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邯郸日报）

转自：邯郸日报

吴蓉

赵秉文（1159—1232年），字周臣，晚号闲闲老人，金代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仕五朝，官六卿，不以大名自居，关注社会现实与民生疾苦，竭力有所作为。其弟子元好问赞之“中国百年之元气”，金元之际名儒郝经誉之“始终无慊独巍然”。

作为贞祐南渡后的文坛盟主，赵秉文集诗、词、文、书、画创作于一身，在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有突出成就；以文统与道统的继承者自任，是金代较早接触理学思想并予以探讨和推广的学者，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其著作颇丰，有《滏水集》30卷传世。

因此种种，赵秉文被时人誉为“礼部天下士，文盟今欧韩”“金士巨擘”。可巨擘非完人，从史料中可以梳理出赵秉文三个似乎不大光彩的事件，透过这三件事，能够看到赵秉文在文坛盟主光环下为人所耻的一面。但瑕不掩瑜，赵秉文的成就与努力，仍使他在金代自成一家。

01

赵秉文生于金代正隆四年（1159），生性好学，“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积久成习。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27岁的赵秉文科举成功，出任安塞簿，因收税成绩好，三年后升邯郸令；明昌四年（1193），任应奉翰林文字；明昌六年（1195），丁母忧后，起复应奉翰林文字。

这之后的十余年，赵秉文仕途起落，不立崖岸，不污泥滓，成为百官楷模。泰和七年（1207），从汝州幕秩满告老的赵秉文在老家磁州筑遂初园，作《遂初园八咏》《记梦》《宿遂初园》，感慨“平生功名心，世路多崎岖。年来忝闻道，何者非夷涂”“病后始知谋退晚”，表示“忘身百事懒，忘心一物无。忘己又忘物，兀然同太虚。不皦亦不昧，无毁亦无誉。不向醉乡醉，即归愚谷愚”。诗中明显见退意。

元好问曾在《南湖先生雪景乘骡图并引》引中写道：“先生历大定、明昌、泰和，优游于太平和乐之世者五十年。”这样算来，1207年，已是太平和乐之世的尾声，北方草原上，铁木真已统一蒙古各部，整军觊觎金朝。国家飘摇，个人无能为力，是赵秉文生退隐之心的重要原因。

即便大敌临境，个人力量微薄，赵秉文仍持仁政本心，尽最大努力，祈愿金卫绍王行仁政，救天下。

大安元年（1209），赵秉文出任宁边州刺史，次年改任平定州。接掌平定时，前任用刑严酷，盗贼无论大小，一律打死，可盗窃事件仍不断发生。赵秉文到任后，宽厚执法，使民安居。遇到灾年，他出官仓粟赈灾，同时劝富户出资买米济民。离任时，男女老幼出城相送。

大安三年（1211）八月，野狐岭之战打响。战前，卫绍王召赵秉文等商议，赵提出：“今我军聚于宣德，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俟秋敌至将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指出宣德驻军布局的不合理性，并提出整改意见，但金卫绍王没有采纳，“其秋果以败闻”（脱脱《金史》）。赵秉文战前的计谋也许不能改变整个战局，但他对宣德驻军的劣势分析是准确的，这充分说明他对战争形势有清晰的认识。

贞祐元年（1213），蒙古军分三路劫掠山西、河北、山东。第二年，蒙古军包围中都（今北京），金以屈辱的求和条件换取暂时的安全后，金宣宗召集朝臣讨论是否迁都，如迁，迁到哪里。在赵秉文等人的坚持下，金次年迁都南京（今开封）。

迁都后，赵秉文“上书愿为国家守残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同时希望在强敌压境、国势将倾之际，在战场上精忠报国，但均未得允许。（脱脱《金史》）

兴定五年（1221）三月，63岁的赵秉文以知贡举涉谬误削两阶，因请致仕。次年，复出为礼部尚书。这次复出，赵秉文虽无法实现奇谋壮志，但他坚持不懈地为皇帝出谋划策，不厌其烦地劝谏，“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脱脱《金史》）。

