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夏至雨
高考出分那天，江城下了一场透雨。
雨水顺着老居民楼的排水管哗哗往下淌，砸在一楼搭的铁皮棚子上，声音又急又密。我坐在自己那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的小屋里，握着手机，屏幕上是一串三位数的数字。楼道里传来继母赵美兰尖细的嗓音，她正跟对门邻居炫耀，说我家知渔可是重点班的苗子，保底也得六百往上。
我叫陆时雨，今年十八。知渔是我继母带来的女儿，比我小半岁，跟我同届。
父亲陆长河敲了敲我的门，没等我说“进”，就把门推开了。他站在门口，身上穿着那件洗得领子都发毛的灰色polo衫，眼神有些复杂。我知道他在等我的分数。自从我妈五年前因病走了，他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头发白了快一半。后来赵姨带着知渔进了门，家里才算又有了点热乎气。可那热乎气，大多时候是绕着知渔转的。
“查了没？”他问，声音里压着某种我分不清是期待还是紧张的东西。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一瞬间，我脑子里转过很多念头。我想起知渔上个月过生日，父亲在饭店订了一大桌，赵姨给她买了最新款的平板电脑。而我过生日，是在家里吃了碗卧了两个鸡蛋的长寿面，父亲说最近手头紧。我想起每次家长会，父亲都先去知渔的火箭班，然后才匆匆赶到我的普通班，有时候甚至不来。我想起填志愿时，赵姨说知渔要学金融，将来出息，得把钱紧着她用。
“查了，”我说，声音很平，“466。”
父亲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他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了滚，最后只说了句：“哦，也行……好歹有个学上。”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已经从我脸上移开了，看向窗外那场不见停歇的雨。我在他转身离开前，把手机屏幕扣在了桌上。屏幕还亮着，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着：
总分：723
语文138，数学149，英语143，理综293。
我没让他看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就是不想让他看见。
也许我只是想赌一次。赌一赌在这个家里，我到底算什么。
第一章 两碗面的温度
出分后的第三天，家里气氛有点微妙。
赵美兰嘴上没说什么，但那双精明的眼睛总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带着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吃饭的时候，她不停地给知渔夹菜，嘴里说着：“多吃点，将来去了北京，可就吃不着妈做的饭了。”知渔的成绩也查了，629，上个好的一本绰绰有余。赵美兰已经张罗着要给她办升学宴了。
“长河，我看就订锦绣江南那个厅，大气，一桌一千二的标准，怎么样？”赵美兰一边扒饭一边说，筷子在菜盘里挑挑拣拣。
父亲闷头吃饭，好半天才回一句：“会不会有点贵？”
“贵什么贵！”赵美兰把筷子一放，声调拔高了半度，“知渔这是什么成绩？这是光宗耀祖的成绩！你们老陆家往上数三代，出过一个正经一本的大学生没？再说了，礼金收回来，也亏不了多少。”
父亲看了我一眼。我正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粒，假装什么也没听见。
“那时雨呢……”父亲试探着开口，“要不一块儿办？虽说分数不高，好歹也是孩子辛苦一场。”
赵美兰的嘴角往下撇了撇，那个弧度很细微，但被我捕捉到了。“466分，办什么办？说出去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人家问起来，我怎么说？一个六百多，一个四百多？寒碜不寒碜？”
“妈！”知渔在桌子底下踢了她妈一脚，冲我歉意地笑了笑，“姐，你别往心里去，我妈就是嘴不好。”
我摇摇头，说没事。知渔这姑娘人不坏，甚至有点单纯，就是被她妈保护得太好了，不太懂得看人眼色。她不知道，有些话说者无心，听者却像钝刀子割肉。
那天晚上，父亲出门遛弯，赵美兰在客厅看电视，音量开得震天响。知渔溜进我房间，反手关上门，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姐，你真考了466啊？我怎么那么不信呢。”她挨着我坐下，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我。
“有什么不信的。”我翻着手里一本旧杂志，语气淡淡的。
“你平时在普通班，是因为你偏科，物理那次考砸了才分进去的。你数学和语文有多好，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上学期那道数列压轴题，全年级就三个人做对，里面就有你。”知渔压低声音，“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爸？”
我放下杂志，看着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她长得像她妈，白净，眉眼弯弯，但性格却软和得多。在这个家里，如果说还有谁真的关心我，大概只剩她了。
“没有，”我说，“就是没考好。”
知渔将信将疑地走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老式吊灯发呆。723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省前五十，意味着清北随便挑，意味着我可以彻底离开这个憋屈的屋子，去更广阔的天地。
可我为什么不敢说？
我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一种长久以来积攒的委屈和倔强，在那一刻集中爆发了。我想看看，如果没有那个光环，我还能不能得到一点真心实意的、属于“陆时雨”这个人的关怀。
答案很快就来了，像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第二天一早，赵美兰就拽着父亲出门了，说是去看酒店场地。知渔去同学家了，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我正坐在客厅里看书，父亲的手机突然响了。他走得急，手机落在了茶几上。我拿起来一看，来电显示是“二叔”。
我接了。“爸，我二叔。”
“时雨啊？”二叔的声音带着笑意，“你爸呢？我这有个好消息跟他说！”
“他出去了，手机没带。啥好消息？”
“嗨，你爸之前不是托我给时雨打听复读学校的事吗？我有个老同学在菁华复读中心当主任，人家看了时雨的成绩单，说466分虽然不高，但底子在，再拼一年提个七八十分没问题。就是学费得两万多，还不算食宿……”
后面的话我听得有些恍惚。父亲在给我找复读学校？他从没跟我提过这件事。我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有点酸，又有点暖。原来他嘴上不说，背后还是在为我的将来打算。
“行，二叔，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我挂了电话，心里那杆天平又开始摇摆。也许我不该那么赌气，也许我应该把真实分数告诉父亲。723分，他会高兴吧？他会不会也给我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升学宴？他会不会跟别人炫耀“这是我女儿”，就像赵美兰炫耀知渔那样？
傍晚，他们回来了。赵美兰一进门就踢掉高跟鞋，满面红光地瘫在沙发上。“妥了，锦绣江南那个最大的厅，八月八号，好日子！长河，你赶紧把亲戚名单理一理，我这边同学同事也不少，得二十桌起步。”
父亲应了一声，在鞋柜边换鞋。我走过去，把手机递给他。“爸，二叔来电话了，说菁华复读中心那边有眉目了。”
父亲接手机的动作顿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我，眼角的皱纹在灯光下显得很深。“你知道了？”
“嗯。”
他沉默了几秒，像是在组织语言。“时雨，爸是这么想的。466分，走个普通二本或者好点的大专是够，但你甘心吗？爸知道你聪明，就是心思没全放在学习上。要是你想复读，爸砸锅卖铁也供你。”
“砸锅卖铁？”赵美兰的声音从客厅飘过来，带着空调般的凉意，“长河你说得轻巧，知渔大学学费、生活费哪儿来？一个月生活费少说得两千吧？还有电脑、手机、被褥铺盖，哪样不是钱？你一个月在汽修厂挣那五六千块钱，砸什么锅卖什么铁？”
父亲的脊背僵了一下，但他没回头，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很少见到的坚持。“时雨，别听你姨的，这是你自己的事。你想不想复读？”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浑浊却依然努力睁大的眼睛。那一刻，我差点就要把真相说出来了。
可赵美兰的声音又响起来，这次带着点阴阳怪气：“我说时雨啊，你也别怪姨说话直。你就不是读书那块料，趁早学个护理、幼师什么的，将来也好嫁人。知渔不一样，她是读大书的料，我们得集中力量培养一个。你也懂点事，别跟你妹妹争。”
“妈！”知渔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站在门口，脸涨得通红，“你说什么呢！”
客厅里一片寂静。窗外那场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有蝉鸣从梧桐树的枝叶间传出来，一声长过一声。
我吸了口气，把所有涌到嘴边的话连同那个723分一起，硬生生咽了回去。
“我不复读，”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就报个本地的大专吧。”
赵美兰满意地“嗯”了一声，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知渔还想说什么，被她妈一个眼神瞪了回去。父亲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部手机，指节有点发白。
他看了我很久，最后只说了句：“你再想想。”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厨房。我听见水龙头打开的声音，他在洗菜，准备晚饭。在这个家里，做饭的活大多是父亲的。赵美兰说她在商场站一天柜台累得腰疼，知渔要学习，而我，一个“考466分”的人，多做点家务似乎是理所应当的。
我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
书桌上摊着一本志愿填报指南，清华大学那一页被我折了一个角。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把那个折角抚平，合上了书。
手机亮了一下，是知渔发来的微信。
“姐，对不起，我妈她就那样。你别难过，我去跟我爸说，让他一定供你复读。”
我没回。知渔是好意，但她不懂。有些裂痕不是复读不复读的问题，而是从根上就歪了。这个家的天平，早在她妈带着她进门的那天，就开始倾斜了。
我又看了一眼手机，翻到查分那天的截图。723的数字安静地躺在相册里，像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第二章 锦绣江南的烟火
八月八号，晴，万里无云。
锦绣江南大酒店门前的停车场上，停满了车。赵美兰穿了一身绛紫色的旗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站在宴会厅门口迎宾，脸上的笑容像朵盛开的牡丹花。知渔被她拽在身边，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有些不自在地扯着裙摆。
“这是我家知渔，629分！江南大学金融系！”赵美兰每见到一个熟人，就要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声音清脆响亮，像是恨不得让整条街都听见。
父亲穿了一件新买的短袖衬衫，深蓝色的，领子有点硬，他时不时地扯一下。他站在赵美兰旁边，话不多，但脸上也带着笑，是那种老实人特有的、有点局促的笑。
我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礼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红包在手里捏得发烫。赵美兰的娘家来了十几口人，她的同事、牌友、广场舞姐妹，乌泱泱坐了好几桌。父亲这边的亲戚来得也不少，二叔、姑姑、堂哥堂姐。
“哎，时雨考了多少分啊？”姑姑拉着我的手，压低声音问。
“466。”我说得很坦然。
姑姑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拍了拍我的手背，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二叔在旁边听见了，眉头皱起来，看了远处的父亲一眼，欲言又止。
宴席开始了。赵美兰拉着知渔挨桌敬酒，那架势不像是升学宴，倒像是婚宴。知渔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被拽来拽去，嘴角挂着僵硬的笑。赵美兰的弟弟赵宝刚喝了几杯酒，嗓门大起来，拍着桌子说：“我外甥女就是有出息！不像有些人，吃白饭的！”
