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三那年的五月，李老师喊我去办公室帮忙整理档案。

那间办公室在文科楼四楼尽头，窗户朝北，对面是图书馆的红砖墙。墙根下种着一排樱桃树，五月正是结果子的时候，红玛瑙一样缀在枝叶间，我每次路过都要踮脚看两眼。

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教现当代文学，四十出头，瘦高个，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他讲课从不看讲稿，说到动情处会把粉笔往桌上一搁，两手撑在讲台上，声音低下去，整个教室的人都跟着屏住呼吸。

那天办公室里只开了台灯，日光灯管坏了一根，嗡嗡响着没亮。他把一摞学生档案推过来：“按拼音排序，错一个我扣你平时分。”

我坐下来翻那些牛皮纸袋，能闻见樟脑和旧纸页混合的气味。他坐在对面批期末论文，红笔划过纸面的声音细碎绵长。樱桃树的影子从窗外斜进来，在办公桌上铺了一小片晃动的光斑。

后来我常去。有时是真有活儿，有时只是他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他书架最上层有套《追忆似水年华》，我踮脚去够，他站起来帮我拿，手臂擦过我耳侧，带着洗衣粉和烟草混在一起的味道。

“第七卷还没翻过，”他把书递给我，“你先看。”

我接过来的时候，指腹碰到他的指尖。他很快缩回去了，低头去够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夹在指间，没点。

“老师，”我说，“您烟瘾挺大的。”

他把烟别到耳朵后面，笑了笑：“戒了。”那笑有点苦，我后来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六月的一个傍晚，我帮他改完最后一叠作业，天已经黑了。走廊里没人，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他锁好办公室门，我们并排下楼，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格外清晰。

走到二楼拐角，他忽然停下来。

“小满，”他叫我名字，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下周我就调走了。去省城，那边大学。”

我站在低他两级的台阶上，仰头看他。楼道窗开着，晚风灌进来，带着外面香樟树的气味。他没戴眼镜，眼睛在暗处亮得有些过分。

“那我……”

“你好好读书。”他说完转身继续往下走，脚步快了很多。我跟在后面，声控灯一层一层亮上去，又一层一层暗下来。走出楼门的时候，外面在下细雨。他把外套脱下来递给我，自己只穿一件白衬衫走进雨里，背影很快被路灯和雨丝模糊了。

那学期末我考了专业第一。成绩单贴出来那天，我去文科楼取东西，路过四楼那间办公室，门锁着，里面的日光灯管已经换好了，白亮亮的光从门上的小窗透出来。对面樱桃树的果子落了大半，地上红红紫紫一片，踩上去黏黏的。

有低年级的女生从办公室出来，抱着一摞作业本，看见我喊了声学姐。我问她李老师走了没有，她说早走了，新班主任姓张，更年期的女老师，凶得很。

我笑了一下，继续往楼下走。

后来那套《追忆似水年华》我一直没还。第七卷果然没翻过，书脊还是硬的，我一页一页翻过去，在最后一百页的地方夹着一片干枯的樱桃叶。叶脉清晰完整，颜色褪成浅褐，拿起来对着光看，能透过去看见对面的窗户。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夹进去的。或许是某个我帮他整理档案的下午，他趁我低头翻东西的时候，从窗外摘了一片，悄悄压在书页里。

省城那边第二年春天给我寄过一个包裹。拆开是一本《诗经》，扉页上他的字迹清瘦有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下面用铅笔添了一行小字，又划掉了。我对着光仔细辨认，模模糊糊看出来几个字：樱桃又红了。

那本书我至今没翻过。和《追忆似水年华》一起并排搁在书柜最上层，我每次搬家都带着，但从来不打开。有些书是读的，有些书是藏的，还有一些书，光是看见书脊上那个名字，就知道里面夹着整个五月的光。

去年同学聚会，有人提起李老师。说他调去省城后第二年就离婚了，后来一直单身，前两年评了教授，头发白了大半。

“他还问起你呢，”那个同学说，“问你有没有继续读书。”

我端起杯子喝水，柠檬片在水面上转了半圈。“跟他说，我考了研，毕业了，现在跟他在同一个城市。”

同学说那你该去看看他。

我没接话。窗外下着雨，跟很多年前那个六月傍晚一样细密的雨丝，打在玻璃上，流成一道道细长的水痕。

我其实去过一回。去年冬天，打听到他教书的学校，站在教学楼对面那棵梧桐树下等了半个钟头。看见他夹着讲义从楼里走出来，身边围着一群学生，他低头听一个女生说什么，不时点头，金丝边眼镜滑到鼻梁上，他抬手推了推。

那个动作跟十年前一模一样。

我没有走过去。等他走了，我才从树影里出来，沿着他走过的路慢慢走了一段。路旁的樱桃树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白的天空，来年五月，还会结果子。

但有些夏天，过去就是过去了。

回家以后我把那两本书从书柜最上层取下来，用软布擦了擦封面的灰。《追忆似水年华》的书页已经微微发黄，那片樱桃叶还夹在原处，更脆了，我合上书的时候格外小心。

手机里存着李老师的号码，十年没拨过。有一次误触，响了一声我赶紧挂断，那边也没有回拨过来。

这样也好。有些人一辈子只陪一段路，走完了就是走完了。剩下的日子，各人走各人的，偶尔想起，心头微微一颤，像风吹过初夏的樱桃树，叶子哗啦响一阵，又安静下来。

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