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一切。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真实发生过的一切无可挽留地渐次退到了宇宙中某一黑暗的角落，一去不返，永不再回，虽留下一些零碎断片，但就其整体原生态而言，它再也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无法重现，不可再生，永成定格，难以复原。对于今人而言，有且只有各种各样散落的零碎断片———史料是通向那消失了的历史的唯一桥梁。朗格诺瓦说：“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留遗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矣。”梁启超也强调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千百年来，凡治史者无有一人能绕开史料，无有一史不引征史料，人们无不汲汲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运用的工作，力图在此基础上，复原历史，重构过去。
史料是过往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既然历史是过往的全部，那么，从逻辑上说，一切遗痕皆可作为史料。古代学者多注重文字的记载，有天地间一切著作皆是史的说法，近人除了仍然主张“一切的书籍”都是史料外，又越来越重视实物史料。梁启超分史料为“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两大类，前者又分“现存之史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三种，并留下了一句名言：“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宁可对史料的界定颇能代表这种泛史料观念：“凡是过去的或涉及过去的东西，能够经过它们认识过去历史的，都是史料。”波兰的托波尔斯基则从信息论的角度定义史料：“史料的概念包括关于人类在过去的生活的一切信息，以及信息的通道。”上述种种泛史料观念与历史的包罗万象无疑是相匹配的，因而也是合理的。
不过，相对于过往真实发生的一切，这遗留下来的种种痕迹，毕竟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况且又极为丛杂，充满伪谬。这便逼迫我们，一方面要无限扩张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又要极力提炼史料的纯度。这就必须有正确的史料观的指导。可多少年来，无数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处理史料的实践经验，并未给予很好的总结，更没有提升为理论，而旧有史料观念中的精华亦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出现了认识上的较大偏颇。如平等地对待各类史料的观念就受到了歪曲，地下新史料的发现，诱使着一些人弃旧求新，而非新旧并重。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主体与史料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故不揣浅陋，由此入手，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
关于主体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英国史家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但过往的不可直观性，迫使史家与过去的对话，只有通过史料这唯一的媒介来进行，或者说，这一对话最终落实为史家与史料的对话。可这场永无休止的对话因一方的哑然无声而存在极大的困难。史料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你必须对他发问！“历史认识中，认识主体占有主导的地位，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极为强大的”，问什么、怎么问，以及能否得到答案，与主体直接相关。这一对话实际上就是主体探索发现历史的过程，只不过这一探索发现需要反复进行。卡尔的“永无休止”一词点明了这一对话的动态性。这一动态的过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群体与全部史料的动态对话；二是个体与史料的反复对话。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主体，主要指史学家，但也不排斥一般人，否则，就取消了普通民众探索历史的资格，这与科学精神和伦理精神都是相抵触的。笔者将这一动态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亦即三种情况，谓之曰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即发现史料的存在、发现史料的价值、发现史料中的历史信息，也可简称为史料的三层发现。托波尔斯基曾将史料分为潜在史料和有效史料两类：“历史学家可能从中获取关于过去的信息的任何事物都属于潜在资料，有效资料则是历史学家已经获得或准备获得的信息项集合。”我们不妨将其划分再细致一些，并与史料的三层发现相对应，将史料分为潜在史料、现实史料和具体证据三类，而主体与史料的相遇亦可分为偶然碰到、有意寻找、特意关注三种情况。