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往我这边瞟。
我没吭声，低头吃菜。这桌菜一千二的标准，油焖大虾、清蒸鲈鱼、红烧肘子，味道确实不错。我想的是，多吃点，不能亏本。
父亲过来敬酒的时候，在我身边停了一下。他给我杯子里倒满了果汁，然后用只有我们俩能听见的声音说：“时雨，爸对不起你。”
我抬起头看他。他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喝了酒。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爸，没事。”我笑了笑，端起杯子和他的酒杯碰了一下，“恭喜知渔。”
他仰头把酒喝干，喉结滚动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发现他的背有点驼了。
宴席进行到一半，高潮来了。赵美兰站到台上，拿着话筒，清了清嗓子，说要给大家一个惊喜。知渔在下面使劲给她使眼色，她全当没看见。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今天来参加我女儿陆知渔的升学宴！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我还要宣布另一个好消息——”她故意拖长了声调，脸上放着光，“我弟弟宝刚，他们公司下半年要上市了！原始股，你们懂的！”
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和起哄声。赵宝刚站起来，端着酒杯冲四周拱了拱手，红光满面。
赵美兰继续说着，话锋一转，又开始夸知渔如何如何优秀，如何如何给她争气。“我们家知渔啊，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聪明、懂事、上进！再看看有些孩子，一样的米一样的饭，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所以说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话一点不假……”
台下的喧闹声似乎静了一瞬。有几道目光小心翼翼地落在我身上，又飞快地移开。
我放下筷子，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果汁。果汁是温的，有点发酸。
知渔的脸彻底白了。她冲上台，一把抢过赵美兰手里的话筒，声音都在发抖：“妈，你喝多了！别说了！”
“我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实话！”赵美兰还不依不饶。
父亲站了起来。他走到台边，从知渔手里接过话筒，对台下说：“孩子他妈高兴，多喝了两杯，大家别介意，吃好喝好。”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赵美兰，也没有看我。他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前方，像一堵沉默的墙。
宴席就在这样一种奇怪的氛围里结束了。散场的时候，赵美兰在门口送客，依然笑靥如花，仿佛刚才那番话只是别人的幻听。知渔红着眼眶跟在她身后，一言不发。父亲在帮忙打包剩菜，动作缓慢而仔细。
我走出酒店大门，八月的阳光炽烈地砸下来，晃得人睁不开眼。我抬手挡了一下，手掌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座机号码。我心跳漏了一拍，走到路边一棵梧桐树下，按下了接听键。
“你好，请问是陆时雨同学吗？”电话那头是一个温和的女声。
“我是。”
“这里是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你提交的材料我们已经审核过了，你的分数和全省排名完全符合我们的录取标准。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是否愿意接受我校……”
后面的话，被风吹散了一些。梧桐树的叶子在头顶哗啦啦地响，蝉鸣声铺天盖地。
我握着手机，回头看了一眼锦绣江南的大门。赵美兰正跟最后一个客人挥手告别，父亲拎着几个塑料袋站在她身后，背光里看不清表情。
“我愿意。”我对着电话说，声音很轻，却很坚定。
挂了电话，我靠在梧桐树干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八月的风吹过来，是热的。
但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炽热的夏天里，终于开始慢慢解冻了。
第三章 梧桐树下
那棵梧桐树长在锦绣江南停车场东南角，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据说这棵树在这儿站了快五十年，见证了这条街从菜地变成商业区。我靠在树干上，梧桐树皮粗糙的纹理隔着薄薄的T恤硌着后背，有一点疼，又有一点踏实。
手机还攥在手里，屏幕已经黑了下去。
清华。
这个两个字像两颗石子，在我心口那片死水里砸出了声响。很小，但一圈一圈地荡开去，怎么也停不下来。
我仰起头，梧桐叶子密密麻麻地遮住了天，只有细碎的光斑漏下来，落在脸上、身上，晃悠悠的。我记得我妈走的那年夏天，也是这样的光斑。她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时雨，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你考上好大学，走出去，别回头。我当时哭着点头，说妈你放心，我一定考最好的大学给你看。
后来她走了，我拿着那张重点初中的录取通知书站在她的遗像前，站了很久很久。再后来父亲娶了赵美兰，家里多了知渔，我的那间小屋从朝南的大卧室换到了朝北的小隔间。父亲说知渔怕黑，大屋亮堂。我没争，因为争了也没用。
这些年，我把所有力气都花在了一件事上——学习。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对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高考是唯一一条真正公平的路。它不看你的家庭，不看你的后妈对你好不好，不看你的父亲是不是偏心，只看那几张卷子上的答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简单、干脆、不拖泥带水。
723分。我没有辜负那些深夜亮着的台灯，没有辜负那一摞摞写空了的笔芯，没有辜负我妈在天上看着我的目光。
可是父亲不知道。
宴席散场的嘈杂声从酒店门口传过来，有人在高声告别，有人在寒暄客套，有汽车发动的声音。那些声音隔着一排冬青树，模模糊糊地传过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陆时雨？”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回过头，是知渔。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酒店里跑出来了，白裙子的裙摆被风吹得微微扬起，眼圈还是红的。她走到我面前，站定，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最后落在我手里的手机上。
“姐，刚才谁的电话？”
“没谁。”我把手机揣进裤兜里。
“你骗人。”知渔盯着我，那双圆眼睛里有一种很少见的执拗，“你接电话的时候我在门口看见了。你靠在树上听了一会儿，然后就发呆了。姐，到底是谁？”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有点累。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是从心里头泛上来的，像潮水一样慢慢淹没过来。我不想再编谎话了，也不想再解释了。可是把真相告诉她？告诉了她，就等于告诉了赵美兰，告诉了赵美兰，这个家就别想安生了。
“一个同学。”我说。
“姐。”知渔忽然上前一步，抓住了我的手腕。她的手很凉，指节细细的，攥得却很紧。“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我没说话。
“我总觉得不对劲，”知渔的声音低下去，快得像是在自言自语，“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就算是考砸了，也不会这么认命。姐，你不知道，刚才我妈在台上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她是我妈，我不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她翻脸。可你——”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水光在转。
“可你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你不在乎。你为什么不在乎？是不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466？”
梧桐树上的蝉忽然停了一瞬。
风吹过来，把知渔额前的碎发吹乱了。她没去管，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像是在等一个答案。
我张了张嘴。
就在这时，父亲的喊声从停车场入口那边传过来：“时雨！知渔！走了！”
知渔松开我的手腕，回头应了一声。然后她又转过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想说什么。
“走吧。”我推了她一把，没让她把话说出来。
我们一前一后穿过停车场。父亲已经把车开出来了，是一辆银灰色的二手捷达，车漆有几处剥落，像长了癣。赵美兰坐在副驾驶上，正在翻看礼簿，嘴里念念有词地算着账。我和知渔坐进后排，车门关上的一瞬间，车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
“这一桌收了一万二，加上之前你二叔那边……”赵美兰翻着礼簿，脸上又恢复了那股子精明劲儿，“长河，你姐那边怎么才给了五百？也太抠了吧！”
“我姐家条件不好。”父亲发动了车，引擎发出一声闷响。
“条件不好？她儿子在深圳上班，一个月两万！五百块钱也好意思拿出手？”赵美兰把礼簿往仪表台上一拍，“我记着了，回头她家有什么事，咱们也照这个数还，谁也别欠谁的。”
父亲没接话。他的眼睛看着前方，握着方向盘的手骨节分明。我从后排看着他的侧脸，看着那条从眼角延伸到鬓角的笑纹——不，那不是笑纹，是皱纹，很深的两道，像刀刻的。
车开出停车场，拐上了主干道。八月的阳光把柏油路面晒得发软，空气里有一股燥热的味道。知渔靠在车窗上，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指甲剪得很短，食指侧面有一块老茧，那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
“时雨。”
父亲忽然开口。
“嗯？”
“你二叔说的那个复读的事，”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你再想想。爸是觉得，你不该就这么算了。”
赵美兰从礼簿上抬起头，刚要张嘴说什么，父亲难得地抢先开了口：“我今天把话撂这儿，时雨复读的事，我说了算。”
车里安静了一瞬。
赵美兰的脸色变了。她盯着父亲的侧脸看了几秒，嘴角往下撇了一下，但出乎意料地没有发作。也许是今天收的礼金让她心情好，也许是她不想在知渔的好日子里闹得太难看。她只是哼了一声，重新低下头去翻她的礼簿。
知渔在下面悄悄捏了捏我的手。
我没动。
车窗外，街景一格一格地往后退。梧桐树、老居民楼、烟酒店、包子铺、修车摊。这座城市很小，从东头开到西头也就四十分钟。十八年来，我的世界就这么大。而现在，那张清华招生办打来的电话，像一把钥匙，忽然给我打开了一扇门。门那边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一定和这边不一样。
一定会不一样。
回到家，赵美兰换上睡衣，歪在沙发上开始打电话，挨个跟没来的亲戚朋友汇报今天宴席的盛况。“你是没来啊，那场面，锦绣江南最大的厅，坐得满满当当的……”她的声音又尖又亮，穿透客厅的每一个角落。
父亲换了件旧背心，开始在厨房里忙活。宴席上打包回来的菜不少，他一样一样地分门别类，放进冰箱。我走过去，站在厨房门口。
厨房很小，一个人转个身都费劲。油烟机的灯泡坏了一个，只剩一盏昏黄的灯，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弯着腰，把一盒红烧肘子用保鲜膜裹好，动作很慢，像是怕汤汁洒出来。
“爸。”
“嗯？”
“如果——”我顿了顿，“我是说如果，我考得很好，你会不会也给我办一场？”
父亲的背影顿了一下。他把裹好的肘子放进冰箱，关上冰箱门，然后慢慢直起腰来。他没回头，背对着我站在水池边上，拧开水龙头冲了冲手。
“爸给你补一场。”
他的声音闷闷的，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
“不管多少分，爸都给你补一场。”
水龙头还在哗哗地流。他忘了关。
我走过去，从他身后伸出手，把水龙头拧上了。父亲回过头，看着我。灯光太暗，他的脸有一半藏在阴影里，只看得见那只浑浊的右眼，和眼白上几缕血丝。
“不用了，爸。”我说。
然后我回了自己的房间。
小屋里还是那样，书桌、床、旧风扇、一摞书。我坐在床上，把手机拿出来，打开相册，翻到那张截图。723的数字安静地亮着，像一个沉默的证人。