正大九年（1232）正月，金军最后的生力军在河南三峰山被蒙古军消灭，金朝再无生存根基。这一噩耗传到三百里开外的南京，京师大震。金哀宗听到自己苦心经营近十年的二十万精锐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精神登时崩溃，两次自尽，都被侍从救下。

正月十九日，金哀宗登上承天门，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发布了一道由赵秉文起草的“罪己诏”，宣布改年号为“开兴”。诏书发布后，“闾巷间皆能传诵”。仍在坚守的洛阳军民接到诏书，听完宣读后，举城痛哭。这份诏书没有流传下来，但可以想象，赵秉文付诸的情感是多么沉痛万分，文字又是多么感人至深。

这份诏书是他对金朝的的贡献，当年五月，赵秉文于蒙古军队的围困中病逝。两年后，金亡。

赵秉文在地方为官十六年，在朝中任职二十九年，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能以国事为重，民事为先，清正廉洁，鞠躬尽瘁，为当时仕宦之楷模。清代陈廷敬评价他，“滏阳政宽简，涌云思炜煌”。

02

兴定六年（1222），赵秉文复出为礼部尚书，金宣宗的理由是：“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这足以证明，赵秉文在有金一代的文坛盟主地位。事实上，赵秉文确是金代文坛创作丰富、全面发展的学者，其成果不减前人与来者。

作为金代书画大家，赵秉文幼年随王庭筠学书，后又学李白、苏东坡，并兼得钟、王、欧、虞、颜、柳诸家所长。他在平定任刺史时，为天宁寺正书《圭峰法语》，是金代楷书的上乘之作。赵秉文的书法为世人推崇，向他求字的人非常多，他不厌其烦，在礼部厅壁上写下“当职系三品官，为人书扇面失体”，告之众人。致仕后，他甚至在宅门上写下“老汉不写字”，以此拒绝求书人。（刘祁《归潜志》）

在诗歌创作上，赵秉文提倡师古。元好问称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七言古诗是赵秉文成就较高的作品，大致有五十余首，效法杜甫，反映出金朝南渡后，对国势衰退深刻的关注及悲伤的感叹，堪称时代之音。

赵秉文十分重视赋的创作。金代科举为女真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但“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刘祁《归潜志》），词赋程文讲究词藻、对仗、典故和韵律，囿于考试，士人不得不俯仰就律，模题画影，给当时文坛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一些故老教授子弟，亦“以速售为功，六经百氏分磔缀辑外，或篇题句读之不知”（元好问《中州集》）。赵秉文对这种不良风气十分忧心，他严厉抨击学而无用的律赋及浮华轻艳的文风，利用典贡举之机，倡导纯正学风，培养一代新人。同时为纠正和示范后人，创作了十余篇赋，是金人现存作品最多的赋家。

以赵秉文69岁所作《游西园赋》为例：

九日令辰皆醉。赵子独游西园，盖故苑同乐之地。于时，天高气清，风物凄厉。草绿惨以断蔓，果红蔫而脱蒂。若乃藻扃黼阁，檐摧槛圮。曲池荒而飞萤，灌木老而雊雉。嗟物是而人非，何昔荣而今悴。既而登高台，俯清泚，天落镜中，水涵空际。物无倒影之心，水无涵空之意。心与境忘，境融神会。先生一笑而作，渺归鸿于天外。

这篇《游西园赋》寄寓了赵秉文以宋鉴金的忧思，不重铺排，以意为主，达意即止；为文骈散结合，清丽典雅，晓畅明白；以务实雄健的文风为尚，言之有物，议论风生，集中体现了他在文赋创作实践中的特点。

