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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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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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资料片

本报记者 刘臣君

看点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某个下午,李洱从书桌前抬起头,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他刚刚写完《应物兄》的最后一个段落,13年的漫长写作,以及其间所经历的人生困苦,都在这一刻结束。

他的身后站着这本书的责编,他却浑然不觉。这个场景颇具意味,一个以繁复思辨著称的知识分子作家,在完成自己最浩大的作品之后,流露出一种脆弱。然而李洱说,对作家而言,这不是自我感动,只是觉得自己做成了一件事。

今年是茅盾诞辰130周年,在由辽宁文学院、辽宁省图书馆承办的“新媒介时代的作家与读者——与茅奖、鲁奖作家深度对谈”活动后台,记者专访了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

任何时代都需要讲故事

2018年12月,长篇小说《应物兄》出版。2019年,李洱凭借《应物兄》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这本书中,李洱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他们的命运都围绕着主人公应物兄的生活而呈现。

“35岁时我的名字就被提起过,但也有种说法,说李洱太年轻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再后来我的那本《石榴树上结樱桃》,两个省份都想申报,但我还是没有申报。”李洱对获奖有种清醒的认识,“获奖当然会增加读者,这种反馈会让作家的劳动得到确认。”但对李洱来说,写作的意义不是获奖,而是在创作中不断开拓写作的边界。

在刚刚结束的对谈中,李洱和麦家两位茅奖得主在“文学的含金量靠‘故事+情节’还是语言”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台下,李洱仍然认为是历代经典作品的语言范式、叙事的改变,拓宽了文学的边界。

“《一千零一夜》中第351夜的故事里,山鲁佐德讲述了一个巴格达富翁家财散尽后,通过劳动维生,最终在梦的指引下找到了财宝,再次成为巨富。但是博尔赫斯改写了这篇故事,将题目《一夜成富翁》改为《双梦记》,故事的叙述者变成了一个历史学家,将传说故事转化为现实故事。这一重写使得故事的主题从‘致富的偶然性’转变为‘如何看待梦,以及梦与现实的关系’,从而脱离了《一千零一夜》中的简单寓言,成为一部现代小说。”李洱说,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人类讲述的不过是生死、爱恨这样的“元故事”,但故事的重写,让主题有了变化,也就是人与自我、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故事的后续命运。保罗·柯艾略也重新改写了这则故事,书名为《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这个来自《一千零一夜》的古老故事,就这样几经更迭,成为永恒的人类寓言,人人都可以在其中看见自己。从《一千零一夜》到博尔赫斯,再到柯艾略,故事情节几乎未曾改变,但每一次语言和叙事的变化,都让它在新的时代找到了新的读者。

李洱引用《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人类的文明起源于虚构”的理论说:“人类之所以走到今天,恰恰是因为虚构。最早的人从树上下来之后,不知道往哪去,有人告诉他说你往前面走,前面水草丰美。这个人讲这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见过,他只是在虚构。”从故事的重述到知识的编织,小说不过是这种古老虚构本能的延续。

李洱的写作实践印证了这一点。《应物兄》里那些密如织锦的知识,“大部分是高中语文,只要达到高中水平都看过,只是很多人忘了。这些知识是知识分子所讲述的知识,他被知识包围。要写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必须让他生活在知识当中。”

写作的快乐是AI无法替代的

在李洱的作品和写作课内容里,很容易理解他对叙事变化的着迷。他在随笔集《局内人的写作》开篇,描述了自己在绿皮火车上第一次读《百年孤独》时的震撼。

而这种体验通过加缪、博尔赫斯的作品,不断施加于他的创作中,他的“名师名单”不断在增加。正因如此,当李洱面对AI写作时,首先考虑的是写作对作家本人的意义。

“我没有用AI写作。创作对作家本人的意义,是其他人代替不了的,是吧?”李洱反问,“写作是因为创作者有话要说,说话的过程是一个抒发情感、自我反省的过程,这对于写作者本人非常有意义。”

在李洱看来,AI的创作过程虽然便利,但写作过程的快乐,对个人的成长意义,以及对心灵、心理的调节,是AI无法替代的。

“更重要的是,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某种意义上都不是个人的难题,而是作品中每个人遇到的难题,所以它真的会把你难倒。这时候会有许多‘断裂’的时刻,‘沉默’的时刻,‘无言’的时刻,那么当你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你会狂喜。为什么很多作家写完之后会哭?因为这个过程对他来讲很艰难。”回想起2018年在中国文学馆办公室里,写完《应物兄》最后段落时哭泣的场景,李洱说。

当时,他的责编走进办公室,站在他身后,李洱却浑然不知。于是,责编从办公室走了出去,敲下门重新进来,李洱才醒了过来。

“作家之所以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是因为在书写中克服了很多困难,对书中每个人的命运做了一次描述,仿佛在帮助作品中的人物完成了所有的爱恨情仇,也帮助他们克服了困难。那么作家的感动就不是自我感动,而是觉得做成了一件事。”李洱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