我给清华招生办的那个号码发了一条短信：“老师您好，录取的事，能不能先不要通知学校？家里有些情况，我想自己处理。谢谢您。”
过了一会儿，对方回了一个字：“好。”
我放下手机，仰面躺在床上。天花板上有几块水渍，形状像一朵云，又像一只展翅的鸟。风扇呼呼地转着，把热风吹过来吹过去，吹不散心里的那股闷。
外面传来赵美兰打电话的声音：“……可不是嘛，我这当妈的也算是熬出头了，知渔争气，将来毕业了留在大城市，我跟你姐夫也能跟着享福……”
声音一句接一句，像是永远不会停。
我闭上眼睛。
妈，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第四章 父亲的账本
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寄到家里。
知渔的江南大学通知书来得最早，大红信封，烫金字体，赵美兰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不下十遍，拍照发朋友圈，配文写了整整三行。我的那几封都是普通二本的通知书，牛皮纸信封，薄薄的，夹在知渔那封的旁边，像陪衬。
每一封我都拆开看了，看完就收进抽屉里。
清华的通知书来得最晚。八月的第三周，我趁家里没人，坐了两个小时大巴去了隔壁市的一个邮局，用提前办好的“存局候领”取回了那个快递。包装很沉，拆开的一瞬间，那座立体雕刻的二校门在眼前立起来的时候，我的鼻子突然就酸了。
我没哭。我很久没哭过了。
我把通知书用一件旧T恤裹好，塞进书包最底层，带回了家。一路上，我把它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怕碎的东西。
回到家，赵美兰正在客厅里跟谁打着电话，语气少见的客气。我换了鞋往里走，她冲我招招手，捂着话筒压低声音说：“你爸厂里王主任的电话，说你们家那点破事。”
我心里一紧。
“什么破事？”
“你爸上个月不是在厂里加班吗，从升降台上踩空了，崴了脚。当时没当回事，这几天肿得跟馒头似的。王主任让他去医院看看，他死活不去，说什么怕花钱。”
赵美兰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耐烦的嫌弃，好像父亲崴了脚是什么丢人的事。
“行了，你回头劝劝他，我说他不听。”她松开话筒，又换上了那副客气的腔调，“王主任啊，真不好意思，家里孩子不懂事……”
后面的话我没听进去。
我走进厨房，父亲正坐在一张小马扎上择菜。脚边是一把韭菜，旁边放着一个塑料盆。他佝偻着腰，把韭菜一根根地理顺，黄叶子掐掉，动作很慢。他的右脚搁在一个倒扣的塑料凳上，脚踝处果然肿起老高，皮肤被撑得发亮，颜色发乌。
“爸。”
他抬起头，看到是我，把脚从凳子上挪下来，扯了扯裤腿想盖住。
“没事没事，就是扭了一下。”
“扭了一下能肿成这样？”我蹲下去，把裤腿撩起来仔细看。那脚踝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了，肿得像个发酵过头的面团，青紫色的淤血一直蔓延到脚背。
我倒吸一口气。“多久了？”
“半个来月吧……”
“半个月了还没好，你还天天站着炒菜？！”我的声音猛地拔高了，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那种不太会笑的人挤出来的笑，嘴角往两边扯，眼睛却没什么变化。“你这孩子，大呼小叫的。真没事，骨头又没断。”
“你怎么知道没断？你拍片子了吗你就知道？”
他不说话了。
我站起来，转身出了厨房。在客厅柜子的抽屉里翻了一会儿，找到医保卡。赵美兰还在阳台上打电话，看到我翻抽屉，用眼神询问了一句，我没理她。
“走。”我拿着医保卡回到厨房，“现在就去医院。”
“择完这点菜……”
“回来再择！”
我把他从马扎上拽起来。父亲趔趄了一下，重心压在好脚上，嘴里“嘶”了一声。他看着我，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惊讶，又像是不好意思。
“爸自己能去……”
“我陪你去。”
我拽着他的胳膊往外走。经过客厅时，赵美兰刚好挂了电话走进来，看见我们这副架势，眉头皱起来。“干嘛去？”
“带我爸去医院。”
“去医院？现在？”赵美兰看了看墙上的钟，又看了看父亲，“那一会儿晚饭谁做？我约了牌友七点过来。”
我停住脚步，转过身看她。
那个眼神大概不太友好，因为赵美兰的表情变了一下，往后退了半步。
“冰箱里有中午剩的，”我说，“热一下就行。”
然后我拉着父亲出了门。
社区医院不远，走路十来分钟。八月的傍晚，太阳还没落干净，天边烧着一大片火烧云，把老居民楼的墙面染成了橘红色。父亲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影子拖在身后，很长。
“时雨。”他忽然开口。
“嗯？”
“你通知书……都到了吧？”
“到了几封。”
“有没有想去的？”
我沉默了几秒。“再看看。”
“嗯，好好看看。”他顿了顿，“爸没用，供不起你读太贵的学校。但你要真想复读，爸一定想办法。你赵姨那边……爸去说。”
“我说了不复读。”
他侧过头看我。夕阳把他的脸照得很亮，那双眼睛里的血丝和浑浊，在光里被放大了，显得格外疲惫。
“时雨，你是不是怪爸？”
我没回答。
一只野猫从路边的垃圾桶后面窜出来，横穿过巷子，消失在另一侧的矮墙后面。远处有小孩在追逐打闹，笑声脆生生的。
“你妈走的时候，”父亲的声音低下去，“让我一定照顾好你。我没照顾好。爸知道的。”
他不再说话了。
社区医院的外科诊室不大，墙上贴着褪色的解剖图和预防骨质疏松的宣传画。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捏着父亲的脚踝左看右看，又让他去拍了张片子。
片子出来，老医生扶了扶眼镜，指着片子上一条细细的裂缝说：“骨裂了。幸好来得不算太晚，要是再拖几天错位了，那就麻烦了。”
骨裂。
我站在父亲身后，看着他那条肿得变了形的腿，喉头发紧。
半个月。他就拖着这条骨裂的腿，去汽修厂上班，回家做饭，站在锦绣江南的宴会厅里给人敬酒。谁都没看出来。谁都没问过。
“得打石膏，静养至少四周。”老医生开着单子，“回去别沾水，别承重，按时来复查。”
父亲皱着眉头问：“医生，打石膏多少钱？”
“不贵，加上药，几百块。”
“几百……”他低声重复了一遍，像是在盘算什么。
“打。”我替他回答了。
老医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父亲一眼，没说什么，低头继续开单子。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父亲的右脚打了石膏，拄着一根临时借来的拐杖，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我拎着装药的塑料袋跟在他旁边，随时准备扶他一把。
“花了三百多。”他嘟囔了一句，“这钱……”
“我的奖学金。”我说。
这是真话。高中三年我拿过几次奖学金，钱不多，但一直攒着没花。
父亲停下脚步，拄着拐杖站在路灯底下。橘黄色的灯光从他头顶浇下来，把他整个人笼在里面。他看着我，嘴唇抖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只手很重。又很轻。
回到家，赵美兰的牌局已经开始了。客厅里支着麻将桌，四个女人吞云吐雾，噼里啪啦的洗牌声盖过了电视的声音。赵美兰看到父亲腿上的石膏，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过来看了两眼。
“怎么还打上石膏了？”
“骨裂。”我说。
“骨裂？”她的声音拔高了半度，那几个牌友也纷纷转过头来看。赵美兰的表情变了几变，先是惊讶，然后是心疼——但那心疼的方向不太好说。她盯着那条石膏腿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这下好了，得好一阵不能上班了吧？家里这月房贷水电加一起五六千，怎么弄？”
父亲摆摆手，“不碍事，过两天就能走。”
“医生说静养至少四周。”我平静地纠正。
赵美兰的脸色更难看了。她嘴唇动了动，大概是想说什么难听的话，但碍于牌友在场，硬生生忍住了。她深吸一口气，挤出一个笑脸来：“行，行，那就养着吧。回头让时雨多做点饭。”
说完她转身回了牌桌，屁股还没坐稳，声音已经重新响亮起来：“碰！三条！”
父亲拄着拐杖慢慢挪进了卧室。我帮他把枕头垫高，把那条打了石膏的腿搁好。他靠在床头，闭着眼睛，胸口一起一伏。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老旧的收音机，旁边的抽屉半开着，露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
那是一个账本。
我不是第一次看到那个账本了。从我上初中开始，父亲就习惯把每一笔开销记在上面。有时候是买菜的钱，有时候是我的学费，有时候是给赵美兰买化妆品的花销。字迹歪歪扭扭的，不好看，但每一笔都很清楚。
等他睡着了，我轻手轻脚地把那个账本从抽屉里抽出来，翻开。
本子已经快写满了。前面大半本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日常开销，没什么特别。我翻到最后几页，手指忽然停住了。
“8月3日，时雨复读班订金，2000。”
“8月5日，菁华老周说订金不够，又转1000。”
“8月8日，知渔宴席，红包收入12000，支出酒店13800，亏1800。”
“8月9日，借二弟5000。”
“8月10日，老赵（厂长）说这个月加班费先不发，等厂里周转开了再说。”
“8月12日，问老马（同事）借了2000。时雨生活费9月份要准备。”
我坐在父亲的床边，一页一页地翻。那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在我手里变得越来越沉。
原来他一直在偷偷攒钱。
原来他说的“爸一定想办法”，不是在敷衍我。
原来那个在锦绣江南的角落里低声说“爸对不起你”的男人，背后已经借了七千块钱了。
我把账本合上，轻轻放回抽屉里。父亲还在睡，呼吸声很重，混着一点痰音。他睡着的脸比醒着的时候更显老，眉间的皱纹没有松开，嘴巴微微张着。那条打了石膏的腿搁在被子上，像一截不属于他的白色雕塑。
我关了灯，轻轻带上门。
客厅里的麻将声还在继续，赵美兰的笑声一阵一阵地传过来。我走进自己那间小屋，锁上门，从书包最底层翻出那封清华的录取通知书。
立体雕刻的二校门在台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我把通知书抱在怀里，下巴搁在上面。
忽然就哭了。
第五章 北京的冬天没有蝉鸣
九月初，江城火车站候车大厅。
我走的那天，江城的暑气还没散尽，但早晚已经有了些微凉的风。我拖着一个旧行李箱，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一双球鞋、还有那本翻旧了的牛津词典。清华的通知书被我夹在词典中间，用一件T恤裹了一层又一层，像一个怕被人发现的秘密。
行李箱是父亲从杂物间翻出来的，很多年前的款式，拉杆有点涩，轮子也不太灵光，拖起来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说能用就行，到了北京再买新的。赵美兰在旁边补了一句：“北京东西贵，别瞎花钱。”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交代一件跟她没什么关系的事。也对，在她看来，我不过是一个“考466分”的继女，去北京读一个不入流的大专或者三本，将来毕业了找份普通工作，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
只有知渔知道真相。
八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整理行李，知渔敲门进来。她反手把门锁上，站在我面前，眼眶红红的。
“姐，你跟我说实话。”
我看着她，没说话。
“你不说我也猜到了。”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门外的人听见，“那天在锦绣江南门口，你接的电话，是清华的吧？我后来去查了，你们学校普通班根本不可能有人考723。姐，那个人是你。”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你为什么不说？你傻不傻？你知不知道我妈——”
“我知道。”我打断她，把她拉到床边坐下，“就是因为知道，才不能说。”
知渔不懂。她从小被她妈护在翅膀底下，没见过什么叫寄人篱下，什么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她不知道，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把723分亮出来，赵美兰不会替我高兴，她只会觉得我是在打她的脸。她会用一万种方式让我在北京待不下去——学费、生活费、甚至一个安稳的暑假，她都能变成战场。
“那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知渔抓着我的手，“你总不能瞒一辈子吧？”
“瞒到我走。”
“走了以后呢？”
我看着窗外那棵老梧桐树的影子，说：“走了以后，你妈怎么闹都行。隔着一千多公里，她够不着我。”
知渔沉默了。她垂下眼睛，睫毛上还挂着泪珠。过了很久，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信封厚厚的，打开一看，是一沓钱，面额不等的纸币，有一百的、五十的，也有二十十块的。零零碎碎，大概有两三千块。
“这是我自己攒的，不是我妈给的。”知渔说，“姐，你拿着。”
“我不要。”
“你拿着！”她的声音忽然大起来，然后又赶紧压低，带着哭腔，“姐，这些年……我妈对你不好，我知道。我爸他……他也不是不疼你，他就是太窝囊了，你比我还清楚。你拿着这些钱，到了北京好歹能应个急。你要是不拿，我这辈子都不安心。”