学术思想方面，赵秉文被称为“儒之正理之主”。他批评汉以来的传注之学，充分肯定周敦颐、程颢、程颐建立的北宋理学，将佛教、道家与理学思想融合一体，以卫道统名于金。他对道学与心性学的研究很有见地，其道学思想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元、明、清三代文士，对宋代文学理论在金朝的深化和发展有创始之力，开源之功。

因为在书诗文赋和理学上的卓越成就，《金史》将赵秉文与杨云翼并称为“金士巨擘”，赞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

03

金朝自金章宗后期呈现出颓势。文风政风上，“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又颇好浮侈，崇建宫阙，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无维持长世之策，安乐一时，此所以启大安、贞祐之弱也”（刘祁《归潜志》）。实际国力上，金贞祐中，在蒙古铁骑的打击下，金室被迫由中都迁至开封。南渡后，疆土日窄，危机四伏，大河以北“室庐扫地，市井成墟”（清张金吾《金文最·泽州图记》）。历史的积弊在南渡事件的催化作用下愈演愈烈，正如《金史·选举志》所说：“宣宗南渡，吏习日盛，苛刻成风，殆亦多故之秋，急于事功，不免尔欤。自时厥后，仕进之歧既广，侥幸之俗益炽，军伍劳效，杂置令录，门荫右职，迭居朝著，科举取士亦复泛滥，而金治衰矣。”

作为南渡后的文坛领袖，赵秉文欲挽狂澜于既倒。一方面，他与杨云翼、李纯甫等人利用典贡举之机，改革科举，颇加意策论，又于诗赋中辨别人才，且以自身创作示范，促使文坛的颓靡风气有所转变。另一方面，金末社会的严峻现实激发了赵秉文对诗歌创作的思考。他与王若虚、刘从益、元好问等倡导以唐人为旨归，推崇唐诗的风雅精神和敦厚气韵，号召士人关心现实，反映民生疾苦，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相关作品。

贞祐南渡前，蒙古铁骑所到之处，屋庐焚毁，城郭丘墟，中原人民横遭杀戮。赵秉文亲眼目睹了国家之难、战争之惨和民生之苦，诗作中多有反映。

在《从军行送田琢器之》中，他写道：

“严风吹霜百草枯，胡儿马肥思南驱。长戈飞鸟不敢渡，扼胡岭下行人无……胡兵数道下山东，旌旗绛天海水红。胡儿归来血饮马，中原无树摇春风。橐驼氊车载金帛，城上官军空叹息。纍纍妇女过关头，回望都门心断绝……北望一舍如天远，黄沙茫茫愁杀人。”诗中“行人无”“海水红”“血饮马”，将战争的残酷揭露得淋漓尽致。

“胡儿夜渡黄河冰，生人憔悴如霜草”（《汾阴祠后土》），“十去征夫九不回，一望沙场心断绝。胡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饮马长城窟行》），这些诗句哀民生之多艰，字字血泪。

战事稍缓，他就疾呼休兵养民力：“瘦妻曳杷女扶犁，唯恐官军阙粮给。呜呼疮痍尚未复，且愿休兵养民力。老夫谬忝春官伯，白首书生不经国。佇公功成归庙堂，再献中兴二三策。”（《长白山行》）

元好问在《陶然集诗序》中说，“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杨叔能、太原李长源、龙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数人，称号专门。”王恽在《西岩赵君文集序》也说，“金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这些都离不开赵秉文的积极倡导。

因过分强调“师古”，赵秉文诗歌创作也有李纯甫所说的“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一针见血地指出赵秉文的创作致命缺陷，即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留下“仿拟太重，失支堕节”的不足，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但由于他以道德仁义之学自任，振儒术，挽文风，对社会弊端展开有效的批评，因而无愧于元好问“挺身颓波，为世砥柱”的高度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赵秉文遍学前人，诗作中既有唐人的重情，也有宋人的思理，因此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仿拟之作还创造出不少新的诗题词牌，值得称道。如《春寒花较迟》出自杜甫《人日》“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冰雪莺难至，春寒花较迟”，《缺月挂疏桐》出自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由金至元，他的“闲闲体”成为一些后生晚辈纷纷效仿的对象，如李庭诗名便为《诸君同赋戴嵩牧牛图效闲闲体》，元好问《促拍丑奴儿》（朝镜惜蹉跎）题下就明白注有“学闲闲公体”。