依泛史料观念，一切过往的遗迹均可作史料，可有人对此却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识，他们固然发现了其存在，但根本意识不到其价值；有人知道这种存在，并了解其包括史料价值在内的诸般价值，但这史料究竟包含怎样的历史信息，尚不知晓；当有人不但知道这种存在的史料价值，而且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时，这种存在方才由史料上升为证据，但对证据的解读依然存在着主体间的差异。这三层发现的结果，因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有的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知；有的知其价值而不知其中的信息；有的则能钩稽出其中的历史信息，这正是如人入海，一入一深。
具体说，所谓发现史料的存在，即不论群体还是个体，原来大家都不知道这一存在物，现在被发现了。这类发现往往具有偶然性，常常可遇而不可求。王园箓发现敦煌藏经洞，某人在图书馆发现了尘封已久不为世人所知的手稿等等，只要是此前人们不知道的存在被人们感知到了，即可归入这一层次。发现史料的价值可以包括发现此存在的物利价值、文化价值、史料价值三个方面，这意味着主体与此存在发生了价值关联，象有人知道了甲骨文可以牟利，有人意识到甲骨文可以用于研究文字学，有人则认识到甲骨文可以用于探索殷商史，就后者而言，就是发现了此存在的史料价值，但此时对其价值的判定还没有清晰化、具体化，只是对这一存在的史料价值有一大体估价而已。所谓发现史料中的历史信息，即发现具体的史料或发现历史的证据，不同史家或同一史家在其不同的研究阶段，其史料的发现是不一样的。就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来说，梁启超曾赞扬王国维“从人人共见之史料”中钩稽出周宣王伐玁狁之役；王国维、李振宏曾注意到，郭沫若和范文澜都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并都力图以此解释中国的历史进程，但一个主张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一个坚持西周封建说。更有趣的是，他们都运用了《诗经·周颂·臣工篇》、《诗经·小雅·大田篇》、《诗经·周颂·载芟》中相同的史料。同样面对甲骨文，王国维注重了殷先公先王及殷商制度，郭沫若则注重了农作物、耕稼、井田制、战争等信息；同样面对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有不少史家已经意识到了它们的史料价值，可是，又能有几人如陈寅恪、漆侠、卞孝萱等人那样，发现其中独特的历史信息？就同一史家主体而言，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对于同样的研究领域，所发现的历史信息也不一样。严耕望说：“一个人做学问，如果努力不懈，他的方法、悟解一定能愈老愈进步，也愈邃密……例如我写《唐仆尚丞郎表》，就比秦汉、魏晋南北朝两部《地方行政制度》精密得多；五十岁以后写唐代交通问题，又比《唐仆尚丞郎表》写得精密。”他又举自己研究北魏军镇为例，认为自己推论北魏御夷镇的位置和经纬度日益精密。严耕望的陈述，非常生动具体地说明了史家对史料的发现，是一个与史料反复对话、不断发现新的历史信息的过程。
总之，人们对其不感兴趣的东西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人若没有历史意识，见到再多的史料存在也没有意义；当一个人知道了这种存在的价值时，不论是物利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史学价值，这一存在才真正与主体发生了关联，从而有了意义；只有当这一存在被史家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其中的历史信息方可显露，但又因史家主体的差异而显露不同。而这三个层次，自然也就成为衡量主体史学素养的标尺。
我们从历史上一些史料的重大发现，可以更广泛地说明史料发现的层次性现象：西晋人不准，在太康二年盗发汲郡古墓时，以墓中竹简燃烧照明以寻宝，当官方收之，多烬简断札，不准寻求的是墓葬中的宝物，他哪里懂得这些竹简的学术意义？南朝萧齐时，襄阳盗墓者盗发楚王墓，也以竹简当火把燃烧照明，获取玉屐、玉屏风等所谓宝物，后人仅仅得竹简十余枚，此盗墓者也只认玉屐、玉屏风为宝，在他那里，竹简只有燃烧照明的实用价值。安阳殷墟甲骨，多少农民和药材商只知道这是一味叫龙骨的中药，可以治病，对上面的刻画符号视而不见，到了文字学家王懿荣那里，其文字学价值方被发现，而只有到了王国维和郭沫若那里，才超越了仅仅文字学式的研究，钩稽出了甲骨文中所蕴含的殷商史的信息，可他们二人所研究的问题、所选取的材料以及得出的结论又有很大差异。再看敦煌文书，光绪末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中国敦煌，见当地人燃烧故纸，并将纸灰调于水中，谓之神符，用以治病。伯希和惊奇地发现，此乃唐人所写佛经，此前已不知道被烧掉了多少。当地人当然没有伯希和的学术见识，他们和发现藏经洞的王园箓道士一样，只知道这些故纸的实用价值。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一消息传到北京，过了很久学部才派人来收，拉到北京后，那些有文化的达官名士，巧取豪夺，看重的仍然是其物利价值而非学术价值，因为这些敦煌经卷可以卖到不菲的价格。另外，笔者的亲身经历亦能说明史料发现与主体关系的道理：记得儿时，我老家农村，有的用元碑盖房修桥，甚至盖猪圈。当时懵懂少年，见之毫无反应，当自己上了大学历史系，方知元碑的史料价值。但其碑文中究竟有多少和怎样的元史的信息，非元史专业的我，迄今也难以讲清。