我看着知渔的脸。她比我小半岁，但这一刻，她的眼神不像妹妹，像一个拼命想弥补什么的大人。
我接过了那个信封。
“谢谢。”
知渔摇摇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姐，你到了北京，好好的。别让我担心。”
“嗯。”
“还有，”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回过头看我，“你比我聪明，比我努力，你值得比谁都好。这是我说的，不是客套话。”
然后她开门出去了，轻轻带上门。
候车大厅的广播响了，开往北京方向去的G128次列车开始检票。我从长椅上站起来，拉起行李箱。父亲拄着拐杖跟在我旁边，那条打了石膏的腿走起来一瘸一拐的，拐杖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笃笃的闷响。
赵美兰没来。她说今天商场盘点，不好请假。知渔开学早，已经去了江南大学报到。所以送我的，只有父亲一个人。
“到了给爸打电话。”他站在检票口外面，把一袋路上吃的面包和矿泉水递给我。
“知道。”
“北京那边冷，我让你赵姨给你带了件厚外套，压在箱子底下。”
“嗯。”
“钱不够了就跟爸说。”
“好。”
他站在隔离线外，拄着拐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polo衫。我站在队伍里往前挪，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冲我挥了挥手，那只手的指缝里有洗不掉的机油印子，黑黑的，像是嵌在皮肤里了。
“爸。”我忽然喊了一声。
“啊？”
“你的腿，按时去复查。”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和我记忆里很多年前的笑有点像，又不太像。很多年前，我妈还在的时候，他笑起来眉眼是舒展的。现在笑起来，总像有什么东西扯着，放不开。
“知道了，你比你赵姨还啰嗦。”
我刷了身份证，走进站台。
高铁启动的时候，我靠着车窗往外看。江城的田野和楼房一格一格往后退，越来越快，越来越远。我把手贴在玻璃上，玻璃凉凉的，震动的频率透过掌心传过来，像这座城市最后的脉搏。
十八年。
我在这座城市活了十八年。我妈的坟在城西的公墓里，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顾兰芝。逢年过节，父亲会带我去烧纸，后来赵美兰进了门，就不太去了。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会带一束菊花，蹲在墓碑前跟我妈说说话。
妈，我考上清华了。
这句话我在心里说了无数遍，但站在她墓前的时候，一次都没说出口。我怕一说出来，自己就再也忍不住了。
现在终于不用忍了。
火车穿过长江大桥的时候，江面上波光粼粼。我拿出手机，翻到父亲的微信对话框。他的头像是一盆君子兰，好多年没换过。我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删了又打。最后只发了三个字：
“爸，走了。”
他回得很快：“一路平安。”
车厢里人不多，我旁边的座位空着。窗外的风景一帧一帧地换，从南方的水田和鱼塘，慢慢变成北方的旱地和杨树林。空气里的湿度一点一点被抽走，天空也慢慢变得高远起来。我知道，从这列车开动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是那个窝在朝北小屋里、听着继母阴阳怪气、看着父亲沉默妥协的陆时雨了。
我是723分的陆时雨。
是清华的陆时雨。
是谁也拦不住的陆时雨。
北京西站比我想象中大得多。人潮汹涌，拖着行李的、举着牌子的、拥抱告别的，声音和气味混杂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粥。我随着人流往出站口走，眼睛在接站的人群里扫了一遍。没有人来接我。这很正常，我谁也没告诉。
我坐地铁，换公交，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清华西门。拖着那个咯吱作响的旧行李箱走进校门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路灯刚亮起来，昏黄的灯光洒在两旁的银杏树上，叶子还是绿的，但边缘已经开始泛黄了。
我站在那条著名的银杏大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穿篮球背心骑着单车呼啸而过的男生，有抱着书三三两两走过的女生，有推着婴儿车散步的老教授。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松弛的、自在的，好像他们本来就该属于这里。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很不真实。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洗得有点发白的牛仔裤，球鞋边缘磨出了毛边，T恤的领口洗得微微变形。行李箱的拉杆上缠着一圈透明胶带，因为那个锁扣有时候会自己弹开。我跟这里的一切，好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同学，需要帮忙吗？”
一个穿志愿者马甲的学姐走过来，脸上带着那种训练有素的微笑。
“你好，我是来报到的。”
“新生？”她打量了我一眼，大概是在判断我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你是哪个系的？”
“计算机。”
“哇，那你可得赶紧去紫荆公寓那边，今天最后一天了。”她指了一个方向，“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第二个路口左转就到了。需要我带你去吗？”
“不用，谢谢。”
她冲我摆了摆手，小跑着去帮下一个人了。
我拖着行李箱往前走。银杏大道的尽头是一幢红砖楼，楼前有一座雕塑，是两个学生在读书。灯光打在上面，影子落在草地上，安静得像一幅画。
寝室在三楼，四人间。我到的时候，另外三个舍友已经到了，正围在一起说话。看到我推门进来，三个人同时扭过头。一个扎马尾的姑娘最先站起来，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一颗小虎牙。
“你是陆时雨吧？就差你了！我叫周宁，辽宁的。”
“方小棠，重庆的。”一个短发女生冲我挥了挥手，嘴里还叼着一根棒棒糖。
“何嘉懿。”最后一个女生推了推眼镜，声音轻轻细细的，“江苏来的。”
“你们好。”我把行李箱拖进来，放在靠门的那张空床边。
“你这箱子挺有年代感啊。”方小棠歪着头打量了一下我的行李箱，语气里没有恶意，纯粹是好奇。
“我爸的旧箱子。”
“你爸真会过日子。”她笑了一下，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对了，你多少分考进来的？嘉懿是689，周宁696，我是691。你们这帮人简直不是人。”
“723。”我说。
三个人的动作同时顿了一下。
“我靠。”方小棠的棒棒糖差点掉地上，“你是那个语文138数学149的牲口？我在新生群里看到有人讨论你，说你是你们省单科状元！”
“嗯。”我把行李箱放倒，拉开拉链。
周宁和何嘉懿对视了一眼，表情里带着一种复杂的东西——羡慕、好奇、还有一点微妙的距离感。我知道这种距离感是什么。在某些人眼里，723分是一种光环。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光环的背后，是一个朝北的小房间、一摞写空的笔芯、和一个永远在麻将声里背单词的深夜。
“你家里没人送你来啊？”周宁走过来帮我铺床单，随口问了一句。
“远，没让他们来。”
“也是，这么远。你自己来的？”
“嗯。”
“那你挺厉害的。”周宁由衷地说了一句，“我从辽宁过来都折腾得够呛。”
我没接话。把衣服一件一件从箱子里拿出来，叠好，放进柜子里。那件赵美兰塞进来的厚外套掉出来的时候，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从口袋里滑出来，落在地上。
我弯腰捡起来，凑到灯光下一看，是父亲的笔迹。
“时雨，北京冬天冷，多穿衣服。卡里打了三千块钱，省着点花。爸。”
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补上去的，墨水的颜色不一样：“不管考多少分，你都是爸的骄傲。”
我攥着那张纸条，站在那里，很久没动。
方小棠凑过来看了一眼，没看到内容，只看到我的表情。“怎么了？家里有事？”
“没事。”我把纸条折好，夹进那本牛津词典里。
窗外的银杏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北京的夜比江城凉得多，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北方的干燥和清冽。我走到窗边往外看，远处图书馆的灯光还亮着，星星点点的，像另一个世界的引路灯。
手机响了。是知渔。
“姐！你到了没？”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还是那样脆生生的，“安顿好了吗？舍友好不好？北京热不热？”
“刚到。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她松了口气，“姐，我跟你说个事。我妈今天吃饭的时候还在念叨，说你那个学校学费肯定不便宜，想让我爸少给你打点生活费。被我听见了，我跟她吵了一架。”
“你别跟她吵。”
“不吵不行！姐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知渔的声音倔起来，“对了，我爸腿好多了，石膏拆了。你别担心他。”
“嗯。”
“那你早点休息，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好。”
挂了电话，我靠在窗边，忽然觉得有点空。就是那种——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到了目的地，却发现目的地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的那种空。
周宁在床上翻了个身，探出头来看我。“陆时雨，楼下食堂还开着，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你赶了一天路肯定饿了吧。”
“好。”
我跟着她们三个下楼。北京的晚风从银杏大道上穿过来，吹在脸上有点凉。方小棠和周宁走在前面，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明天去哪个食堂吃饭。何嘉懿走在我旁边，不说话，只是偶尔推一推眼镜。
“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何嘉懿忽然开口，声音不大。
“嗯。”
“我也是。”她说，“我爸在我初中的时候就不在了。我妈要照顾弟弟。我就自己买了张火车票，坐了六个小时来的。”
我转头看她。路灯下，她的侧脸很安静，眼镜片反着光，看不清眼睛里的表情。
“一个人挺好的。”我说。
何嘉懿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食堂里人不多。我打了一份番茄炒蛋，一荤一素，刷卡的时候看了一眼余额，三十七块六。父亲说的三千块还没到账，卡里现在只有来之前自己攒的那点钱。我端着盘子坐在角落里，吃得很快。
回到寝室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熄灯后，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单车铃声和远处的笑声。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
我拿出手机，打开和父亲的对话框。那三个字“爸，走了”还停留在屏幕上。我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删掉又打。最后发了一条：
“到了。北京有点冷。”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扣在枕头边，闭上眼睛。
嗡嗡。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拿起一看，父亲回了一条：“冷就多穿衣服。早点睡。”
然后又来了一条：“生活费明天打。不够跟爸说。”
我把手机屏幕贴在心口，在黑暗里弯了弯嘴角。
不够跟爸说。
这句话他大概跟很多人说过。跟赵美兰说过，跟知渔说过，跟赵美兰娘家的亲戚说过。他说了很多年，说到自己脚骨裂了都舍不得去医院，说到借了东家补西家。
但他还是说了。
在这个一千多公里外的陌生城市里，在那些象牙塔般的光环和压力之下，这句话像一根细细的线，把我和那座南方小城、和那个破旧的老居民楼、和那个沉默的、笨拙的男人，连在了一起。
线很细。
但还在。
第六章 知渔的信
大一上学期过得很快。
清华的生活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课业比高中重得多，身边到处都是牛人，有人高二就拿过信息学奥赛金牌，有人大一就在实验室跟着教授做项目。我不再是那个鹤立鸡群的723分学霸，而是众多努力不让自己掉队的人之一。
但这种感觉很好。至少在这里，没有人会因为我考了多少分而改变对我的态度。大家都忙着各自的事情，谁也不比谁高一头。
我跟舍友处得不错。周宁热情开朗，方小棠大大咧咧，何嘉懿安安静静。四个人虽然性格迥异，但都是好相处的人。每到周末，我们会一起去食堂改善伙食，偶尔去校外的麻辣烫摊子搓一顿。方小棠总说我太节省，吃麻辣烫从来不超过十五块，荤菜只敢拿一样。
