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上海完成了多重身份转换：从西南联大校园作家转换为平津沪三地文坛的知名青年作家；从老作家沈从文、杨振声等翼护的“京派”后起之秀转换为半是京派半是沪上进步青年的两栖形象；从差点“晦涩而死”的狂热现代派摹习者转换为开始自觉回归传统和民间的稳健朴实的写作者。三重转变形成的驳杂身份令汪曾祺既频频获得赞许，又容易招来酷评甚至恶评。
目前大家谈论汪曾祺当时遭遇的负面评论，多集中于楼适夷发表在香港《小说》月刊1949年2月二卷二期的长文《一九四八年小说创作鸟瞰》。楼适夷在“附记”中说，“此文的草成，友人巴波曾予帮助。”刚从内地来香港的巴波（曾祥祺）也是《文艺春秋》重要作者。1947年4月《文艺春秋》四卷四期“编后”称巴波《中央派来的》是“相当结实的作品”，作者名字“虽然那么生疏”，但“老练的手法，鲜明而富有生趣的构图，却可以使我们想到果戈理的《巡按使》”。巴波另一部小说《视察》排在《文艺春秋》五卷六期头条。他还有中篇小说《王洪顺进城》刊于1948年3月《文艺春秋》六卷三期，该期头条正是汪曾祺《鸡鸭名家》。巴波很可能向楼适夷介绍了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最新进展。楼从上海转到香港已历年余，对沪上文坛难免隔膜，需要新近抵港的“南来作家”提供所需信息与资料。
巴波夫妇1948年下半年从成都辗转来到香港，楼适夷安排他们住进九龙一处房子，“左邻是适夷和黄炜夫妇，右邻是黄永玉和张梅溪夫妇”，“住在附近的还有臧克家、郑曼夫妇；朱鸣岗、林瑞如夫妇；蒋天佐、陈敬容夫妇。”黄永玉是汪曾祺在沪上刚刚结交的挚友。臧克家在其主编的《文讯》上刊发过汪曾祺小说《落魄》。臧的两位公子还是汪在致远中学的学生。陈敬容是“听水斋”常客。在香港的楼适夷竟然居住在汪曾祺有限的几位沪上熟人的圈子里，但这几位熟人应该都不会赞同楼对汪的酷评。
黄永玉当时曾写信邀请已经供职于午门城楼“历史博物馆”的汪曾祺移居九龙乡下。汪曾祺1948年11月30日给上海的黄裳写信说，“然我不是一定不去九龙耳”。他果真奔到九龙，可就热闹了。
公开批评汪曾祺，楼适夷并非第一个。早在编辑部位于北京西路239弄6号“新丰出版公司”的《同代人文艺丛刊》上，就有人指名道姓抨击汪曾祺了。
《同代人文艺丛刊》创刊于1948年4月（汪曾祺离沪赴平一个月之后），“第一年第三集”（1948年8月25日出版）署名“上官雨”的《略谈两本期刊的坏倾向》，劈头就“拿《文艺春秋》六卷三期中的汪曾琪（“祺”之误）的《鸡鸭名家》来做例子”。作者利用谐音游戏嘲讽道，“在这样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里，作者‘珍奇’地玩弄着他的文字，卖弄他的博学多才”，“乡村里平和的生活啊，桥头有个茶馆啊，这一切对于作者是多么留恋。在他那篇洋洋万余言的文章里，除了作者辞藻的堆积以外，真使读者感到莫名其妙”。
“上官雨”接着还说，“作者在这篇文章里给读者一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除了空空荡荡不知所云的胡诌之外，真找不出一点可取的地方。正可以说和沈从文的‘芷江的熊公馆’一样无聊，而替这苦难的时代添盖一件伪装的外套，想拿这来粉饰太平。”最后他不禁追问，“我不知道《文艺春秋》的编辑先生凭什么要发表这篇文章，而且把它放在第一篇，这到底能不能代表《文艺春秋》那‘一万二千位直接读者’？”
沈从文《芷江县的熊公馆》并非偶然奔赴到“上官雨”笔下。1948年3月1日出版于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刚刚发表了冯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上官雨”开头还引用了《大众文艺丛刊》同期邵荃麟执笔的头条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段话：“这数年来，中国社会斗争内容的丰富是超越了任何时期的，然而反映在作品中间，却是何等地贫薄，这岂不是说明了文艺离开了集体主义的真实思想运动方向，也就失却了创造力量的泉源。”看来“上官雨”和楼适夷都是为了响应《大众文艺丛刊》对沈从文等京派文人的猛攻，这才先后展开了对汪曾祺的批评。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左翼青年文学家主办的《泥土》《新诗潮》等刊物抨击沈从文“集团”和“小喽啰们”，主要针对穆旦、陈敬容、唐祈、唐湜、袁可嘉、杭约赫、李瑛等平津沪三地年轻的诗人和评论家，尚无暇顾及在上海教书一年零七个月再转赴北平的小说家汪曾祺。“上官雨”和楼适夷二文，算是弥补了上述左翼激进刊物的一个缺漏。
今日“汪迷”乍见这类文章，或许会茫然愕然。但在天地玄黄的时代大转变关口，尤其在汇聚各种圈子、宗派和立场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文坛，这种现象十分正常。“上官雨”和楼适夷对汪曾祺的批评固然尽显了文艺阐释的简单粗暴，却也包含不得不发的历史合理性。透过文学史现场氛围来“远读”汪曾祺小说（包括一时成为焦点的《鸡鸭名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小说家与现实、小说家与历史、小说家与小说艺术本身的复杂关系。
原标题：《夜读｜郜元宝：“同代人”的酷评——“汪曾祺在上海”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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