实际上，关于史料发现的层次性现象，前人已经给予了注意，只是没有进行归纳总结而已。宁可说：“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认识方法、认识技术的进步和认识方面、角度的转换，原来认为只属于某一方面的史料，获得了多方面史料的意义；原来不认为是史料的东西获得了史料的意义，甚至成为重要的史料。”他以古人的契约账册、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唐诗等文学作品为例进行了说明，并接着说：“史料的掌握和对其价值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增加、拓展和深化的过程。”信哉斯言！
二、史料三层发现之造成
是什么原因导致有的史料被发现而有的史料被忽略、有的历史信息被钩稽出来而有的则沉睡在史料中？通常说来，主要有以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现实的需要，二是史学理论与方法，三是史家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
其一，现实需要引领史料的发现。
现实的需要包括现实的社会需要和现实的学术自身发展需要两大类。史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密若秋荼，但它们都静静地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只有现实需要的光芒照耀那一片黑暗的角落，才能复活那一片史料，才能激活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史料由潜在变为显在、由显在变为具体，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现实的逼迫促使史家打捞的结果。当中国社会危若累卵，需要认清中国社会性质之时，便有了社会史的论战；在洪水肆虐的年月里，人们会特别关注水利史特别是抗洪史的研究；当某种疾病流行于社会之际，人们会回头研究历史上的瘟疫问题；当地震发生之后，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历史上抗震救灾的课题；当道德堕落的时候，儒家德教的文章便铺天盖地；在环境问题极端突出的今天，人们甚至会创立一门分支学科——环境史……对这些历史研究领域的关注，自然也引发了对这些领域里史料的发现，学术在社会需要这根绳子牵引下迈步向前，相关的史料也不断地被挖掘出来，或被重新解读。
现实的需要自然还包括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社会分工使得学术日益独立，在一定意义上脱离现实的社会需要越来越远。在学术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学术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形成史家的课题，从而扩张了史料的范围，加深了对史料的认识。比如金石学的产生是古代经学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乾嘉时期的许多史学家的研究课题及其所运用的史料，与当时的社会需要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应是中国史学发展至此，需要总结的一个后果。
其二，史学理论与方法激发史料的发现。
史学理论与方法对史料的发现应该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实的社会需要是对所有学科共同提出的，是否能为史家所关注并回应，尚难保证，所以还应从史学内部寻找原因。
王汎森指出，由于晚清新思潮特别是进化论的引入，比较敏感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重新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机会：“原本‘缙绅先生’所不能接受、不‘雅驯’的史事，那些在古代图书分类系统中可能被归到小说类而不是历史类的文献，乘着新思潮的浪头而一下子活了起来，甚至被认为可能更符合古代的事实。”从中外史学史上看，这种现象可谓屡见不鲜：兰克史学观念引发了史家对原始档案材料的开发；心理史学方法促进了史家对回忆录、私人日记史料的发掘；计量史学方法触动了史家对账簿、工资单、投票记录等史料的搜集；中外交流史的理论则激起了人们对域外汉籍的高度重视……多种多样的历史观念在一直不断地复活着一片片的史料，使得史学的研究日益全面细致。
如傅斯年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就与近代西方史学思潮密切相关。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既强调“材料”，又特别注重“工具”。他所讲的工具，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在这篇宏文中，他开篇即确立历史学的特点：“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要与传统的伦理式、文章式的史学划清界限，并极力主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正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傅斯年及历语所的学者发现了许多不为他人所知的新史料，比如历语所考古组对殷墟的发掘，不再只关注带文字的甲骨，而是注重了考古地层问题，同时将牛角、蚌壳、人骨、陶片、战具等当作一等史料看待。再如，在社会史理念盛行之下，原来不被当作史料的材料也进入了史料范围，原来的政治史史料被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解读了。进入新时期以来，农民战争史研究受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就变成了社会史中的古代农民社会阶层的研究。王学典对社会史地位的提高所激发的史料新发现有过一段阐述：“随着社会史研究地位的提高，以前不被传统史学注意的一些史料的价值被充分发掘出来。如法庭的证词和案例可以成为社会关系的注释，遗嘱是宗教信仰的标志和家庭财产分割的证明，税收清单是了解普通人经济状况的有效途径，从出生、婚姻和丧葬的登记可以分析人口变动的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等人“从上往下看”的历史观，导致了“在他们的笔下，不仅工人阶级受到关注，奴隶、乞丐、仆佣、流浪汉乃至盗匪都成为研究的对象”。