“你家是不是挺困难的？”有一次她大大咧咧地问。
周宁在旁边踢了她一脚。
“没事，”我说，“就是习惯了。”
我没解释太多。她们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不知道我有一个继母、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一个沉默寡言的父亲。在她们眼里，陆时雨就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安静的女孩，周末永远在做兼职。家教、促销、发传单，什么活都干。
赵美兰说的没错，北京物价确实贵。父亲每个月打来一千五百块生活费，在江城够用，在北京就紧巴巴的。食堂一顿饭十块钱起步，加上书本费、打印费、网费、话费，每个月都要精打细算。我没跟父亲多要，他负担知渔已经很吃力了。知渔在无锡，消费不比北京低多少。
我靠周末的兼职撑着。
家教是周宁帮我介绍的，教一个初中生数学，每周两次，一次一百五。那个孩子基础不好，但很听话，家长也好相处。每次上完课，他妈都会塞给我一袋水果或者几包零食，说姑娘一个人在北京不容易。我推辞不过，就拿了，拿回来分给舍友。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着。清华园里的银杏叶子从绿变黄，从黄变落，铺了满地碎金。北京的冬天说来就来，十一月中旬就下了第一场雪。
那天早上我推开窗，外面白茫茫一片，银杏大道上的雪还没被踩过，平整得像一床新棉被。方小棠裹着被子趴在窗口看了半天，说了句“好好看”，然后又钻回被窝里去了。
我站在窗前，哈出的白气在玻璃上糊了一小片。忽然想起父亲那张纸条上写的——“北京冬天冷，多穿衣服。”
他大概从来没见过北京的雪。
那件赵美兰塞进行李箱的厚外套，我一直没穿。不是因为嫌弃，就是不想穿。它挂在衣柜最里面，像一个我不太愿意碰触的标记。我宁愿多穿两件毛衣出门，冻得缩手缩脚，也不想去碰它。
十一月底，我接到了知渔的信。
对，是信。不是微信，不是短信，而是一封手写的、贴了邮票的、从无锡寄过来的信。信封是淡蓝色的，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我的地址和名字，字迹圆圆的，很工整。
寝室里其他三个人看到信封的时候都惊了。
“这年头还有人写信？”方小棠凑过来看，“你男朋友？”
“我妹。”
“亲妹？”
“算是吧。”
方小棠没再追问。她虽然大大咧咧，但不是没有分寸的人。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几页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信纸边缘有点毛，像是撕下来的时候没撕好。知渔的字和她的人一样，圆滚滚的，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姐：
见信好。
你肯定觉得我有病，明明有微信还要写信。但我就是想写。有些话用手机打出来总觉得不对，还是用笔写比较好。你别笑话我。
姐，你走了以后，家里变了好多。
我爸的腿好了，但好像又没完全好。走路还是有一点跛，他以为我看不出来，其实我都看见了。厂里的活他还在干，但加班少了，王主任照顾他，让他少干重活。你知道我爸那个人的，闲不住，回家还是做饭洗衣服，什么都不让我妈操心。我妈也习惯了，觉得这些都是他该做的。
说到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了。
姐，我以前不懂事。我以为我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刻薄心里是好的。可这半年我离家远了，在宿舍里跟舍友聊天，听她们说自己的家人，我才慢慢明白，原来不是所有妈妈都像我妈那样的。原来有的妈妈会给孩子打电话问‘冷不冷’而不是‘生活费别乱花’，原来有的爸爸会跟女儿视频说‘想家了随时回来’，而不是只在转账记录里出现。
我不是在抱怨什么。我爸对我很好，我知道的。我妈……她对我也是真心实意的。但对你，她不是。我以前不愿意承认，现在不得不承认了。
姐，对不起。这句对不起不是替我爸妈说的，是替我自己说的。这么多年，我在你面前扮演那个被偏爱的角色，却从来没有真正为你说过一句话、做过一件事。你走的那天我给你的钱，我知道根本弥补不了什么。
大学的生活还好吗？清华一定很漂亮吧。我搜过图片了，银杏大道好美。我们学校也有银杏树，但没那么多。我学的是金融，课不算太紧，但我有点迷茫。当初选这个专业是我妈让我选的，说好就业、挣钱多。可我自己真的喜欢吗？我也不知道。有时候上课上着上着就走神了，想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没想明白。
姐，你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说人活着，不能只为别人活，也不能只为自己活。我那时候不太懂，现在好像懂一点了。你就是在为别人活和为自己活之间找了一条缝，钻出去了。我也想找那条缝。
对了，你寒假回来吗？回来的话提前跟我说，我去车站接你。这次不用你瞒着了，我帮你瞒。你不说我就不说。
好了，写太多了，手都酸了。下次有空我再给你写。
知渔
11月20日”
我把信看了两遍。
第一遍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第二遍扫过去，目光在几个段落上停了停——“我爸的腿好了，但好像又没完全好”、“这么多年，我在你面前扮演那个被偏爱的角色”、“我也想找那条缝”。
然后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
“你妹写什么了？”周宁从书桌前回过头来，“看你表情挺复杂的。”
“没什么，家长里短。”
“家长里短值得写信？”方小棠从被窝里探出头，“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没有。”我把信放进抽屉里，关上，“她就是想我了。”
“那你寒假回去吗？”
“应该回。”
“你回的话帮我带点北京特产呗，烤鸭什么的，我重庆那边的室友让带的。”方小棠已经把头缩回被窝里了，声音闷闷的。
“好。”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北京的冬夜很安静，暖气片时不时发出一声金属的脆响。窗外偶尔有风刮过，吹得银杏树枝呜呜地响。寝室的窗帘没拉严，月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细细的白线。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想着那封信。
知渔长大了。或者说，她开始长大了。以前她活在赵美兰给她搭的那个暖棚里，阳光雨露都是定量的、无害的。现在她走出去了，才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不是所有妈妈都会在孩子考了629分以后大宴宾客的，也不是所有父亲都会拖着骨裂的腿一声不吭地做饭的。
她又提到了父亲的腿。走路有一点跛。他说“不碍事”，知渔说“好像又没完全好”。这两个描述中间，隔着多少他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我不知道。
我拿出手机，翻到父亲的微信。上一次聊天还是上周，他转了一千五百块过来，附了一句“生活费”。我收了，回了句“收到”。他说“好好吃饭”。我说“嗯”。一个回合结束，干净利落，像两块碰了一下又分开的石头。
我打开对话框，想发点什么。想问他的腿到底怎么样了，想问厂里的活还顺不顺，想问赵美兰是不是还在打麻将。可这些话到了指尖，一个字都打不出来。
我们父女之间，好像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对话。那种敞开的、柔软的、不需要在脑子里过三遍才敢说出口的对话。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而是五年的沉默。从我妈走后，他把自己缩进一个壳里，我把自己缩进另一个壳里。两个壳挨得很近，但壳壁太厚了。
最后我什么也没发。
锁屏，把手机放在枕头边，翻了个身。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手机上有一条未读消息。不是父亲的，是知渔发来的。
“姐，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
“嘿嘿，写得不太好，你别笑我。”
“没笑。”
“寒假什么时候回来呀？”
“一月十几号吧，具体看考试安排。”
“好！到时候我去车站接你！不过你可别嫌我丢人啊，我给你准备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秘密。”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秘密”两个字，笑了一下。知渔还是那个知渔，说不了三句正经话就开始藏不住那股子跳脱劲儿。但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冬天的早晨，看着窗外白茫茫的雪和光秃秃的银杏枝桠，我忽然觉得，这个妹妹，好像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手机又震了一下。
“姐，你想不想知道我妈最近在干嘛？”
“干嘛？”
“她在骂你。”
“骂我什么？”
“骂你白眼狼，走了这么久一个电话都不往家打。还说我爸把你惯坏了，说你跟你妈一样——”
消息到这里戛然而止。
过了几秒，她又发了一条：“算了不说了，反正就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帮你怼回去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打了一行字，发过去。
“你妈说得对。我是跟我妈一样。”
知渔秒回：“什么意思？”
“我妈活着的时候，也不爱打电话。”
这句话发出去以后，知渔好半天没回。对话框上显示“对方正在输入”，闪了几下又消失了，然后又闪，又消失。大概过了一分钟，她回了一句话：
“姐，以后我给你打。每个月一封，不行，一封太少了，两封！一封汇报家里情况，一封纯聊天。你不回也行，但我必须写。”
我看着屏幕，忽然觉得眼眶有点酸。
北京的冬天很冷，可是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从那一千多公里外的地方传过来，穿过风雪和银杏枝桠，暖暖地落在我心上。
我没有回复那句承诺。
但我把那条消息截了图。
第七章 人间烟火
寒假回家的火车票，我买了最慢的那趟K字头。高铁四个多小时的路程，绿皮火车要晃悠整整一夜加一个上午。我没跟任何人说具体车次，只给知渔发了条消息：“大概中午到。”
她回：“我去接你。”
火车上，我靠着窗，看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的萧瑟慢慢过渡到南方的苍绿。一夜没怎么睡，脑子却异常清醒。这半年在北京，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怎么跟教授套磁、怎么在deadline前赶完大作业、怎么在食堂用最少的钱搭配出最扛饿的组合。但没有任何一堂课教过我，回家以后该怎么面对那个依然不知道我真实分数的父亲，和那个什么都不知道却什么都敢说的继母。
窗外，麦田和鱼塘交替出现。江城的轮廓在晨雾里若隐若现。
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拖着行李箱走出出站口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知渔。她站在接站人群的最前面，穿着一件浅黄色的羽绒服，头发剪短了，整个人看起来比夏天的时候利落了不少。
“姐！”她冲我挥手，跳起来挥，像个小孩。
我走过去，她一把接过我的行李箱，上下打量了我一遍，然后皱起眉头。“你怎么瘦了？”
“没瘦。”
“瘦了！下巴都尖了！”她拽着我的胳膊往外走，“走走走，先吃饭去。我爸在家做饭呢，做了一大桌子。”
“你爸知道我今天回来？”
“知道啊。但他不知道你几点到，我没告诉他具体时间。”知渔冲我眨眨眼，“你说的嘛，先不声张。”
她拉着我去了火车站旁边一家面馆。门面不大，塑料门帘被油烟熏得发黄，但人很多，热气腾腾的。知渔要了两碗牛肉面，多加了一份肉。
“这家的面巨好吃，我每次回来都来吃。”她把筷子在开水里烫了烫，递给我。
面端上来，热气扑了一脸。汤头浓郁，面条筋道，牛肉炖得软烂。我低头吃面，知渔坐在对面，托着腮看我。
“姐。”
“嗯？”
“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她压低声音，像是怕被旁边的人听见，“就是我妈骂你的事。后来她更过分了。”
“怎么说？”
知渔咬了咬嘴唇。“上个月，她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你去的是清华，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大专。她跑到我爸厂里去闹，说我爸偷偷给你多寄钱了，瞒着她。我爸说没有，他每个月就打一千五。她不信，把厂长都惊动了。”
我放下筷子。
“后来呢？”
“后来我爸回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晚上没出来。”知渔的声音低下去，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转，“第二天早上他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但我知道肯定有事。”