04

作为赵秉文的弟子，元好问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效仿老师，还在思想上继承了老师的“中州意识”，并将其提炼为文化概念。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元好问推崇赵秉文为一代人物，称赏“其为中国百年之元气”。

元好问的《中州集》以诗存史，颇具价值，尤其以“中州”命名，恰当避开了民族归属与国家认同问题，还将自己置于“天下士”的中原文化正统传承地位。溯源而上，元好问的中州意识源于赵秉文。

翻阅《滏水集》发现，“中州”一词多次出现，如“中州之山台山高，遍寻五顶无乃劳”（《登万圣阁》），“偶脱中州先酒谱，赖传后世以诗名”（《抹里湛酒》），“昔文翁化蜀，而蜀郡多名士；常衮南迁，而福建多诸生。况中州礼义之邦，辅以贤令明教之力，将见人才辈出，曾行闵趋，岂独汉唐之旧哉”（《商水县学记》）。前两句中的“中州”指中原，表示地理区域。到晚年所撰《商水县学记》中的“中州礼仪之邦”，已经完全脱离地理概念，其中寓含深刻用意及情感寄托，即把自己忠心效力的大金王朝当做华夏文明的正统传承者。

同时，赵秉文的统序意识自觉而明确。其所撰党怀英墓碑说：“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则党公。于时赵黄山、王黄华俱以诗翰名世。至论得古人之正脉者，犹以公为称首。”所谓“古人之正脉”，即中原文化正脉。他例举的人物涵盖了“借才异代”与“国朝文派”两个时期的重要代表。在《种德堂记》中，他称赞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唐代李白、杜甫，金代赵可、王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气也”。之所以将六人并列，是因为在他看来，金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统序关系。

这种思想在元好问这里得到传承与发展。元好问为赵秉文所撰墓志铭中说：“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家学，接见于宇文济阳、吴深州之风流，唐宋文派及乃得正传。”所谓“唐宋文派”，亦即中原文化正脉。而且，元好问例举金朝人物，如党怀英、王庭筠、周昂、杨云翼、王若虚、李纯甫、雷渊，“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至于“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则以赵秉文为领袖。

从论说方式看，元好问与赵秉文非常相似。从传承关系看，赵秉文的中州意识只是一种思想倾向，真正把它提炼为文化概念，则由元好问完成。尽管如此，赵秉文的启蒙之功不可没。

元好问给予赵秉文“中国百年之元气”的评价，历来被认为是“褒大师门”。但从“中州意识”的启蒙之功这个意义上看，赵秉文担得起这个评价。

05

从《金史·赵秉文传》、刘祁《归潜志》等史料中，可以梳理出三个对赵秉文来说似乎不大光彩的事件，透过这三件事，能够看到赵秉文在文坛盟主的光环下为人所耻的一面。

赵秉文27岁科举成功。他的科举成功与之后的人生旅途，与一个人密切相关，这个人就是王庭筠。

王庭筠（1151—1202），字子端，号黄华山主、黄华老人，辽东熊岳县（今营口市熊岳镇）人。史载其自幼颖悟，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王庭筠以进士甲科及第，曾做过馆陶县主簿，在任上表现出出色的政治才能。在当时文坛，王庭筠有“百年文章公主盟”之誉，且善书，时人比于米芾，甚至误传他是米芾的外甥。