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一种史学理论和方法在激发某些史料及史料的某些方面信息的同时，也无形中遮蔽和废弃了一些史料。如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近代以来用西方的理念挖掘出了王夫之、崔述、章学诚等所谓史学大家，而对史学史中非西方的或不合西方口味的古代史学中的大项———传统历史编纂学等问题及其史料，则睁眼不见，弃之如敝屣，这种状况直至近些年才有所改变。
其三，主体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制导史料的发现。
傅斯年曾有疑问：“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这一疑问的答案应是，玩古董的人根本没有古董是史料的意识和相应的历史知识储备。史料及其蕴含的信息被某些人发现了，被另外一些人忽略了，这与史家的知识结构有极大关系。傅斯年说：“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的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所以古史学在现在之需用测量本领及地质气象常识，并不少于航海家。” “科学的训练”正是史家知识结构问题。Ｊ．盖迪明也强调了知识结构对史料发现的重要性：“一个客体之所以是史料，只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人，对他来说它不仅是‘普通’的客体，而且是一个符号，也就是说，这个人具有能使他把该客体同过去的客体或事件联系起来的适当知识。”张耕华则更进一步在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指出了认识图式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许多历史事实并非在史料中没有反映，然而，由于它们还处于我们的认识图式的辐射范围之外，我们对它们的存在便会熟视无睹。只有我们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图式，这些史事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亦即史料中潜伏着历史信息，认识图式的变化会导致史料的新发现。
制导史料发现的最本根的因素应该是主体的价值观念。当年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序》中就说：“近人治学，都知道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其所讲的“意义”恐怕就是指的人的价值观念。王学典说：“历史研究者的价值准则决定了哪些史实可以进入历史叙事，哪些人物可以登场，哪些资料可以入选其中。而且，哪些史实可以进入中心位置，受到格外强调，哪些人物应该成为历史叙事的边缘部分，受到特别的蔑视，也大都由价值准则和利害关系来左右。在历史叙事中，与‘理论预设’相比，‘价值准则’可能带有更根本的性质。”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荣孟源在谈到“文字史料的阶级性”时说：“‘史义’和‘史识’就是阶级观点，在史学中起着决定作用。史义不同，取材、叙事和议论就不同，行文用字也不同。”荣氏的论述虽然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但却从一个角度说明了问题的实质所在。王汎森曾经对比过各式人等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态度：无知的官员准备奏毁；有学识的士大夫如章梫、傅增湘、李盛铎等关注的是其中有没有宋版书；只有受过西方近代史学熏陶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才会高度重视这些档案的史料价值。王汎森认为，“这其实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清代儒者的知识观及价值观”。不同的知识观、价值观决定着主体是否将其所逢着的材料当作史料，也决定着史料的意义和价值大小。
三、史料三层发现的一些启示
从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我们看到，主体对史料的发现具有决定性意义。史料无声地呆在某个地方，没有主体与之对话，它永远是冬眠着的，当主体的春天到来时，它才苏醒过来。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这一史学现象，至少能够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应具有泛史料意识，二是要树立史料平等的观念，三是须高度重视史家修养。