我看着碗里剩下的半碗面，忽然不太想吃了。
“后来我妈还找过我。”知渔接着说，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划着圈，“她让我查你的课表，看你是不是真的在清华。我没给她查。我说妈，你想知道为什么不自己问她？她就骂我胳膊肘往外拐。”
“知渔——”
“姐，”她打断我，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眶红了，“你回来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事不能再这么下去了。瞒着不是办法，你得让我爸知道。不是让他去跟我妈吵架，是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撑着。你也不是。”
面馆里的嘈杂声忽然变得很远。我看着知渔，她的眼神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半年不见，这个从小被她妈护在翅膀底下的姑娘，好像真的变了。
“走吧。”我把筷子搁在碗边，站起来。
“去哪？”
“回家。”
老居民楼还是那个样子。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盏，忽明忽暗。一楼铁皮棚子上那只流浪猫还在，胖了一圈，蜷在角落打盹。知渔帮我拎着箱子上了三楼，掏出钥匙开门。
门开的一瞬间，油烟味和糖醋排骨的甜香味一起涌出来。
父亲正站在灶台前，系着那条褪色的蓝围裙，右手拿着锅铲。他听见门响，转过身来。隔着厨房门口那层薄薄的油烟，我看到他的脸——比半年前又瘦了一点，颧骨更高了，两鬓的白发像是忽然之间多了很多。他看见我，愣了一秒，然后笑了。
“回来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和半年前在火车站送我时一模一样，不高不低，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好像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跟我说话，是该亲热一点，还是该保持一点距离。
“回来了。”我换了鞋，走进厨房，“爸，我来吧。”
“不用不用，你坐你的，马上好。”
我没听他的，从他手里接过锅铲，熟练地把锅里的排骨翻了翻。糖醋汁在热油里滋滋地响，酸甜的气味扑上来，呛得眼睛有点辣。父亲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拄着拐杖——不是拐杖，是他那根用了多年的旧手杖，走路的时候还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跛。
“腿还没好？”我盯着他的手杖。
“好了好了，就是走多了有点酸。医生说正常。”
我没再追问。知渔说得对，他永远会说“没事”。
赵美兰不在家。知渔说她跟牌友去隔壁市泡温泉了，要明天才回来。这倒好，给了我一个缓冲。
饭菜端上桌，三个人围坐。糖醋排骨、清炒莴笋、红烧鲫鱼、一盆紫菜蛋花汤，摆了满满一桌。父亲的厨艺比半年前更好了，排骨炸得外焦里嫩，糖醋汁收得恰到好处。我夹了一块，咬下去，酸甜的汁水在嘴里炸开。
“好吃吗？”父亲问我。
“嗯。”
“那就多吃点。”他往我碗里夹了两块排骨，又盛了碗汤推过来。他自己没怎么吃，筷子在碗里戳来戳去，像是在琢磨什么事。
吃到一半，知渔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看了她一眼，她冲我使了个眼色，意思很明白——说。
我放下筷子。
“爸。”
“嗯？”
“我有话跟你说。”
父亲抬起头看我。他的手停在半空，筷子上夹着一块莴笋，没往嘴里送，就那么悬着。他的表情变了一下，像是预感到了什么。
“你说。”
我从口袋里把手机拿出来，打开相册，翻到那张存了大半年的截图。723分的成绩单，每一个数字都清清楚楚。我把手机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
“六月二十五号出的分。语文138，数学149，英语143，理综293。总分723。”
父亲低头看着那个屏幕。
客厅里的老座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厨房水龙头没拧紧，一滴水落下来，砸在不锈钢水池里，叮的一声，很轻很小。知渔屏住了呼吸，握着筷子的手指节发白。
父亲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是不是没看懂。然后他伸出手，用食指的指腹碰了碰屏幕上的那个“723”，像是要确认那个数字是不是真的。
“所以，”他开口了，声音有点哑，“你那时候说466，是骗我的。”
“是。”
“你去了清华。”
“是。”
他把手收回去，放在膝盖上。筷子搁在碗边，没放稳，滚了一下，掉在桌上。他没去捡。他坐在那里，看着那碗紫菜蛋花汤，汤面上漂着几片蛋花和葱花，已经不怎么冒热气了。
“为什么？”他问。
知渔在旁边攥紧了拳头，想说什么。我按住她的手，摇了摇头。这是我和父亲之间的事，应该由我来说。
“因为我想知道，”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如果我不是那个考高分的陆时雨，在这个家里还能不能得到一个正常孩子该得到的东西。”
父亲的肩膀颤了一下。
“你给知渔办了那么大的升学宴。赵姨说，466分不配办，丢人。你那时候站在她旁边，一句话都没说。”
“我……”
“我知道你背后给我找了复读学校，借了七千块钱。二叔跟我说的，你的账本我也看到了。”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委屈，是一种被压了很久终于涌上来的情绪，“爸，我不怪你。你尽力了。可我就是想问一句——我考723分，配不配有一场升学宴？”
知渔把头别过去，肩膀在抖。
父亲依然坐着。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紧紧抿成一条线。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指尖在微微发抖。那个总是沉默的、忍让的、在所有人面前都矮着半个头的男人，在这一刻看起来格外小，像一个被戳破了什么的旧气球，慢慢地瘪下去。
“配。”他说。
就一个字。
然后他站了起来。他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走进卧室。门没有关严，我从门缝里看到他在床头柜前弯下腰，拉开抽屉，翻了很久。过了大概两三分钟，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是一个存折。
他把存折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我翻开，户名是“陆长河”，里面的存款不多，从几百到几千，断断续续地存进去，又取出来。最早的一笔是六年前的，备注栏里写着“给时雨存学费”。最近的一笔是两个星期前，存了两千，备注写的是“时雨下学年生活费”。
每一笔，都写着我的名字。
“爸没用，”他坐下来，低着头，不敢看我，“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爸不是不知道，爸就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的声音一点一点低下去，低到最后，几乎成了气声。
“你妈走了以后，爸就怕。怕你跟着爸受苦，怕你赵姨不高兴，怕家里不安宁。爸什么都怕。怕来怕去，把最不该怕的事给忘了。”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全是血丝，但没有泪。他大概很多年没哭过了，跟我一样。
“时雨，爸不怕了。”
知渔在旁边的椅子上缩成一团，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我坐在那里，看着那个存折，看着那一行行歪歪扭扭的备注，想起很多事。想起他在厨房里洗菜佝偻的背影，想起他在锦绣江南角落里说“爸对不起你”时低垂的眼睛，想起他在火车站挥手时指缝里洗不掉的机油印子，想起他那张纸条上写的——“不管考多少分，你都是爸的骄傲。”
我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父亲面前。
他仰起头看我，那表情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在等一个判决。
我弯下腰，抱住了他。
他身上有油烟味，有汗味，有那件旧背心上洗衣粉残留的清香。他的肩膀很瘦，骨头硌人，一点也不像记忆中那个能把我举过头顶的父亲。他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抬起手，放在我背上。那只手很轻，像是怕把我碰碎了。
“爸。”
“嗯。”
“北京的冬天真冷。”
他的手在我背上收紧了一点。
“那爸给你寄棉袄。”
我的眼泪掉在他肩膀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知渔从椅子上弹起来，扑过来从侧面抱住我们俩，把脸埋在我肩膀上，哭得稀里哗啦的，鼻涕眼泪糊了我一袖子。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太烦人了……”她哭着说，声音含含糊糊的，“我憋了一整顿饭……憋不住了……”
父亲在我们俩中间，先是愣住，然后笑了。是真的笑了，眉眼舒展开的那种笑，跟很多年前我妈还在的时候一样。他抬起手，一只手摸我的头发，一只手拍知渔的后背，嘴里念叨着：“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菜凉了……”
那顿饭我们吃了很久。父亲后来去把排骨又热了一遍，知渔把眼泪擦干，鼻头红红地又添了一碗饭。她说这是她这半年吃得最香的一顿饭。父亲没怎么说话，但不停地给我们夹菜，碗里堆成了小山。
收拾碗筷的时候，父亲忽然说了一句话。
“时雨，爸给你补一场。”
我停住手里的动作，转过头看他。
“不大办了，”他说，语气里有种以前很少听到的笃定，“就咱们家的人，找个好馆子，好好吃一顿。你考上清华，比谁都该庆祝。爸以前糊涂，现在不想糊涂了。”
知渔在旁边使劲点头。
“好。”我说。
赵美兰第二天下午回来的。她拎着几个购物袋进门，脸上还带着温泉泡出来的红润，看到我在客厅里坐着，愣了一下。
“哟，回来了？”她换上拖鞋，把购物袋放在茶几上，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你爸呢？”
“买菜去了。”我说。
“哦。”她在沙发上坐下，翘起二郎腿，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语气随意得像是随口一问，“听说你在北京那个学校还行？”
“还行。”
“什么学校来着？”她没看我，眼睛盯着电视屏幕。
“清华。”
遥控器差点从她手里滑下去。她转过头看我，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忽然打了一拳，从惊讶到怀疑到难以置信，几种情绪在脸上轮番上演。
“你说什么？”
“清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赵美兰张了张嘴，又合上。她的脸上飞过一片红，那片红不是温泉泡出来的，是另一种温度。她盯了我几秒，然后把遥控器往沙发上一摔，站起身来。
“你骗谁呢？466分能上清华？”她的声音拔高了，带上了那种我熟悉的尖利，“陆时雨，你在北京待了半年学会吹牛了是吧？”
“姐没吹牛。”知渔从房间里走出来，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她考了723分。去年夏天就考了。全省前五十。清华招生办主动给她打的电话。妈，你听清楚了吗？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
赵美兰的目光在知渔脸上停了停，又转回到我脸上。她的表情变了，那层惊讶被剥掉之后，露出底下的东西——不是高兴，不是骄傲，是一种被欺骗的愤怒，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狼狈。
“你瞒了所有人半年？”她的声音压低了，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安的什么心？你是不是就等着看我们出丑？看着我办知渔的升学宴出洋相，你心里痛快了？”
“我办升学宴的时候，您可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我说，“您那时候说，466分不配办，丢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记得很清楚。”
赵美兰脸上的红更深了。她往前迈了一步，嘴唇哆嗦着，像是要发作。就在这时，门锁响了。
父亲推门进来，手里拎着几个塑料袋，装着刚买的菜。他站在玄关，看看客厅里的阵势，又看看赵美兰的脸，大概猜到了发生了什么。
他把菜放在鞋柜上，换鞋，走进来。
“美兰，”他说，“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时雨考上清华了。我想给她补办一场升学宴。”
