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容/译
作者法尔达·阿萨多夫（Farda Asadov），博士，阿塞拜疆巴库东方研究所伊斯兰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斯兰历史学；译者王振容，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法尔达·阿萨多夫的《8～10世纪阿塞拜疆丝路贸易研究：线路、节点及市场》一文发表于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发行的《新丝路学刊》总第17期。该成果面世后，学界反响热烈，广受同行赞誉。
【内容摘要】自公元7世纪中期至8世纪末，阿拉伯穆斯林与可萨人在高加索地区的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可萨汗国虽然幸存了下来，但不得不从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王国（现为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领土）撤退。然而，可萨人成功扩大了他们对高加索山区东北和西北贸易路线的政治控制。从阿拉伯—可萨战争结束后至10世纪中叶可萨汗国崩溃前，这两个前竞争对手建立起了贸易伙伴关系，这一阶段也被称作“阿拉伯—可萨合作和统治丝路的时代”。该文重点关注地缘政治变化对当时该地区的国际贸易路线，特别是对阿塞拜疆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本地生产的影响。当时的阿塞拜疆是北部地区到近东市场货物运送的主要中转地。
【重要论述摘录】自匈奴人称霸欧亚大草原时代起（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许多中国丝绸集中在游牧贵族的手中。丝绸被当作一种支付手段来确保天朝北部边境的和平。它是通过不平等的交换方式用小牛、驮畜、皮革等游牧产品从中国人那里购得的。到了6世纪，类似的关系在突厥汗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发展。两个毗邻突厥人的中国政权—北周和北齐—每年向突厥人支付10万匹丝绸作为岁贡。
在突厥汗国，阿史那王室和粟特商队之间建有传统的联盟关系。粟特人对出售当地生产的丝织品很感兴趣。他们的兴趣恰与拥有大量中国丝绸的突厥人一致。西突厥统治者室点密可汗（552～576年在位）派遣粟特商人马涅亚分别与波斯、拜占庭进行谈判。马涅亚于566年携带第一批货物前往波斯。萨珊国王霍斯劳一世在支付了丝绸的费用后，当众烧毁了使团携带的所有生丝，并声称波斯不需要丝绸。另外，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他也不接受外国商人进入自己的国家。次年，马涅亚率领使团前往拜占庭，在那里他顺利地完成了谈判的任务。经济利益以及与波斯人的政治纷争将拜占庭人和突厥人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建立了针对波斯的军事联盟以保障自己的贸易协议。
公元583年，突厥汗国最终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西突厥汗国继续与拜占庭开展国际贸易，拜占庭同时也是西突厥汗国与波斯军事对抗时的可靠盟友。这种联盟在625～627年高加索地区爆发的波斯—拜占庭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列·尼·古米列夫（L.N.Gumilev）将此战争称为“7世纪的世界大战”。在军事行动中，突厥汗国的主要力量是一群已经联合成一支新政治力量的高加索突厥人，他们也被称为可萨人。在7世纪中叶，西突厥汗国因内部纷争、与东突厥汗国的敌对，最终被中国唐朝灭亡。西高加索的可萨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并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成功地与该地区的主要大国展开了对欧亚丝路西部控制权的竟争。
可萨汗国的形成恰逢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在642年的尼哈温德战役中彻底击败萨珊军队后，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就开始向北和向东推进其边界。在整个8世纪，阿拉伯人与可萨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在西突厥汗国崩溃后，继任的突骑施部落首领们支持粟特贸易城市抵抗阿拉伯人的扩张。
在欧亚贸易路线的西段，强大的可萨汗国成了一个受欢迎的合作伙伴，因为它确保了商队能够在其控制下的各民族居住地区安全通过。哈伦·拉希德与可萨人缔结了“和平联盟”。根据史料可以判断，这一时期可萨人成功地创立和领导了贸易-政治联盟，以确保货物在两条主要贸易路线上运送。首先是从花刺子模出发，经伏尔加河中下游到第聂伯河，然后延伸到西欧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最初路段是由粟特商人在6世纪中叶开拓的。然而，人们必须绕过拜占庭将货物运送到西欧。因此，北部路线有了两条分支，一条经过可萨人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领土通往拜占庭，另一条经东欧前往法兰克王国。