其一，包括史家在内的一切主体，都应具有“泛史料意识”。主体泛史料意识的缺乏，一是会导致史料的人为破坏和流失，二是会延迟历史学的发展。李剑鸣说：“今天，史家必须具备‘泛史料意识’。但凡保留过去信息的东西，都具有史料价值，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来解读和使用。……史家应当对史料保持敏锐的意识，不放过任何可能为自己的课题提供信息的材料。”历史信息之存乎人类遗迹者，正如庄子之“道”，可谓“无所不在”，因此，正如梁启超所言，倘若善用，“牛溲马勃”亦自有其价值。实际上，许多古代史家已经具备了这种意识，清代王鸣盛说他写《十七史商榷》，正史之外，“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近代史家更是建立起了一切遗迹皆史料的理念，只不过他们都是针对史家而言的，没有普及于大众百姓。
其二，史家要树立史料平等的观念。从潜在意义上说，一切历史的遗痕对历史研究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史家应该树立起史料价值平等的观念。事实上，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研究问题时，史料才分出了等次，这是证据的优先，不是史料类型的优先。当前史学界在史料价值观方面有着令人担忧的偏颇，那就是过于注重新史料特别是出土文献，而对旧史料有意无意忽视或避弃。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土文献源源不断，跟进的研究也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出土文献没有经过地面流传时主体的“污染”，对历史研究可以起到纠谬、补正甚至是拓展的作用，但这类史料毕竟片段、零散，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其史料价值很难有效地激发出来。从逻辑上讲，新与旧是相对的，一些史料相对于整个史学界是旧的，但相对于个体的研究者可能就是新的。一个没有读过二十四史的历史初研者，二十四史中的史料对他而言至少在第三个层次上就是“新”的。因为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工作，都首先还是个体的劳动，虽然有分工合作，但面对史料的时候，只能就这一研究者来谈史料的新与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主体，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本身没有价值高低之分，价值是主体赋予史料的，这与主体研究的需要或研究的问题相关联。这种一味追寻新史料的风气在近代也出现过，罗志田指出：在近代史料观念不断扩展的同时，史学界也出现了某种只是注重新史料而不读常见书的风气，但有人对此不满，极端者如邓之诚，则自称只用二十四史来做研究。实际上，真正取得成就的史学大家，都非常重视旧有史料。蒋汝藻在《观堂集林·序》中评价王国维：“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穿，其术甚精，其识甚锐，固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多也。”王国维本人也说过：“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而吕思勉、钱穆等史家，几乎不用新史料，依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史学成就。可以说，仅仅依靠新出土文献无法取得研究的有效成果，甚至研究本身都不能开展，而仅仅依靠传世旧史料，则依然能够取得史学研究的重要成就。这里也并非贬低新出土文献的价值，而是呼吁人们树立起平等的史料价值观。即使说发现一条新史料就象天文学上发现了一颗新星，但也不能弃旧追新，应该是新旧并重。这正如围棋对弈，落下一枚棋子，可能激活一片，但对其它棋子及整体布局没有把握，又怎能发挥其作用？
其三，当前应该高度重视史家修养问题。历史研究最终落实为史家与史料的反复对话，史家在史料发现的每个层次都有着很强的主动性。史家修养的高低决定了其研究能够进达哪一个层次，而对于史家修养的重视，目的正在于使人尽快抵达第三个层次。严耕望说：“研究历史要凭史料作判断的依据，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经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这段话的背后，隐含着对史家修养的重视之意。我们发现，当前的博士和硕士论文，由于数据库的广泛使用，资料胪列，引征繁富，看似颇有功夫，但往往到此为止，没有理论的分析与提升，即使就史料的选择上，也多有断章取义的地方。这也是研究者的史学修养不够造成的。赵世瑜曾说：“一方面，我们今天对档案、碑刻、族谱、契约文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了，但对正史中的《五行志》、《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越来越没人懂了，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另一方面，也许更可怕的是，我们手边的资料越积越多，用到下辈子写文章都够，但思想呢？”这实际上是要求史家在知识结构和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可以说，史家修养正如探照灯，它可以凸显一片史料；又如照妖镜，可以鉴别史料的真伪。史家修养能不受到高度重视乎？！
来源：《齐鲁学刊》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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