赵美兰转过身瞪着父亲，那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不敢相信你也要来怼我的意思。“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给时雨办升学宴。”父亲站在客厅中央，手杖拄在地上，背挺得比以前直了一些，“不大办，就自己家人吃顿饭。你要是愿意来，我们一家人好好吃一顿。你要是不愿意，我带孩子们出去吃。”
赵美兰愣住了。不是被话的内容吓到的，而是被说话的那个人吓到的。陆长河，这个在她面前低眉顺眼了五年的男人，这个从不敢在她面前大声说话的男人，这个连骨头断了都舍不得去医院的男人——他刚才说的不是“跟你商量”，而是“我要”。
“你、你……”赵美兰的声音抖了一下，“陆长河，你行啊你。你女儿骗了我半年，你不说她，还要给她办酒？你眼里还有没有我？”
“她为什么瞒着，你比我清楚。”父亲的声音不高，但很稳，像一块被压了很久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你这些年怎么对她的，我不想说了。但她是我的女儿。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以后我不会让她再受委屈。”
赵美兰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她大概从没想过，这个在她嘴里“窝囊了一辈子”的男人，会有这样的一天。
知渔走过去，站到了父亲身边。
赵美兰看着他们父女俩，又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瞬间，她的眼神里闪过很多我读不懂的东西。也许是愤怒，也许是委屈，也许是被孤立的恐惧。她咬了咬嘴唇，忽然拎起沙发上的包，转身就往外走。
“妈！”知渔喊了一声。
赵美兰在门口停了一下，没回头，然后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她身后关上的声音，不重不轻，“砰”的一声。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知渔叹了口气，走过去把父亲手里的菜接过来，拎进厨房。父亲站在原地，看着那扇关上的门，背影显得有些落寞，但没有弯腰。
“爸。”我说。
“没事。”他转过身，冲我笑了一下，“你赵姨就是这个脾气，过两天就好了。”
我知道他说的“过两天就好了”未必是真的。赵美兰的脾气不是过两天就能好的，她的心结也不是一顿饭就能解开的。但我不想去追究了。因为在这一刻，在这个破旧的老居民楼里，在我父亲终于站直了的这一刻，有些东西比赵美兰的态度更重要。
那场补办的升学宴，最终定在了正月十二。
父亲选的是城西一家老字号的淮扬菜馆，门脸不大，但开了几十年，口碑很好。他订了一个小包间，只请了最亲近的人——二叔一家、姑姑一家，还有知渔的外婆。加起来正好一桌。
赵美兰没有来。
那天早上，她收拾了几件衣服，说去她弟弟家住几天。知渔拦在门口不让她走，母女俩僵持了很久。最后赵美兰还是走了，走之前撂下一句话：“你们家的事，跟我没关系。”
知渔追到楼下，在楼道口站了很久。后来她上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但没哭出来。她洗了把脸，换上一件喜庆的红毛衣，对着镜子拍了拍自己的脸，说：“走吧，姐。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不许掉链子。”
宴席上，父亲穿了那件深蓝色的新衬衫，领子还是有点硬，但这次他不再不停地扯了。他端着酒杯，站起来，环顾了一圈在座的亲人。
“今天请大家来，”他说，声音有点发紧，但很稳，“是给我女儿时雨补办升学宴。”
二叔和姑姑对视了一眼，他们大概已经从知渔那里听说了前因后果。
“时雨去年高考考了723分，”父亲的声音顿了顿，喉结上下滚了一下，“全省前五十。现在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书。”
桌上安静了一瞬。然后二叔第一个鼓起掌来，姑姑跟着拍手，眼眶已经红了。
“我这个当爸的不称职，”父亲继续说，“这顿饭，晚了半年多。但我想让时雨知道——”他转向我，举着酒杯的手微微发抖，“爸从来就没有不为你骄傲。”
他仰头把那杯酒干了。白酒的辛辣冲上来，他的眉头皱了一下，然后松开，冲我笑了。
那一笑，像把我心里面最后那点酸胀的东西，全给揉开了。
我端起面前的杯子，也站起来。
“爸，”我说，“这半年在北京，我最想的事，就是回来吃你做的糖醋排骨。”
满桌的人都笑了。姑姑擦着眼泪笑，二叔拍着桌子笑，知渔笑得趴在桌上。父亲也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皱纹全挤在一起，深得像刀刻。
窗外，正月的江城难得放了晴。阳光透过包间的纱帘照进来，落在圆桌正中央那盘刚端上来的松鼠鳜鱼上，酱汁在光里泛着诱人的油亮。
二婶夹了一块鱼肚子放到我碗里，嘴里念叨着：“时雨小时候我就说她有出息，看看，我没说错吧？你们老陆家祖坟冒青烟了！”
“那是她妈在天上保佑的。”姑姑轻轻说了一句。
桌子忽然安静了一秒。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我身上，又飞快地移开。
我低头吃了一口鱼。松鼠鳜鱼炸得酥脆，酸甜汁调得恰到好处。我嚼着嚼着，嘴角不自觉地往上弯。
妈，你看到了吗？
我爸终于敢站直了说话。妹妹长大了。我也……挺好的。
这顿饭吃得热热闹闹的。二叔喝多了，拉着父亲的手不撒开，翻来覆去地说“大哥你养了个好闺女”。姑姑偷偷塞给我一个红包，我不要，她硬塞进我口袋里，说这是补去年的压岁钱，不收就是看不起她。知渔从头到尾都在笑，给这个夹菜给那个倒酒，比自己过生日还高兴。
散席的时候，父亲去结账。我跟到前台，看到他掏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厚厚一沓现金。收银员算了算，说八百三。他数了九张红票子递过去，说不用找了，多的算小费。收银员愣了一下，大概很少在这种老字号饭馆里收到小费。
“爸，你哪来的钱？”走出饭店的时候我问他。
“攒的。”他说。
“攒了多少？”
他想了想，很老实地说：“从你知道分数那天开始攒的。”
从八月到正月，六个月。他每个月从自己的生活费里克扣一点，藏起来，攒了这一顿饭钱。不多不少，刚好九百。
我走在正月的阳光里，风很冷，但阳光很好。父亲的脚步声在我身后，手杖敲在水泥地上，不紧不慢的，笃、笃、笃。我没有回头，但我伸手往后摸了一下。
父亲的手杖停了。他大概愣了一下，然后我感觉到一只粗糙的、带着老茧的手，轻轻搭在了我的手心里。
我们就这样，手拉着手，走过了那条种满梧桐树的老街。
第八章 夏至又至
赵美兰在她弟弟家住了大半个月，过完正月十五才回来。
回来的那天，她瘦了一些，脸上的妆容也没以前那么精致了。进门的时候，她看了看客厅里正在写寒假作业的知渔，又看了看厨房里正在择菜的父亲，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身上。那个目光很复杂，不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也不像那天摔门而去时那样愤怒。更像是一种……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说话的尴尬。
“回来了？”父亲从厨房探出头，“吃了吗？”
“吃了。”赵美兰换了拖鞋，语气淡淡的。
然后她进了卧室，关上门。
那天晚上，知渔敲开我的房门，溜进来，反锁上门。她脸上带着一种神秘兮兮的表情，挨着我坐在床边。
“姐，跟你说个事。”
“嗯？”
“我妈刚才哭了。”
我转过头看她。知渔的眼睛在台灯下亮晶晶的，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一种认真的、在努力理解某种复杂情绪的样子。
“她跟我爸说，她这辈子最好面子，结果把里子全丢了。说那天在你面前说的那些话，后来她自己想起来都觉得臊得慌。说她也不是故意要对你不好，就是……”知渔歪着头想了想，“就是习惯了。习惯了把我放在第一位，习惯了觉得你是个外人。等你真走了，她才反应过来，你也是这个家的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呢？”
“然后我爸说，‘你跟我说这些没用，你得跟时雨说。’”知渔模仿父亲的语气，学得惟妙惟肖，“我妈没吭声。但我看她那个样子，应该是想跟你说点什么，又拉不下脸。”
知渔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蹭了蹭。
“姐，你不用原谅她。说真的，我觉得‘原谅’这个词太重了，不是谁都有义务去原谅别人的。但是……”她顿了顿，“但是如果她真的想改，你能不能……给她一个台阶？”
我看着知渔的侧脸。这个姑娘，半年前还是一个活在她妈伞下不问世事的小公主。现在她会说“不用原谅”，也会说“给个台阶”。她学会了在非黑即白之间找到那个灰色的地带，学会了理解人的复杂，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事情。
“你长大了。”我说。
“那是，”她坐直了，一脸得意，“我都大二了！”
我笑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父亲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电饭煲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灶上热着牛奶。赵美兰坐在客厅沙发上，对着镜子涂口红，看到我出来，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我走到她面前，把一杯热好的豆浆放在茶几上。
“赵姨，豆浆热好了。没放糖，您血糖高，少喝甜的。”
赵美兰看着我。她的手停在半空，口红盖子还没拧上。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有很多话堵在喉咙里，又不知道该先说哪一句。
过了好一会儿，她低下头，把口红盖拧好，放回化妆包里。然后她伸手端起那杯豆浆，双手捧着，像是在捂手。
“时雨。”她叫了一声。
“嗯。”
“清华……挺好的吧？”
“挺好的。”
她点了点头，喝了一口豆浆。没有糖的豆浆寡淡无味，但她什么也没说。
“北京冷，多穿点。”她忽然又冒出一句，语气不太自然，像是在背一句从没说过的话。
“知道了，赵姨。”
她低下头继续喝豆浆。我转身准备回房间，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她闷闷的声音——
“你那件厚外套，穿了吗？”
我停住脚步。
那件她塞进行李箱的厚外套，在衣柜最里面挂了一个学期，我一直没碰过。不是因为嫌弃，是因为每次看到它，都会想起那些不太好的事情。
“还没，”我说，“北京暖气足，不太需要。”
“哦。”她的声音里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失落。
我顿了顿，又说：“下学期带上。听同学说倒春寒挺冷的。”
赵美兰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那个亮很短暂，一闪就过去了，但确实是亮了。
“对，倒春寒。”她站起来，往卧室走，边走边说，“那个外套里面有个暗袋，我塞了五百块钱，你到北京再看。”
然后她进了卧室，关上门。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那扇紧闭的卧室门，忽然觉得有点好笑。赵美兰这个人，大概永远不会当面说“对不起”那三个字。她的歉意是塞在暗袋里的五百块钱，是一句别别扭扭的“北京冷多穿点”，是一杯不加糖的豆浆。
不够好。但也不算太晚。
寒假结束，我又坐上了那趟K字头的绿皮火车。这一次，送我的人多了一个。
赵美兰站在父亲旁边，手里拎着一袋水果，橘子苹果梨塞得满满当当。她把它递给我的时候，眼睛不看我，看着旁边那根柱子，说：“路上吃。”
知渔在旁边捂着嘴笑，被她妈瞪了一眼。
“到了北京打电话。”父亲拄着手杖，站在检票口外面，穿了一件新夹克——知渔说是我走了以后赵美兰给他买的，他嫌贵，赵美兰硬塞给他的。
“一定打。”
“生活费不够了就说。”
“知道。”
“别太省，该吃的吃。”
“好。”
检票的队伍开始移动。我拖着我那个咯吱作响的旧行李箱，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检票口的时候，忽然听见赵美兰喊了一声——
“时雨！”
我回过头。
赵美兰往前走了两步，嘴唇翕动了一下，声音比刚才小了半截：“放假……早点回来。”
她说完就把脸别过去了，动作有点僵硬，像是在遮掩什么。
“知道了。”我说。
然后我刷了身份证，走进了站台。
高铁启动的时候，我还是靠着车窗往外看。站台上父亲拄着手杖站得笔直，知渔挥舞着胳膊，赵美兰站在他们身后，没有挥手，但她没有走。
我把手贴在玻璃上，冲他们摆了摆。
火车驶出站台，阳光透过车窗照进来，落在手背上，暖暖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和父亲的对话框。上一次对话还是过年前——“到了”“好”“早点睡”“嗯”。我打了几个字，发了过去。
“爸，我在外套里发现了六百。”
那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闪了好一会儿。
“你赵姨说，让我跟你说，那五百是去年的。今年的一百是她补的。”
我看着这行字，忍不住笑了。
“你帮我跟她说，谢谢。”
“好。”
隔了几秒，他又发来一条——
“爸自己也塞了两百。在最里面的口袋。”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那件厚外套的暗袋——赵美兰塞了五百。又摸了摸最里面的口袋——果然还有一个折得小小的、用橡皮筋捆着的两百块钱。橡皮筋是老式的那种，黄色的，不知道从哪个菜摊上留下来的。
