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New Leftists）
编者按
今天编辑部为同志们带来的这篇文章将以2025年至2026年初中国互联网巨头（京东、美团、阿里系）的外卖大战及其落幕为实证案例，为大家提供了一份当代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与算法规训之痛的时代病理学档案，以及一份描绘普罗大众在数字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艰难求生的微观社会学图景。
作者通过详实的数据与政策梳理，不仅揭露了平台经济中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更向我们描绘了外卖大战结束后，单量断崖式下跌与运力绝对过剩共同构筑的结构性劳工困境：以巨额补贴完成市场清场与运力蓄水，随后通过剥离用工责任与极限压缩配送时间来攫取剩余价值。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在于其通过组织生产、革新技术来发展生产力。然而，平台经济的发展已使其偏离了这一经典轨道。本文所描绘的美团、阿里与京东的竞争，实质上是对数字基础设施垄断权的争夺。英国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对“精益平台”（Lean Platforms）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中指出，这类平台在彻底剥离了重资产与传统的雇佣关系后，早已退化为纯粹榨取的食利机器：
精益平台通过一种超级外包模式运作，其中工人被外包，固定资本被外包，维护成本被外包，培训也被外包。剩下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榨取底线——通过对平台的控制来获取垄断地租。(Srnicek 2017, 76)
斯尔尼塞克的论述揭示了美团与饿了么等平台的本质：它们并不直接生产餐饮，也不拥有外卖车，它们仅凭对代码、服务器和流量入口的所有权（即对数字土地的“圈地运动”），向入驻商家和骑手征收高昂的数字地租。这种向寻租和食利阶级（Rentier Class）倒退的趋势，同样被乔迪·迪恩（Jodi Dean）所捕捉，并在其理论中被定义为“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平台资本家不再是韦伯意义上具有清教徒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垄断了数字领地的“新领主”（New Lords），而骑手则沦为依附于算法系统的数字农奴：
资本正在自掘坟墓。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正发生反射性内爆，演变为某种不再具有传统资本主义特征的形态……我发展了新封建主义的概念，以综合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主权的碎片化、新的领主与农奴……(Dean 2025)
外卖大战的终结，标志着数字诸侯完成了对算法领地的瓜分。少数食利阶级纯粹依靠平台基础设施的私有产权，实现了对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群体的无情抽血。骑手在劳动过程中的“自愿”奔跑、超时焦虑与自发性的延长劳动时间，并非单纯依赖于线下站长的暴力胁迫（尽管这种家长制威权依然存在），而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的完美运作。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考察中，精确刻画了新自由主义如何将主体重塑为自我负责、自我剥削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经济人是一个极度容易被治理的客体。从作为自由放任政策中无形的参与者，经济人现在变成了某种治理术的关联物，这种治理术直接作用于环境，并系统性地修改环境中的变量。(Foucault 2008, 270)
在平台经济中，算法就是福柯所说的“环境变量的修改器”。平台以技术中立的伪装，将配送时限从30分钟极限压缩至19分钟。算法不需要发号施令，它只提供一套包含超时罚款、准时奖励与动态定价的“环境”。骑手在“多劳多得、自我雇佣”的微型企业家幻觉下，自主内化了资本的剥削指令，以透支生命甚至冒着交通事故的危险，完成了最高效率的剩余价值生产。这是一种极致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对人类肉身与神经反射的彻底数字化殖民。
而在契丹特定的政治经济学场域中，这种新自由主义对个体的微观治理，通过“去雇主化”的隐蔽雇佣体制（Disguised Employment Regime）与多重嵌套的劳务分包网络得到了最为鲜活且极致的体现。平台资本巧妙地利用劳动非正式化（Informalization of Labor）与弹性积累的制度，在法律层面彻底隐匿了自身作为“雇主”的剥削者身份。骑手被系统性地抛入一个无人为其社会再生产（如社保、工伤）负责的法理真空。这种看似摆脱了传统工厂科层制、赋予劳动者“灵活接单”自由的表面契约，实质上构筑了一种更为严密的结构性支配：资本将市场波动与劳动风险全盘转嫁给作为“独立承包商”的个体。骑手越是试图以微型企业家的身份在算法生态中谋求利益最大化，就越是深陷于自我剥削的泥潭。算法与外包层级制的合谋，完美地将新自由主义的“责任内化”逻辑在本土下沉市场中落地，将个体的虚假自由转化为了最高效的规训工具。
要维持这套系统的高效运转，不仅需要顶层的食利资本，还需要一个庞大的技术与管理白领群体——即专业管理阶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PMC）。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与罗宾·哈内尔（Robin Hahnel）在承继芭芭拉·埃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的理论时，对这一阶层做出了经典界定：
计划者、管理者、技术官僚以及其他概念性工作者，他们垄断了决定经济成果所必需的信息和决策权。(Albert and Hahnel 1979, 246)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这些PMC正是互联网大厂中领着高薪的算法工程师、产品经理与运营官。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制造同意》中揭示了资本如何通过组织“赶工游戏”（Making Out）来掩盖阶级对抗，而这些大厂程序员正是当代赶工游戏规则的设计者和维护者。然而，本文揭示的残酷现实在于：随着平台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内卷与封建化，PMC群体也正在迅速无产阶级化。随着外卖大战的结束和市场红利的枯竭，曾经自诩为体面的脑力劳动者，点着外卖、喝着星巴克的程序员群体如今也面临着随时被被优化、自愿裁员的系统性危机与35岁职场天花板。
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充满历史讽刺意味的悲剧景观：作为小资产阶级的PMC与作为底层劳动者的骑手，陷入了深度的“底层互害”。算法工程师为了维持自身的KPI，写出了不断压榨骑手配送时间的冷血代码；但在平台垄断资本面前，他们与骑手一样，都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当增长停滞时，裁员大刀同样无情地落在了这些技术官僚的头上。同病相怜的命运表明：在纯粹的食利阶级面前，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皆为随时可被抛弃的耗材。
诚如作者在文章结尾处所引用的实证案例，总工会的集体协商与社工机构的微观介入（如建设“骑手驿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生存论意义上的底层缓冲。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结构性视野中，任何不触及平台所有权、算法黑箱与数据产权的改良，本质上都是资本为了维持劳动力可持续再生产而施展的体制性修补术。
但正如本编辑部的一贯立场，要真正打破新自由主义的规训与平台封建主的垄断，必须从根本上超越劳动过程的异化与碎片化。数字基础设施应当被从一小撮食利寡头中夺回，扯下其利润导向的私有外衣，回归其公共事业的本质。正如布洛维在反思劳工解放的终极视域时所宣告的那样：
我以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和可欲性作为出发点——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在这个社会中，免于匮乏压力和资本主义日常生存不安全感的男男女女，将塑造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集体决定由谁、以何种方式、在何时、生产什么。(Burawoy 1979, 12)
外卖大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无产阶级的幽灵仍在算法的网络中徘徊。真正的解放，不仅在于多争取五分钟的配送时间，而在于重建劳动者（包括受剥削的骑手与被异化的算法工程师）对生产资料和数字公共资源的集体民主控制。
Reference:
Albert, Michael, and Robin Hahnel. "A Ticket to Ride: More Locations on the Class Map." I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dited by Pat Walker, 243-78.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9.
Burawoy, Michael.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Dean, Jodi. Capital's Grave: Neofeudalism and the New Class Struggle. London: Verso, 2025.
Foucault, Michel.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Edited by Michel Senellart.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Srnicek, Nick.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外卖大战与骑手群体的劳动困境
作者：忍冬青
编辑：一等良民（Robespierr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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