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说过，宋太祖赵匡胤之所以能够建立北宋，一统天下，首先得益于五代中的最后一代，后周王朝给他打下的优良基础，尤其是两项宝贵的遗产馈赠； 它们到底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一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名画说起。画面上，居室外天色已晚，白雪皑皑，而居室内，两位宾主正坐在屏风前，相谈甚欢；铺的红毡之上，是熊熊燃烧的炭盆，酒壶和碗碟等食器，还有一位女性随侍在侧。这幅画，是明代宫廷画家刘俊的作品，名字叫《雪夜访普图》，画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夜访自己的心腹谋臣赵普，商定统一天下方略的故事。图中这位形体魁梧高大，身穿白衣的就是赵匡胤，左边便服拱手的，就是赵普，而最右边手捧酒壶，只露出半个身子的，就是赵普的妻子和氏。
根据历史典籍记载，这张作品描绘的，还是一个真实历史事件，它发生在公元961年，也就是北宋建隆二年的深冬。这一天，宋太祖忽然微服出宫，来到赵普家里，围着火炉吃烤肉，除了君臣二人，只有和氏在旁边侍奉，气氛很亲切私密。酒过三巡，赵普就发问，冬夜寒冷，陛下突然到访，肯定有什么大事。而赵匡胤的回答也很坦诚，说自己睡不着，因为天下割据，处处纷乱，仿佛自己能掌控的，除了一张自己的床榻，都是别人的地盘。机灵的赵普立刻明白，太祖是在向自己咨询统一天下的大战略，于是他道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先征讨南方富裕而战斗力低下的后蜀，南唐等割据政权，然后再利用南方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后盾，挥军北上，对付北汉与契丹人的辽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历代很多传统史家都说，这就是赵普为北宋制定的“先南后北”统一大战略；而因为这个有效的大战略，这次君臣雪夜会谈的重要性，堪比当年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
当然，传说总是充满了戏剧性与夸大，这个“先南后北”的统一大战略，肯定不是在这样一次冬夜酒局饭桌上，由赵匡胤和赵普君臣两个人就敲定细化的。实际上，“先南后北”大战略的最初构想，在后周时代就已经浮现。公元955年，也就是后周显德二年，重臣王朴献上了一篇《平边策》，柴荣看了大加赞赏，由此形成了后周与北宋统一天下的基本方略：那就是，首先攻取南方割据政权中实力最强，最为富庶的南唐，随后继续统一南方，然后再调头向北，攻击割据今天山西中部北部的北汉，以及背后支持北汉的契丹政权辽国。简单来说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先易后难”，“先南后北”。为了实践这个“先南后北”大战略，柴荣决定御驾亲征，首先夺取被南唐控制的军事要地淮南。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三次南征，后周夺取了南唐手里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淮南地区，同时南唐政权每年必须要向后周进贡大量财物，双方的边界线变成了长江。这些都为日后北宋的继续统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这场淮南征伐的另一个副作用，是未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凭借战功，让自己在军中的地位急剧升高。956年2月，身为殿前都虞候的赵匡胤，率军出其不意，用奇袭的方式攻下了南唐在淮南地区的战略重镇滁州。这件奇功，让赵匡胤从此在军中崭露头角，被柴荣提升为节度使，根据当时的官制，节度使这种高级将领自己可以开设幕府，也就是独有的军政管理机构，麾下可以拥有自己的文武幕僚。于是，在滁州之战刚结束后，有一位足智多谋的文士，来到赵匡胤军中充当幕僚，这就是日后当上宰相的赵普。
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还在滁州建立了一座“端命殿”，用来祭祀。赵匡胤的意思就是，滁州之战的胜利，是自己开国功业的起点，所谓“功业自此而成，王业自此而始”。平定淮南之后，柴荣又马不解鞍，率军北上，试图从辽国手中夺回被后晋石敬瑭政权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切实改善北部边疆的防御地理态势。959年3月，后周大军水陆并进，仅仅用了42天，就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的宁州，瀛洲与莫州，以及三个边境重要关隘——位于今天河北霸州，保定雄县附近的瓦桥关，益津关与淤口关。可以说，“先南后北”的大战略，以及淮南与燕云三州的获得，是后周留给赵匡胤和北宋王朝的一份丰厚遗产：不仅为未来的北宋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建国方略，还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一支久经沙场，战斗力强悍的军队，以及相对有利的战略地理态势。

然而，频繁的连年征战，严重损害了柴荣的健康，他在这次北征获得初步胜利之时，就身染重病，被迫班师回朝。根据野史记载，柴荣已经预料到了自己不久于人世，因为在称帝之前，柴荣曾经梦见有神人，赠送他一把金色的仪仗伞盖和一卷经书；而在瓦桥关前线患病时，这位神人又在柴荣梦中显现，要回了当初赠送的两件礼物。于是，回到京城汴梁后，柴荣开始布置后事，任命魏仁浦为宰相兼枢密使，掌握中枢行政权，辅佐幼子，年仅七岁的柴宗训；同时，任命赵匡胤，韩通统领殿前，侍卫两司禁军，执掌兵权又互相牵制。