我攥着那两百块钱，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窗外，南方的冬天正在慢慢往后退。而我在往前。
列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明暗交替的光线落在眼皮上，像是有人在一盏一盏地开关灯。我心里那根绷了很多年的弦，在这样明暗交替的光里，一点一点地松了。
不是断了，是松了。
北京的银杏树又绿了。
大三那年春天，知渔来北京看我。她一个人坐高铁来的，背着一个双肩包，站在清华西门门口东张西望，看到我的时候跑过来，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姐！你们学校太大了！我差点迷路！”
她胖了一点，头发又长了，扎成马尾，看起来很有精神。她说她是来北京参加一个金融方向的夏令营面试，顺便来看看我。我带她逛了清华园，二校门、荷塘、图书馆，每到一个地方她都要拍照，说回去给爸看。
“爸的腿彻底好了吗？”我问。
“好了，不利索的时候都不让人看出来。”知渔摘了一片银杏叶子，夹进笔记本里，“他现在可神气了，逢人就说我女儿在清华。小区门口修鞋的老张头都知道你，说陆师傅家的闺女是文曲星下凡。”
我笑了。“没那么夸张。”
“真的！”知渔挽着我的胳膊，“我妈现在也不说你了。上回有人来家里打牌，人家问你家老大在哪上学，她下巴一扬，说‘清华’。我靠，那个语气，比当年说我考上江南大学的时候还骄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姐，”知渔忽然停下来，侧过身看着我，“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后悔吗？瞒了我爸半年那件事。”
清华园里的银杏树刚换了新叶，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透亮。有风吹过，叶子沙沙地响，像是谁在远处翻书。
我想了很久。
“不后悔。”我说，“那半年很难熬，但我如果不那么做，你爸可能到现在都不敢在你妈面前站直了说话。有些事，非得逼到那个份上，才有个结果。”
知渔点了点头，像是在消化我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
“那我再问一个。”
“嗯？”
“你觉得……我们家现在这样，算不算好了？”
我看着远处的荷塘，水面上漂着几片睡莲的叶子，还没到开花的季节，只有一片宁静的绿。
“不算特别好，”我说，“但也不错了。各人有各人的毛病，能坐在一起吃饭，就是好的。”
知渔笑了，挽紧了我的胳膊。
“走吧，带我去吃你们食堂那个据说超级好吃的麻辣香锅！”
“谁跟你说的？”
“你舍友！方小棠！她在朋友圈说的！”
我叹了口气。方小棠这个叛徒。
那天晚上，知渔住在我宿舍。她窝在客房的床上，抱着被子，忽然说了一句：“姐，我妈其实偷偷存了一笔钱，说是等你毕业的时候给你买车的。”
我愣了一下。“她说的？”
“我偷听到的。她跟我爸说的，说‘时雨那孩子在外面不容易，咱也帮不上什么忙，存点钱给她买个代步车，别让她在北京挤地铁了’。”知渔翻了个身，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语气很认真，“姐，你说我妈这个人，到底算好还是不好？”
我想起赵美兰说“龙生龙凤生凤”时嘴角往下的弧度，想起她塞进暗袋里那五百块钱，想起她在站台上别扭地喊“早点回来”，想起父亲转述的那句——“今年的那一百是我补的”。
“她不算个多好的人，”我说，“但她也在学。”
知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在黑暗里笑了一声。
“姐，你这句话，比我听过的所有道理都管用。”
第九章 白昼最长的那一天
毕业那年夏天，父亲和赵美兰坐高铁来了北京。
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来北京。父亲穿了一件新衬衫，藏青色的，赵美兰给他挑的，领子软硬适中。他不再不停地扯领子了。赵美兰穿了一身暗红色的套装，头发烫了小卷，涂着淡色的口红。她站在清华东门口，仰头看着门匾上那四个大字，看了很久。
“比照片上看着大多了。”她说。
知渔也来了。她特意请了三天假，从上海飞过来的。她毕业后去了上海一家证券公司，干得不错，已经能独立带项目了。她说她妈为了来北京，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置办衣服，紧张得跟新媳妇见公婆似的。
父亲拄着手杖在校园里慢慢地走。他的腿在阴天还是会隐隐作痛，走快了就有点跛。但他坚持要自己走，不要人扶。他说要好好看看女儿读了四年书的地方。我们走过银杏大道、走过图书馆、走过计算机系的红砖楼，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停下来，认认真真地看一会儿。
在二校门前，赵美兰忽然拉住我的胳膊。
“时雨，你站那儿，我给你拍张照。”
我站在二校门下，阳光从头顶洒下来，有点晃眼。赵美兰举着手机，眯着眼睛调角度，嘴里念叨着“往左一点”“头抬一点”“笑一下”。父亲站在她旁边，拄着手杖，也眯着眼睛看我。
“好了！”赵美兰低头看照片，嘴角的弧度慢慢漾开。
知渔凑过去看了一眼，大叫了一声：“妈你拍照技术见长啊！姐你看着跟明星似的！”
父亲把手机接过去，看了很久。他用食指的指腹抚过屏幕上我的脸，就像几年前在厨房里抚过那个写着723分的手机屏幕一样。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笑了。
“走吧，吃饭去。爸请你。”
毕业典礼结束后，我们一家人去吃了一顿涮羊肉。铜锅炭火，清汤翻滚，羊肉切得薄如纸片，在沸水里一涮就变了色。父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肉，赵美兰在旁边说“她自己会夹”，但还是把麻酱碟推到了我面前。知渔吃得满嘴是油，嘴里塞着羊肉还要说话，差点呛着。
“时雨，”赵美兰放下筷子，看着我，语气里有种难得的正式，“以前的事，赵姨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抬起眼睛看她。
“你知道赵姨这个人，嘴硬，好面子，有时候话说得难听。”她的手在桌上搓着餐巾纸，眼睛不看我，看着锅里翻滚的清汤，“这几年我也想了。知渔有知渔的命，你有你的路。你能走到今天，是你自己的本事。赵姨没帮上什么忙，还给你添了不少堵。”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团被揉皱的餐巾纸放在桌上，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妆有点晕了，但表情很平静。
“赵姨不指望你原谅。但赵姨想说——你爸没有白疼你。你妈在天上看到了，也会笑的。”
火锅店里人声鼎沸，服务员端着盘子穿梭来去，隔壁桌在大声划拳。但我们这桌忽然很安静。铜锅里的炭火噼啪响了一声，汤底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赵姨。”我开口。
“嗯。”
“那件厚外套，北京倒春寒的时候我穿了。里面那个暗袋的五百块钱，我一直没花，留着当压岁钱了。”
赵美兰愣了一秒，然后扑哧一声笑出来。那笑声里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如释重负。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角，嘴里念叨着：“你这孩子，跟你爸一样，记这些干嘛……”
知渔在旁边悄悄拽了拽我的袖子，冲我竖起一个大拇指。
父亲没有说话。他只是又往我碗里夹了一筷子羊肉，那片肉在麻酱碟里打了个滚，油亮亮的。
那顿火锅吃了两个多小时。吃到后面，赵美兰跟知渔抢着结账，最后还是父亲趁她们俩争执的时候悄悄去前台把单买了。走出火锅店，北京的夏夜凉风习习，知渔挽着她妈的胳膊走在前面，我扶着父亲走在后面。
“爸。”
“嗯？”
“你刚才付了多少？”
“你别管。”
“是不是又攒了半年？”
他笑了，拍了拍我的手背，没说多少，只说了句：“今天高兴。”
我握紧了他的手。他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指缝里那些机油印子淡了一些，但还能看出来。这些年，他修了多少辆车，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修不了的，是自己那条断过又接上的骨头，和自己那颗在妻子早逝后支离破碎的心。而今天，在这个白昼最长的夏夜里，他终于在女儿的毕业典礼上，把那颗心也接上了。
回到学校，我送他们到校门口打车。赵美兰上车前，忽然回过头，从包里掏出一个红色的首饰盒，塞到我手里。
“你妈留下的。”她说，声音轻得几乎被夜风吹散，“你爸一直收着，说等你毕业了给你。”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只玉镯。碧绿温润，在路灯下泛着幽幽的光。我认得这只镯子——我妈生前戴了很多年，临终前从手腕上褪下来，放在父亲手心里。
“戴着吧，”赵美兰的声音有点哑，“你戴上肯定好看。我试过了，手腕太粗戴不进去。”
这个蹩脚的、别别扭扭的赵氏笑话，把所有人都逗笑了。
我把玉镯套在手腕上，不大不小，刚刚好。
“好看。”父亲说。
出租车走远了，尾灯在银杏大道尽头变成两个小小的红点，融进北京的夜色里。我站在校门口，手腕上的玉镯贴着皮肤，凉凉的，滑滑的，像我妈的手。
手机响了。是知渔发来的消息。
“姐，我爸在车上哭了。第一次看到他哭。”
下面紧跟着又发了一条——
“不过你放心，是笑着哭的。”
我在路灯下站了一会儿。银杏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清华园里的灯火星星点点，来来往往的学生骑着单车从我身边经过，笑声散在夜风里。我抬起头，看着北京夏天深蓝色的夜空，一颗星星都没有，但月光很好，干干净净地洒下来，把整条银杏大道照得亮堂堂的。
尾声 你我皆是凡人
后来我留在了北京。在一家不错的互联网公司做算法工程师，租了一间朝南的小一居，阳台上养了几盆绿萝，窗户正对着一棵银杏树。每到秋天，金黄的叶子落满阳台，我就想起江城的梧桐，想起父亲拄着手杖站在老居民楼下的样子。
赵美兰学会了用微信视频。每个周末打过来，问这问那，话题从“吃饭了没”慢慢扩展到“公司有没有合适的小伙子”。我说没有，她就叹气，说清华出来的姑娘怎么还单着。父亲在旁边插嘴说，急什么，时雨心里有数。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拌嘴，吵的内容几十年如一日，但语气已经不一样了。
知渔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去年升了总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带回家给父亲和赵美兰看，赵美兰高兴得当天就发了九宫格朋友圈。知渔后来打电话跟我吐槽，说她妈现在逢人就说“我两个女儿，一个在清华，一个在江南大学，大的在互联网公司，小的是金融精英”。当年那些她用来夸知渔一个人的话，现在分了一半给我。
我说，你妈就是这样，你别跟她计较。知渔在电话那头笑，说，我才不计较，我巴不得她多夸夸你呢。省得天天盯着我催婚。
去年春节回家，父亲的白发又多了些。他退休了，在小区门口支了个修车摊，不为赚钱，就是闲不住。邻居家的孩子自行车掉链子了都来找他，他乐呵呵地修，修完还不收钱。赵美兰骂他傻，他说闲着也是闲着。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修车摊旁边的马扎上，看父亲给一辆童车换轮胎。夕阳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他弯着腰，动作比前几年慢了不少，但依然很稳。换好轮胎，他把车子倒过来转了转轮子，听着轴承转动的声音，满意地点了点头。
“爸，你还记不记得，那年你送我复读班订金借了七千块？”
“记得。”他头也没抬。
“后来那钱还了吗？”
“还了，第二年就还了。”
“你怎么还的？”
他停下手里的动作，侧过头看着我笑了。夕阳把他的脸照得红彤彤的，皱纹的沟壑里藏满了光阴的影子。
“加班，修车，少吃几顿肉。”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时雨，”他把扳手放回工具箱里，用抹布擦了擦手，“爸这辈子没什么本事。挣不了大钱，也争不了什么气。但是把你供出来，是爸这辈子做过的最对的一件事。”
我们父女俩坐在夕阳底下，旁边是一辆刚修好的红色童车，远处是成群结队放学回家的小学生。知渔打来视频，说今年过年她带男朋友回来，让赵美兰多做几个菜。赵美兰在镜头外面喊：“早说！我都腌好咸肉了！”
父亲对着手机屏幕笑，露出几颗补过的牙。
我靠在修车摊的躺椅上，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那个十七岁的小姑娘——那个把723分藏了半年、独自一人拖着旧行李箱坐上北去列车的小姑娘——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了。
她做过的事，对也好错也好，倔强也好任性也好，都长成了现在的我。
手腕上的玉镯碰了一下椅子的扶手，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
我抬起头，江城的傍晚，天边烧着火烧云，和很多年前那个夏天一模一样。
蝉鸣还没开始。
但夏天已经到了。
（全文完）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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