙殿英突然宣布“受上峰命令”而向日方呈降书。这在国民党系统里也招来指责，蒋介石电令他“俟机自新”，表面责备，实则还要留着这支豫北杂牌挡枪。孙殿英借此获得了短暂喘息，却把摇摆的名声钉得更牢。

转眼到1947年3月，豫北战役打响。中原野战军十几万大军由南向北急进，孙殿英守着安阳、汤阴一线，心里却没底。蒋介石接连发电报、命26军、40军北上增援，还空投弹药。可铁路被炸，公路被截，空投物资多半落入田间，甚至有的箱子砸穿窑洞直接爆炸，援救效果聊胜于无。

此时孙部已被四面封锁，粮弹只够三日。一位团长冲进指挥部，高声道：“再拖就全完了，司令，咱得突围！”孙殿英抽着旱烟，苦笑说：“再等等，也许重庆还有主意。”等待换来的，是4月下旬全面合围。中野军将数万兵力压向汤阴，火网封死城门，切断水源。5月初，“攻城打援”的猛烈炮火后，孙军溃散，孙殿英在乱军中被解至前线指挥所。

押解途中，有解放军老兵愤愤不平：“这家伙挖过祖宗坟，卖过鸦片，还给鬼子下跪，留他干啥？”空气里火药味陡增。警卫员立刻飞报前线司令部。刘伯承听完汇报，只说了一句：“他曾帮过129师，抬上担架送过一箱迫击炮弹，传我命令，不可伤他。”随后又嘱咐政工干部把部队情绪讲明，“纪律比子弹硬，谁想自作主张，先过军法。”

不久，孙殿英被带到中野驻地。陈赓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那几门旧炮，我们还记着。”孙殿英叹气：“若早知今日，也不至于四处摇摆。”刘伯承随后安排了简短的接风饭，连盐水花生都算不上奢侈，只是表达立场：战场胜负分明，但旧账也要按历史轻重来算。宽容的背后，是统战思维——稳定豫北人心，比处决一个残兵败将更合算。

解放军在当时制定的战俘政策强调两条：一是区别对待，二是宣传感化。孙殿英这类“有旧怨亦有旧情”的人物，正是政策的试验田。事实证明，孙的残部很快交出了武器，部分士兵被编入地方自卫队，豫北乡绅也减少了抵触情绪。军事上的胜利，借此化成了政治上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