赵秉文早年诗书“皆法子端”。26岁时写《寄王学士》，诗称：“寄与雪溪王处士，年来多病复何如？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李白一杯人影月，郑虔三绝画诗书。情知不得文章力，乞与黄华作隐居。”王庭筠盛赞“非作千首，其功夫不至是也”。王庭筠盛赞的结果是：“其诗至今为人传诵，且赵以此诗初得名”，或许还促成了赵秉文的次年登第。可见，王庭筠对赵秉文有知遇之恩，可赵秉文对王庭筠的评价并不满意，他认为，“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时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在肯定王庭筠才华的同时，不仅认为他“为名所使”，还对其晚年学苏诗、精险韵做出批评。

“尖叉韵”作为险韵的代称，源于苏轼七律《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当时及后世有很多诗人学习。王庭筠诗词风格起初清新自然，然而坎坷起伏的宦海生涯让他对仕途失望至极，转而在诗韵上学习苏轼，钻研险韵，本无可厚非。元好问在《王黄华墓碑》中评价王庭筠“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以险韵为工。”李纯甫对王庭筠学习苏、黄并加以发展极为推崇，“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人难及也”。二人对王庭筠的才华和学识都进行了肯定。比较而言，赵秉文对王庭筠的评价中有失公允，现代学者金毓黻认为赵秉文此举意在“抑扬其辞而欲与之争名”。

赵秉文与王庭筠不仅认识很早，还有一段恩怨纠结。《金史·赵秉文传》载，明昌六年，因王庭筠推荐，赵秉文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一上任，就上书弹劾宰相胥持国为小人，并推荐“君子完颜守贞”可用，把他急切的“用世”之心暴露无遗。可他不知道，胥持国是金章宗清理宗室时的第一功臣，因此，他对胥持国的弹劾惹怒了章宗，章宗质问他：“汝何以知此二人为君子、小人”，赵秉文“遑迫不能对”，章宗震怒，命有司拷问，赵秉文交待：奏疏的部分说词源自王庭筠、周昂、高坦等人的私下议论。

这就是著名的赵秉文上书攀人事件。由于赵秉文的揭发自保，王庭筠、周昂等多位同僚被牵连下狱，受到惩处，王庭筠甚至遭杖刑、贬黜，赵秉文则被免责。对于此事，赵秉文引以为恨，自叹“此前生冤业也”，这件事造成的恶果也无疑成为赵秉文被士大夫所耻的一大污点。即便多年以后，赵秉文身居高位，主盟文坛，这件事“终不能掩”。十四年后，大安元年（1209），赵秉文出任宁边州刺史，李纯甫赠诗：“明昌党事起，实夫子为根。黄华文章伯，抱恨入九原。槃槃周大夫，不得早调元。株逮及见黜，公独拥朱轓。”依然对此事进行嘲讽。

《金史·赵秉文传》中还提到赵秉文“颇以禅语自污……”的晚年间事，《归潜志》的一段记事，能找到此句具体所指的蛛丝马迹，也就能理解他是如何自损其名的。

赵秉文的学术思想主要以儒学立名，但同时好佛老之说。《归潜志》谓“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颇畏士论”，指的是李纯甫亦喜佛学，且崇佛贬儒，“大为诸儒所攻”，赵秉文为维持其儒者形象，“得扶教传道之名”，遂以李纯甫喜佛为前车之鉴，反其道而行之，晚年自编文集，“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宣讲儒家学说。杨云翼作序，推其为自韩愈、欧阳修以来道学的继承者。然而与此同时，赵秉文又将“其为（佛老）二家所作文，并其葛滕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交给时任少林寺住持的著名诗僧性英（字粹中）刊印，“故二集皆行于世”。

《金史·赵秉文传》所谓“禅语自污”，即指晚年赵秉文编订文集时这种阳儒阴释的做法为时人不屑。刘祁称其“欲为纯儒，又不舍二教”，王若虚更轻蔑地说“此老所谓藏头露尾耳”。