著名的俄罗斯达吉斯坦历史学家阿利克别罗夫（A.K.Alikberov）认为，霍斯劳一世之前的统治者们在德尔本特城墙南面修建堡垒，即所谓的埃兰城墙，它从里海西岸延伸到了“埃兰之门”。后来，由于该名称与埃兰人的称呼一致，这些山口的相关信息及它们在里海的定位，均传播到了中部高加索的山口。
国际贸易是构建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关系的有利因素。控制贸易路线的愿望促成了大型游牧帝国的建立，它们意图征服，并同时整合定居的农业社区。游牧帝国是贸易路线运作的重要条件，它们保证了商品的安全以及商人在好战民族居住的广袤地区进行长达数月贸易时的人身安全。可萨部落联盟的发展就遵循着这样的路径。
萨克尔城堡是可萨人权力的象征，也是其军事要塞，守护着贸易路线的安全。拜占庭的文献资料证实了该城堡是在拜占庭的协助下于834～837年修建的。被称为现代苏联-俄罗斯可萨研究奠基人的俄罗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M.I.阿塔莫诺夫（M.I.Artamonov）十分确定地将萨克尔定位在了顿河左岸，靠近齐姆良斯卡亚村庄的地方。1953年，在齐姆良斯克水库的水将萨克尔淹没之前，阿塔莫诺夫成功进行了考古挖掘，并发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所谓可萨时期的“萨尔托沃—玛雅茨克”文化遗迹。
从马拉盖到阿尔达比勒（Ardabil）的道路延伸到阿拉克西斯河边的瓦尔桑镇，与埃兰接壤，从那里出发可以到达阿塞拜疆北部最大的贸易中心巴尔达，它曾是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王国的首都，以及9世纪南高加索地区阿拉伯总督的住所。在那里，道路分为三个主要方向-东北通往德尔本特，西北通往第比利斯，西面通往达比勒(Dabil)或者亚美尼亚阿尔沙基德王朝的前首都德温，其遗址距离埃里温35公里。马拉盖是阿塞拜疆贸易路线网络的枢纽。从这里出发可以沿着各种替代路线前往几乎所有南高加索的主要目的地，以及向南和向东前进。尤其是人们无须沿着上述经由巴尔达的路线前进，便可从马拉盖到达德温。他们可以直接前往纳沙瓦(纳赫切万)，然后到达比勒。还有通往马兰德和大不里士的路线。整个阿塞拜疆还有连接该地区城市与大型贸易中心与市场的次要路线，这些路线使商人们能够涌向各个批发市场，向往来的其他商贩兜售自己的商品，同时为自己购进海外的奇珍异宝。
根据阿拉伯作家和旅行家的说法，在整个霍拉桑至伊拉克的范围内，没有比巴尔达更大、更舒适的城市了。该城市以其村庄的富饶和农产品的丰沛而出名，商品的质量闻名于整个穆斯林东部。这里的榛子胜于撒马尔罕，栗子比沙姆（Sham，指叙利亚)的更好。当地的无花果是同类中最好的。巴尔达生产了许多丝绸，大量出口到霍拉桑和法尔斯。在距城市1/3法萨克的库拉河里可以捕到两种当地的鱼。这些鱼被腌制后出口到遥远的国家。巴尔达的市场还售卖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其中最大的一个市场库尔基位于城堡的后面，占地与城市大小相当。这个集市每周日开放，因此居民将周日称为“库尔基日”。巴尔达集市与上文提到的库尔萨尔集市相互竞争，甚至比后者还要大。
史学家埃斯塔赫里和伊本·豪盖勒认为，埃兰地区有三个主要城市：德尔本特、巴尔达和第比利斯。他们还列举了埃兰地区的其他城市，但认为这些城市都比较小，尽管它们被维护得非常好。目前我们手中仍缺乏有关这些小城市的详细信息，只有几条对其中两三个城市的非常微不足道的评论，巴库甚至都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与这些城市相关的简单列表中，显然是因为它并不是巴尔达到德尔本特陆地贸易路线上的中转站。所以，埃斯塔赫里对巴库及里海的德尔本特的证明则更值得注意。在这种逻辑下，对巴库港及其石油的提及都表明了该城市及其产品对里海盆地的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石油可以储存在油罐里，用驼队运送到从德尔本特到巴尔达的主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也可以在巴库港装载到海船上向东南部出口。
上述阿拉伯语资料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阿塞拜疆生产了一些对远距离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商品。与此同时，在阿塞拜疆国内，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存在着本土产品的密集交换，这些产品沿着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以及连接该国主要贸易城市与较小定居点的次要道路运输。
有利于阿塞拜疆城市繁荣的阿拉伯帝国中央集权时代已经过去了。该国的繁荣与阿拉伯-可萨伙伴关系的持续性以及可萨汗国的命运密切相关。在随后的时代里，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想要通过阿塞拜疆领土与中东进行密集国际贸易的强大的游牧帝国。阿塞拜疆的第二个历史机遇出现在苏联解体后。随着对南北方向航线的重新关注，得益于横跨里海新交通项目构想的出现，东西方向中转运送的前景也同时被提升了。长期联盟和承诺的正确选择是阿塞拜疆在21世纪繁荣的基础。
《８～１０世纪阿塞拜疆丝路贸易研究：线路、节点及市场》一文，已被中国知网全文收录，强烈推荐各位读者或有志于丝路学研究的学者与学子上智网拨冗一阅，相信定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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