当年农历六月十九日，柴荣在汴京皇城里的万岁殿去世，年仅39岁。遗憾的是，这位后周英主自以为缜密圆满的安排，并没有能够保住江山社稷。不到半年后，野心勃勃的赵匡胤就按照五代时期统兵悍将的传统，发动了政变。除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大战略，以及优越的战略地理态势，后周留给北宋的第二份遗产，是一项已经开启的制度改革，也就是剪除藩镇，集权中央。这种“强干弱枝”的制度设计，也帮助北宋皇帝大权在握，资源由中央高度掌控，不再重蹈五代各国的覆辙，免于藩镇内乱。实际上，强干弱枝，剪除藩镇的方略。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开始被各个政权采用。比如后梁太祖朱温，在军事扩张中，就吞并了忠武，义成等多个唐代建立的节度使藩镇，着手建立直属自己指挥的禁军；而后唐庄宗李存勖，也为了壮大自己直接指挥的禁军，编入了原属河北藩镇，魏博镇的精锐部队银枪效节军，和来自沙陀和吐谷浑的外族彪悍骑兵，诸如此类。此后，五代帝王就逐渐形成了以中央禁军监视，遏制地方藩镇的传统。
然而，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禁军的强大，带来了全新的风险，那就是禁军对中枢朝廷的干预能力急剧扩大，废立皇帝，翻云覆雨，简直易如反掌。早在宋太祖赵匡胤之前，类似“陈桥兵变”的军事政变就屡次发生，甚至模版和细节都高度相似：例如公元950年12月，当时还是后汉大将的郭威，借口抵御辽军入侵，统兵出征，大军抵达澶州时，各部将士就在郭威的暗中指示下，发动兵变，撕裂一面黄色军旗裹在郭威身上，拥立他为皇帝；于是郭威顺水推舟，率军返回开封，掌握军政大权，次年自封为皇帝，建立后周。
五代时期，禁军不仅对皇位虎视眈眈，而且由于地位特殊，待遇优厚，战斗力还不断下降，不堪其用。对此，后周太祖郭威和继任者，周世宗柴荣，就决心大力整顿禁军：第一是选兵，也就是缩小禁军整体规模，留用精锐勇敢，武艺高超的将士，而将老弱病残不堪用者遣散。第二，就是分而治之；当时，按照五代惯例，后周全国禁军，归侍卫亲军司指挥，郭威为了防止侍卫亲军司一家独大，所以又增设了一个殿前司，加以制衡。柴荣继位后，一面精简侍卫亲军司的兵力配额，同时积极推进殿前司扩军。最终，两者兵力分别为六万与三万，殿前司虽然兵力少，但精兵强将更多，而且各级指挥将领的官阶，都要高于侍卫亲军司；可见柴荣对殿前司的扶植，偏爱之心。
不仅如此，柴荣还做了一个制度设计，那就是，隶属侍卫亲军司的禁军，一部分留守京城，而另一部分则分散各处战略要地，比如一支驻扎在扬州，一支巡防河北，本意是以禁军精锐部队监视地方势力，同时震慑南唐与契丹等周边各国。但这样一来，就让殿前司禁军，能够在都城开封独家坐大：谁掌握了殿前司禁军，谁就有了问鼎皇帝大位的实力；所以，在临终前，柴荣特地任命一向信赖，看重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也就是殿前司这支禁卫亲军的最高指挥官。这个最后的决定，也最终扫清了赵匡胤日后发动陈桥兵变，改朝换代的最后障碍。
赵匡胤上台之后，首要任务，当然是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皇位和江山，彻底杜绝自己手下那些骄兵悍将，照葫芦画瓢，再来一次“陈桥兵变”的可能性。说到这里，你肯定脑海里会浮现出那个中国古代历史上脍炙人口的典故“杯酒释兵权”。根据历史记载，这场酒宴，发生在建隆二年，农历七月初九。不过，和刚才谈到的“宋太祖雪夜访赵普”一样，“杯酒释兵权”也不是宋太祖和麾下的能臣宿将，在一场酒宴上，以坦诚相待的方式顺利完成的。实际上，所谓“释兵权”也就是宋太祖解除兵权的对象，有两批，一批是五代时期遗留下来的藩镇节度使；另一批，则是后周时期和赵匡胤一起扛过枪，流过血的中央禁军将领。
首先来看看藩镇节度使：五代时期战乱频发，许多原本实力雄厚，桀骜不驯的藩镇，已经逐渐衰落甚至消亡；到了后周北宋时期，遗留下来的，不过苟延残喘而已，收拾起来并不困难。另外，赵匡胤治理藩镇，并非简单粗暴地下一道诏书，直接撤销他们的名号地位，而是采用温水煮青蛙政策：一面用高官厚禄加以笼络，一面逐渐收回其行政、经济等管理实权，同时将其掌握的精锐部队收归禁军，最终使曾经的地头蛇“节度使”成为了一种有名无实的虚衔。这些内外原因加在一起，让赵匡胤的撤藩工作推进的很顺利，期间只发生了寥寥几起藩镇叛乱，而且都被迅速平定了。对付完了藩镇，赵匡胤转过头来，就得应付禁军里昔日的同袍。他依旧采取了赵普的建议，对禁军指挥系统采取大规模的人事调动，重新洗牌：首先，无论是殿前司还是侍卫亲军司，都不再设立点检，指挥使这样的高层指挥官职，防止再有将领权力过大，拥兵自重。同时，侍卫亲军司又被一分为二，分成马军和步军司，连同殿前司一起，被称为三衙：三个系统互相制衡，彼此监督。
其次，赵匡胤下令，禁军三衙不再拥有调兵权，调兵权划归文臣主持的枢密院，一旦战事爆发，枢密院往往临时委派将领指挥，力图做到将领和军队都是临时组合，彼此没办法形成超出职权的亲密从属关系。你看，一重重保险叠加在一起，就为了防止军队中再出现第二个赵匡胤。这些措施，有效保证了北宋王朝的稳定，基本消除了武将跋扈，领兵割据甚至造反的危险，但也种下了军队战斗力衰退，冗兵冗员的隐患。当然，我们今天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依靠的是 “事实反推”；在当时的时间节点上，像宋太祖这样务实的成功政治家，必然会着眼于优先化解那些迫在眉睫的严重危机。毕竟，长期主义虽好，但前提必须是自己能留在牌局之中不下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