与明昌年间上书攀人大节有亏相比，赵秉文晚年自编文集时阳儒阴释的做法虽无伤大体，但毕竟不够磊落坦荡，有损于其文坛领袖、道学儒宗的形象，不啻为有失晚节的一点污迹。

06

武安人张宜是一位石刻刻工，身份与赵秉文相差甚远，但作为同乡，从金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到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在长达20年时间里，他跟随赵秉文奔走四方，凭手中的一把刻刀，留下一段与赵秉文的石刻佳话。

据统计，张宜共有六件作品留世，分别是刻于大安二年（1210）的《涌云楼记》《古灵法语》《圭峰法语》，刻于贞祐三年（1215）的《夹谷楫临洺驿题记》，刻于正大四年（1227）的《大金叶县令刘君惠政碑》和刻于正大七年（1230）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六件石刻中，除《夹谷楫临洺驿题记》未明确提到赵秉文外，其他都与赵秉文有密切关系。

大安二年（1210）四月，赵秉文由宁边州刺史转任平定州刺史。平定州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相传韩信曾在此建榆关。至北宋，名思武楼。赵秉文上任后，予以修缮，改名涌云楼。赵秉文曾多次登临涌云楼，留下多首诗篇。

当年九月九日重阳节，赵秉文又一次登上涌云楼，写下著名的《涌云楼记》：“旁引重山复岭之阻，左扼土门，右控大卤。太行掎之，群山迤之。”描摹涌云楼险要地理位置同时，借奇绝的景色抒发胸臆：“静以养恬，动以应物。万变之来，了然吾胸中而不惑。”此记被刻为碑，立在涌云楼上，碑的最后刻有“武安张宜镌”。这是目前史料中，张宜首次与赵秉文联系在一起。

在平定州期间，张宜还为赵秉文刊刻了《古灵法语》和《圭峰法语》二碑。此二碑现已无存，但《圭峰法语》碑拓本还有留存。

贞祐三年（1215）四月，时任军前行尚书礼部员外郎的夹谷楫因处理军需事务来到洺州，在洺州临洺驿留下一件石刻题记，即《夹谷楫临洺驿题记》，碑末尾署“武安张宜刊”。此时的赵秉文任翰林直学士、礼部侍郎，同夹谷楫同为尚书省官员。该年四月前后，赵秉文在南京主持科举考试，因此，张宜才有了空闲时间为夹谷楫刊刻题记。

赵秉文虽没有赶到洺州与同僚相聚，但对洺州非常熟悉，他曾撰有《临洺》一诗：“聪山洺水送迎还，世事浮云几变更。白发重来相识尽，逢人欲问小时名。”由诗可知，洺州一带有赵秉文很多故旧相识，有的甚至可以用幼年的名字来称呼。

正大四年（1227），赵秉文为已故好友、曾任叶县令的刘从益撰写了《大金叶县令刘君惠政碑》。当年八月三日，“前进士李之方立石”，碑末尾署“武安张宜刻”。碑上赵秉文的官职为“翰林学士、正奉大夫、知制诰兼同修国史”，此时赵秉文和张宜都长居南京。张宜应是奉赵秉文之命，专程到叶县刊刻。由此可见赵秉文与刘从益交谊的深厚，更见赵秉文对张宜的信任。

目前所见年代最晚的一件张宜为赵秉文所刊石刻为正大七年（1230）的赵秉文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行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24行，后题记4行，30字：“右《心经》。老来手腕无力，写不成字， □不可上石，虽宜之错爱，是彰丑拙也。秉文。”碑的最后刻有“武安张宜刊”。

从以上题记可以看出，时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的赵秉文时年已71岁，自认为不仅“老来手腕无力，写不成字”，而且写得非常难看，不值得刻石，但出于张宜的“错爱”，还是刻石了，语气亲切自然，如同家人。

两年后，赵秉文病逝。可以说，赵秉文的人生后半程，即从河东北路平定州到南京路邓州的20年间，他的耳边，总能响起熟悉的乡音。

感谢张宜追随赵秉文的每一个脚步。

(摘自《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