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 安远律师
误解一：《刑事谅解书》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减轻处罚
有某些公众号文章指出，被害人及近亲属出具了《刑事谅解书》，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减轻处罚情节。所谓“减轻处罚”是在法定刑以下适用刑罚，通常在罪轻辩护案件中，能够争取到减轻处罚情节，对犯罪嫌疑人在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取得宽缓量刑结果十分有利。但目前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没有将刑事谅解情节作为减轻处罚情节考虑，而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量刑方法，依据基本犯罪构成在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再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最终确定宣告刑。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只是调节基准刑的情节，如果该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解结果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只有具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才可以确定宣告刑。如果只有从轻处罚情节，只能将法定最低刑作为宣告刑。
误解二：所有刑事案件均可以出具《刑事谅解书》
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出具谅解书，只有存在被害人的案件，且被害人可以确定、被害人适宜出具的才能适用刑事谅解制度。一般来说，自然人作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出具谅解书较为普遍，例如在故意伤害罪中，伤者出具谅解书。而当国家机关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由于被害人无法确定或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提起人，代表国家进行索赔时，则无法适用谅解制度。
误解三：无罪案件不能出具《刑事谅解书》
有一种观点认为无罪辩护的观点与《刑事谅解书》的内容存在自相矛盾的表述，无罪辩护是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而《刑事谅解书》通常表述行为人认可实施了犯罪行为，悔罪并进行赔偿。该种观点以偏概全，未考虑不同刑事案件的复杂性。第一，律师提出无罪辩护的策略，有的是针对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在该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没有请求被害人出具谅解书的必要；有的是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某种行为，但该种行为在刑法意义上不构成犯罪，但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或是行政责任。此种情形下出具的谅解书，是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行为的谅解，行为性质则需要法院判决确定。《刑事谅解书》不能作为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有罪供述证据。
误解四：《刑事谅解书》中存在“不再追究xx刑事责任”表述
法律没有对谅解书出具的格式和内容做出规定，因此全依赖当事人意思自治。但总体来说，不外乎以下几方面：（一）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基本情况；（二）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三）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行为的态度，即对其表示谅解；（四）司法宽缓建议。其中被害人会在谅解书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性质做出认定，但该认定不具备法律效力。有的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提出宽缓建议时会写“不再追究xx刑事责任”的表示，该表示也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公诉案件中，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要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正确表述应当是“恳请司法机关在量刑时对其从轻、从宽处理”即可。
误解五：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只签订《刑事谅解书》，而不签订《谅解协议》
《刑事谅解书》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单方意思表示，不具有双务性。为避免出现犯罪嫌疑人一方不支付赔偿、补偿款，或者被害人一方不出具谅解书的情况，稳妥做法是在签订谅解书的同时签订《谅解协议》。谅解协议具有民事法律效力，在该协议中可以约定款项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支付金额、交付谅解书的时间，也可以约定一方在不履行谅解协议的情况下，另一方可以解除协议并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要求返还财产。
误解六：《刑事谅解书》不能反悔和推翻
犯罪嫌疑人认为《刑事谅解书》签订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可以反悔或推翻，该种观点误解了刑事谅解制度的设立目的。在刑事案件中，除财产类案件外，人身性案件既会在物质上给被害人造成损失，也会在精神上给被害人造成创伤，虽然金钱补偿无法完全弥补该类创伤，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被害人的应激反应，缓解矛盾，减少司法机关的办案阻力。但刑事诉讼程序不是一个节点，而连续的过程，被害人可能在签订《刑事谅解书》时对犯罪嫌疑人表示谅解，但随着案件的推进，犯罪嫌疑人的表现被否定性评价，丝毫没有悔过的意思，被害人则有可能撤回谅解。
误解七：遗漏谅解书的签订主体
《刑事谅解书》的签订主体通常为被害人、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如果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除未成年人本人签字外，其全部法定代理人（父母双方）都应当签字确认。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则由其近亲属签字，近亲属应当全部签字，尽量避免少签、漏签。例如某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配偶、儿子在谅解书中签字，但唯独女儿不签字，表明女儿并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表示谅解，该份谅解书在法庭作为酌定从轻考虑情节时受到了质疑。
误解八：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取得《刑事谅解书》
《刑事谅解书》必须是被害人自愿签订，不得通过威胁、欺骗或者非法交易的方式取得，否则不仅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的行为违法甚至会涉嫌犯罪，以该种方式取得的《刑事谅解书》不具备法律效力，被害人也可能随时撤回该谅解书。
*作者简介：
安远律师，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青工委副主任、所刑事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核心专注于石家庄及河北地区的刑事案件的辩护与代理，尤其在性犯罪案件、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经济犯罪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环食药知案件的全流程辩护与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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