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我挨了40年骂，从来不生气”，说完就气死了|四十自述|孔夫子

1962年2月24日傍晚，台北中山北路的国宾馆灯火通明，几位学术、文化界的老人围桌小酌。梅花酒刚端上来，胡适兴致颇高，频频举杯。没几个人想到，这顿看似普通的聚会会成为他生命的终点。

席间，考古学家李济忽然提到一桩刚过去不久的风波。原来，1961年11月6日，胡适受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亚太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言，论及“科学进步必须先有社会改革”。他毫不客气地把传统东方文明比作“老态龙钟的老人”，又把裹足风俗当作例证，说它“持续千年而无人抗议，可见精神早已衰败”。12月1日，《文星》杂志刊出演讲全文，台岛与海外舆论立刻沸腾，批评如潮水涌来。

71岁的胡适原本身体就虚弱，这阵子更因肺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才拔完吊瓶没几天，他就拄着手杖赴约。李济怕老友心中郁结，举杯替他“辩护”：“别忘了，胡博士是替中国学术挨骂几十年的人。”桌旁一阵尴尬的静默。

胡适放下酒盅，站起身，脸上勉强挂着笑，“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不生气。”话音未落，他突然身形一晃，失去支撑，向后栽倒，后脑狠狠磕在地板。23点55分，医院宣告死亡。有人默算，从举杯到倒地只有几分钟，正好是他所谓“宽容”的即刻考验。

追溯四十年骂名的源头，并非这场演讲。早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最汹涌的时候，胡适就将“整理国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挂在嘴边。拥护者称他开新风，反对者怒斥其“数典忘祖”。他曾在《每周评论》上推崇“白话文胜于文言”，当时北大校园墙壁贴满大字报，“胡适灭亡国粹”的标语随处可见。

北伐成功后，他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师生性情各异，课堂内外辩论如火如荼，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他“太亲美”，甚至给他起绰号“胡适司令”。面对骂名，他确曾多次以幽默回击，也常引用孔夫子“毋怨天，毋尤人”自我调侃。可是日记里却写着“夜深难寐，满耳议论，心神俱疲”。公开形象与内心感受，多半相去甚远。

抗战爆发后，胡适奔走募捐演讲，反复飞越太平洋。他在美国国会痛陈中国苦难，赢得掌声，却也被部分同僚讥为“外事和尚”，认为他醉心西风，漠视前线牺牲。1942年7月，他在纽约被《侨报》记者堵住，问起“是否后悔抨击传统礼教”，胡适只回了一句：“事到如今，何悔之有？”

1949年暮春，胡适离沪赴美，随后应蒋介石之邀赴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自嘲是“流亡的校长”，却仍想在学术与政治夹缝中保存研究传统、提倡实验精神。现实远比书斋残酷。岛内政治气氛紧张，左派学人被清查，保守派也对他不满；报纸频频讽刺，街头小报更以“卖国贼”称之。胡适闭门不出，靠写作《四十自述》排解心绪。

1959年3月，台湾《自由中国》转载大陆刊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当晚，胡适翻阅至《蝶恋花·答李淑一》，眉头越皱越紧。他留下批注：“全词不通”。在场学生讶然。多年后整理遗稿时，这一句批评被视作老先生情绪失控的铁证。那两年，大陆“批判胡适思想腐朽”的文章铺天盖地，他耳闻目睹，无处申辩。怒气与自尊，暗暗结痂。

1961年的台北冬季阴雨绵密。胡适从美国返台，立即面对报刊连番围攻。有人指责他把“东方文明”踩在脚下，有人讥笑他“卖国求荣”。他在家中书桌前逐段誊写回应，写到深夜却又撕得满地纸屑。旧病复发，也在此时埋下种子。

于是才有了1962年那场宿命般的夜宴。医生事后回忆，胡适当日收治时血压已骤降，颅底出血不可逆。死因医学上说得过去，但现场见证者仍将“气”字写进了讣闻。人们相信，是最后那句“从来不生气”挑动了命运的讽刺。

更讽刺的是，噩耗传出后，蒋介石命人送来“智德兼隆”四字挽额，赞其学养德行俱佳。然而三日后翻开蒋的私人日记，却见冷冷一句：“胡适之逝，于复兴事业可除一碍。”历史的另一面，总在暗处浮现。

胡适的故事提醒世人，一个终身倡导“兼容并包”的思想家，并非铁板一块的圣人。他的敏感、他的自尊，与常人并无二致。面对潮水般的责难，他努力保持风度，却不可能彻底免疫。——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共同的挣扎。

至于那句“我挨了40年骂”，究竟是豪言还是自我催眠，后人各有判断。可以肯定的是：言论的锋芒，终究要用生命的厚度来承受。胡适倒在嘈杂的宴会厅里，酒杯翻落，掌声骤停。此时此刻，他或许终于体会到，被骂并非难事，不被情绪所扰才是真正的高难度。

胡适去世后，《自由中国》停刊，学术讨论的空间进一步收缩。有人感叹“大陆失鲁迅，台湾失胡适”。这话是否绝对，尚可商榷，但两岸文坛在随后几十年里鲜有如此锋锐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事实。

岁月流转，胡适的墓碑安静地立在南港忠山，墓前的青松常年苍翠。游人驻足，多会读到碑阴一句自勉：“要有大胆之假设，小心之求证。”然而距离地面五尺处，仍有人低声议论：这位提倡疑古却又激赏自由的学者，究竟有没有被自己的话“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